养老保险基金的真正问题出在社保费缴纳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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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养老保险基金的真正问题出在社保费缴纳制度　　今年4月，广东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游宁丰、黄伟鸿率部分常委会组成人员、财经委员会委员及省人大代表分别来到茂名、韶关等地调研当地社保基金管理情况时发现，茂名市XX年企业养老保险基金竟然出现“赤字预算”，游宁丰愤怒的指责该市官员，说这种行为是是违法的，而该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一名副局长辩解说：“如果强制征收社保费，全市餐饮、酒楼等服务行业都得倒闭。”　　这一言论引得广东省人大代表纷纷提出质疑，也引发一些媒体和社会人士发表评论。但遗憾的是，多数评论并没有深入了解社保费缴纳征收制度，似乎相对片面。　　燕赵都市报署名王攀的评论文章《为拒缴社保费辩护的官员应该补课》

2、指出：作为政府官员，特别是社保部门的官员，担负着社会保障制度这一“安全网”和“减震器”的维护责任，抛弃社会价值判断，为企业拒缴社保费辩护，不仅是站错了位置，还是背离了其社会管理的职责。用实证表述分析问题，还是用规范表述去分析问题，对于政府官员来说，当然是后者，但从社保官员为企业拒缴社保费辩护看，他还要补补课。　　也有一些观点认为：作为平衡这种失衡博弈的职能部门，社保局不该站在资方的立场上，理应向弱势的劳动者倾斜。“强征社保费、服务业都倒闭”的背后，是明晃晃地制度抵抗力，它把执法者的阳奉阴违作为“显规则”写在脸上，如此的“社保”保护的究竟是谁呢?　　但查阅最先报道这一事件的《广州日报》，发现通篇

3、并没有出现“劳动和社会保障局的官员为拒缴社保费的企业辩护”，用的词是“辩解”。如果报道属实，那么其它媒体指责社保官员为企业拒缴社保费“辩护”就并不符合事实。　　强调这一点并不是在玩弄文字游戏，没人反对从社会价值判断这一道德高度去指责社保官员的辩解。但是，如果不对制度是否存在问题进行分析，不从制度层面寻求解决办法，只是对揭示出存在问题的负责具体工作的人员进行简单化的指责，不但无助于问题的解决，也容易助长官员只看“上面”，不理“民间”的工作作风。　　因此，不应简单的将社保官员的辩解看作无能官僚的文过饰非，而要认识到辩解者是以具体负责的工作人员身份(这是建立在该官员确实在认真工作，且对社保工作存在的

4、问题有切身体会和深入认识的假设基础上)，对全面执行社保费缴纳制度提出了质疑。　　从XX年开始，中国的财政支出结构开始回归公共财政本位，社会事业的发展被摆到了首要位置，彰显了公共财政公共性和公益性的本质特征，加大了对社会发展薄弱环节的支持保障力度，社会保障体系建设、教育卫生事业发展和环境保护的加强都是这一转变的重要体现。但是，关注民生问题、弥补以往公共财政缺失并非一蹴而就，制度向完善合理的方向演变需要时间和过程，上述事件就比较典型的反映了中国在社会保障方面存在的问题。　　现阶段，中国在社保体系上存在严重的“一国两制”现象，企业单位与事业单位(公务员为主)在缴纳社保费上存在重大差别。企业职工的社会

5、保险资金主要靠雇主和个人交纳，职工的养老金以个人缴纳账户为基数，而公务员的社会保险费则来源于国家财政拨款，在职公务员的养老保险完全由国家财政一手包揽，不从个人工资中扣除，不参加社保体系。相同工龄的企业职工与一般国家公务员的退休金差别达2-3倍。对于农民工来说更不公平，城镇居民失业或养老有基本的保障，农民工却无缘享受。　　中国人口众多，存在庞大的相对剩余劳动力，劳动密集型企业是中国容纳就业人员的主力。但中国目前对企业征收的基本养老保险费却是按“人头”(按职工工资)计，不同类型的企业负担悬殊。　　假设有一个100人的资本密集型企业，职工年平均工资是50000元。同时还有一个1000人的劳动密集型企

6、业，职工年平均工资是25000元。如果社保中企业缴纳部分是职工工资总额20%，那么后者需要多缴纳400万元。　　再假设不实施养老保险制度资本密集型企业和劳动密集型企业年营业额分别为4000万和6000万，年利润一样为400万元，那么，实施养老保险制度后，同等条件下，资本密集型企业能获得300万利润，而劳动密集型企业则要亏损100万元。　　由此可以看出，劳动密集型企业为1000人提供就业机会，其发放的工资和缴纳的养老保险费共计3000万元，以目前中国的社会现状来看，其起到的社会效益无疑比资本密集型企业要大，但反而因此不能生存。　　上述数据虽属假设，但足以说明对企业按“人头”计征收基本养老保险费，

7、严重抑制了劳动密集型的生产企业和一些能吸纳大量就业人员的服务行业的生存发展。但如果以营业额的5%比例来开征社保税，在上述假设中，资本密集型企业仍有200万利润，劳动密集型企业利润也有100万，相对兼顾了企业效益和社会效益。　　此外，中国主要税种为增值税，劳动密集型产业主要成本是劳动力，原材料占成本比例小，生产为产品后，销售价格与材料成本之间相差较大(增值大)，必然造成增值税负担过重，也带来按增值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