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喻世明言》中死亡书写的道德教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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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喻世明言》中死亡书写的道德教化　　摘要：“劝善”是《喻世明言》的创作意图之一，基于此，死亡书写是小说家常用的表现手法之一。本文将《喻世明言》中的死亡书写分为惩罚性死亡、献身性死亡、灾难性死亡和生存性死亡四大类。其中生存性死亡属客观死亡，略去不谈。通过对死亡类型的细分，不难发现小说家期望借惩罚性死亡惩戒坏人恶事，借献身性死亡褒扬好人义事，借灾难性死亡批判使无辜者受难的死亡制造者，从而实现其道德教化的创作意图。　　关键词：喻世明言；死亡书写；道德教化；劝善　　《喻世明言》作为俗文学的优秀之作，其功能正如鲁迅先生所言：“以

2、意度之，则俗文之兴，当由二端，一为娱心，一为劝善，而尤以劝善为大宗。”作为市民日常的娱乐消遣方式之一，《喻世明言》的“娱心”功能不必赘述。而“劝善”功能则是通过描写人物的悲欢离合进而实现直接或间接的道德说教，其中，死亡书写是小说家最常使用的方式之一。道德因素隐含在整个死亡叙事过程中，成为作者构建死亡情节的重要情感指向。　　纵观《喻世明言》中的死亡情节，可将其分为四大类：惩罚性死亡、献身性死亡、灾难性死亡和生存性死亡。其中，生存性死亡是一种客观死亡，比如人物因年岁高而老死、病死。这类型的死亡反映的是自然界生命生存的基本法

3、则，并不一定承担特定的旨意，它往往只是构成叙事或抒情的一个环节，或推动情节发展，或表示故事尘埃落定，这类型的死亡书写往往不存在小说家的主观道德褒贬，故而略去不谈。下文将分三个部分，着重探讨惩罚性死亡、献身性死亡和灾难性死亡背后的道德教化。　　一、惩罚性死亡　　惩罚性死亡是指人物因犯错而遭受来自外部力量的制裁。既有惩罚，则必有受惩方和施惩方，受惩方是指因犯了错误而需要承担的相应责罚的一方，即日常所说的代表“坏”、“恶”的一方，而施惩方则代表了制定规则的评判方，是代表“好”、“善”的一方。小说家通过施惩方的行为和言语来弘扬

4、正义，通过受惩方得到应有惩罚来警示世人，两者的共同目的都是“劝善”。而根据受惩方与施惩方的关系，又可将惩罚性死亡细分为受惩方与施惩方分离的死亡、无明显施惩方的死亡、受惩方与施惩方合一的死亡。　　受施分离是惩罚性死亡中数量最多的一类，在《喻世明言》中极为常见，通常表现为作恶多端的坏人受到来自正义力量的制裁。在这类死亡书写中，受惩方与施惩方十分明确且截然分离，受惩方无恶不作，最终受到来自施惩方的严厉制裁。如在第十五卷《史弘肇龙虎君臣会》中，尚衙内见色起意，却“见主人不肯，今日来此掀打”，最后被郭威一刀了结。再如第二十卷《陈

5、从善梅岭失浑家》中的镇山虎杨广，“占据南林村，打家劫舍，杀人放火，百姓遭殃”，最终被陈从善一矛刺于马下，“枭其首级，杀散小喽??”。小说家通过书写受惩方的死亡，印证“恶有恶报”的朴素道德观，从而达到道德教化的目的。然而在这类故事中，施惩方既可以是人，也可以是人死后的灵魂。比如在第二十四卷《杨思温燕山逢故人》中，韩思厚之妻郑义娘为夫守节而死，韩思厚发誓“我当终身不娶，以报贤妻之德”，然而却因贪恋美色娶了孀妇刘金坛。刘金坛原是冯六承旨之妻，其夫死后，“其妻刘氏发愿，就土星观出家，追荐丈夫”，然而她也违背誓言，花钱还俗后嫁给

6、韩思厚。违背誓言的两人最终被两个鬼魂掷入水中溺死。“一负冯君罹水厄，一亏郑氏丧深渊”，两人的死亡也恰恰说明了“善恶临终总有报，举头三尺有神明”的报应观，这对于听者而言，无异于一场形象生动的道德说教。　　无明显施惩方的死亡是指施惩方模糊不清。在这类死亡中，死亡个体虽然也是被惩处而亡，然而施惩方却是隐匿的，施惩方的执行权实际上大多由具有抽象意义的某种道德标准承担。从受惩方的意愿来看，其死亡并非出于主动自愿，而是被迫接受，受惩方无力逃脱死亡的惩罚，小说家的道德教化目的也随之达成。这类死亡在《喻世明言》中多表现为人物突然生病，

7、最后小病致死。如在第一卷《蒋兴哥重会珍珠衫》中，陈大郎“只图自己一时欢乐，却不顾他人的百年恩义”，设计与蒋兴哥之妻三巧儿偷情，后得知蒋兴哥休了三巧儿，突然受惊害病，“这一惊非小，当夜发寒发热，害起病来。这病又是郁症，又是相思症，也带些怯症，又有些惊症，床上卧了两个多月，翻翻覆覆只是不愈”，最终病死他乡。他的死并非自愿，而是小说家的刻意安排，小说家想借陈大郎之死教化世人“殃祥果报无虚谬”。再如第二十六卷《沈小官一鸟害七命》中的张婆，其丈夫张公谋财害命，张婆见老伴被凌迟而死，“惊得婆儿魂不附体，折身便走。不想被一绊，跌得重

8、了，伤了五脏，回家身死”。张婆虽无害人，但她享用了丈夫杀人得来的不义钱财，故而也遭了报应，正应了说话人在结尾处所说的“积善逢善，积恶逢恶。仔细思量，天地不错”。在这类的故事里，无形的道德准则获得了施惩权力，俨然如一个无所不知、无处不在的神明，作恶者谁也逃脱不了受惩罚的命运，迟早会接受死亡的审判，故而这种死亡书写的道德警示力度也就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