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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少年的情绪调节策略对创伤后应激障碍和创伤后成长来自社会支持的调节作用课件》由会员上传分享，免费在线阅读，更多相关内容在教育资源-天天文库。
1、青少年的情绪调节策略对创伤后应激障碍和创伤后成长的影响：社会支持的调节作用作者：周宵，伍新春，曾旻，田雨馨文章来源：心理学报2016,Vol.48,No.8报告人：张静静指导老师：罗禹老师主要内容1、引言2、方法3、结果4、讨论1、引言大量研究表明,经历创伤后的个体可能会出现诸如抑郁、焦虑、创伤后应激障碍(posttraumaticstressdisorder,简称PTSD)等消极心理反应(Goenjianetal.,2000;Hovens,Giltay,Spinhoven,vanHemert,&Penninx,2015;McLean,Yeh,Rosenfie
2、ld,&Foa,2015)。其中,PTSD被认为是最典型、最常见的消极心理问题(Wangetal.,2000;Wilson,Friedman,&Lindy,2004)。研究者逐渐发现,创伤后的青少年不仅仅存在消极的心理反应,也可能出现积极的心理变化(Cryder,Kilmer,Tedeschi,&Calhoun,2006;Linley&Joseph,2004;Milam,Ritt-Olson,&Unger,2004;Yingetal.,2014)。Tedeschi和Calhoun(1995)将这种变化称为创伤后成长(posttraumaticgrowth,简称
3、PTG),它是指个体同主要的生活危机进行抗争后所体验到的一种积极心理变化,主要包括自我觉知的改变、人际体验的改变和生命价值观的改变等三个方面的内容(Tedeschi&Calhoun,1996)。前人的相关研究：目前大量的实证研究主要关注的是个体认知的调节与PTSD和PTG的关系(Cannetal.,2011;Cryderetal.,2006;Taku,Cann,Tedeschi,&Calhoun,2009;Zhou,Wu,Fu,&An,2015;周宵,伍新春,安媛媛,陈杰灵,2014;周宵,伍新春,袁晓娇,陈杰灵,陈秋燕,2015),认为改变人们的认知、重新建
4、构创伤后世界的意义,有助于降低人们的PTSD、增加人们的PTG(Calhoun&Tedeschi,2006;Janoff-Bulman,1992),而对个体的情绪调节在其创伤后心理反应中的作用关注得还很少。情绪调节的过程模型(Gross,2002)认为,在面对压力情境时,个体需要采用一定的策略来调节其情绪反应,以促进其身心健康的发展。认知重评是一种前提聚焦型(antecedent-focused)策略,可以被看作是认知活动的一种形式,它可以改变潜在的情绪诱发情境,修复个体不良的心境,甚至重新理解压力情境(Gross,1998b),这有助于个体重新建构压力后的世
5、界意义,减少个体的不良情绪,实现压力后的适应和发展。作为情绪调节的另一种策略,表达抑制被认为是一种反应聚焦型(response-focused)策略,它是个体在情绪倾向被完全激活后而采取的一种调节行为,主要强调对个体情绪状态的压抑。这种压抑可能会增加个体的生理唤醒(Gross,1998a),降低情绪调节能力,导致情绪调节困难(vanderKolk,Roth,Pelcovitz,Sunday,&Spinazzola,2005),从而使个体在面对创伤事件时,难以有效地处理自身的情绪反应,从而可能导致并加剧PTSD(Foa&Riggs,1993;Roemer,Lit
6、z,Orsillo,&Wagner,2001),减少个体的积极心理变化(Kashdan,Barrios,Forsyth,&Steger,2006)。通过对以往的理论和实证研究进行系统回顾,我们发现社会支持可能是其中重要的调节变量。对此,情绪调节的社会背景假设认为,情绪调节发生在一定的社会背景之中,社会关系建构了情绪调节的外部资源,它可能弱化、也可能增强情绪调节对心理反应的影响路径(Marroquín&Nolen-Hoeksema,2015)。目前关于情绪调节策略与创伤后心理反应关系的研究很少纳入社会支持这一变量。虽然有研究已经开始关注到情绪调节策略与PTSD或
7、PTG的关系(Bodenetal.,2012;Dunmoreetal.,1999;Ehringetal.,2006;Gangstadetal.,2009;Mayouetal.,2002;Mooreetal.,2008),但是都未同时考察情绪调节策略与PTSD和PTG的关系。基于此,我们拟以雅安地震后的青少年为被试,考察社会支持在情绪调节策略与PTSD和PTG之间关系中的调节作用。（2）研究工具灾难暴露程度问卷情绪调节策略问卷社会支持问卷儿童创伤后应激障碍症状量表创伤后成长问卷（3）程序及数据处理1、实测程序：本研究以雅安市芦山县的两所中学的学生为被试,采取整群
8、抽样的方式,在征得学校、所在班级班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