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有为ppt（2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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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康有为：教主、政客、学者生平（一）朱次琦：19岁—22岁忽见天地万物皆我一体，大放光明，自以为圣人，则欣喜而笑，忽思苍生困苦，则闷然而哭。离开书斋。隐居西樵山，被张鼎华翰林所赏识1879，香港，不能以狄夷视西人1883年，上海，江南制造局译书，3000册总共销书，12000册，他的西学知识的来源1884年，马江战败，立志救国1884－1888年，养病1988年，开始上书1890年（光绪十六年）春，他举家迁往广州，并开始讲学。由于他以布衣上书的名气很大，致使当时正在学海堂书院读书的陈千秋、梁启超等人纷纷前来请益，并为他的学识所折服，愿为弟子。这时，青年学

2、子也慕名闻风而来，康有为应陈、梁之请，便租赁长兴里邱氏书屋，正式开办学舍，创建万木草堂。此时的梁启超刚在广东乡试中考取第八名举人，少年有为；而康有为虽然年长，但因科举考试不顺，不过是一名监生而已。按照当时的科举习惯，梁启超中举在先，应是康有为的“前辈”。但二人相谈甚欢，梁启超后来追忆这段往事时说，康有为的一席话“大海潮音，作狮子吼”，他才明白自己以往所学不过是应付科举考试的敲门砖而已，根本不是什么学问。经过一番思考之后，他毅然决定拜“监生”康有为为师。万木草堂万木草堂开设四种课程：义理之学、经世之学、考据之学和词章之学。义理之学，包括孔学、佛学、周秦诸

3、子之学、宋明理学、泰西哲学等；经世之学，包括有政治原理学、中国政治沿革得失、万国政治沿革得失、政治应用学、群学等；考据之学，包括中国经学、史学、万国史学、地理学、数学、格致学等；文字之学(词章之学)，包括中国词章学、外国语言文字学。这些课程，虽然还是以传统的学术为主干，但与当时专学八股、帖括词章的传统学堂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体育方面，除规定上体育课之外，康有为又将体育与习礼结合起来，寓体育于礼仪音乐之中，并举行兵操和射击练习。在弟子们的帮助下，康有为编著《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托古改制，宣传今文经说，鼓吹维新变法。起初有学生不满20人，后增至1

4、00多人经学康氏从六岁开始读经，“从番禹简侣琴先生风仪读大学中庸论语并朱注孝经”。十二岁时便“尽读周世孔氏之遗文。乃受经说及宋儒先之言”。十九岁从师于大儒朱九江（1807-1881），“日读宋儒书及经说、小学、史学、掌故词章”，“攻周礼、仪礼、尔雅、说文水经之学，楚辞汉书文选杜诗徐庾文，皆能背诵”。《康南海自编年谱》，《康南海遗著汇刊》，蒋贵麟主编，第3页同上，第9页康有为与廖平的公案自光绪十四年始，康氏开始发古文经之伪，以公羊《春秋》作重心的今文经为真。光绪十六年（1890年），康氏会见经学大师廖平，后者彼时已写成《辟刘篇》、《知圣篇》两书，攻古学之

5、伪。康氏与廖平切磋后改宗今文经学，“有为早年，酷好《周礼》，尝贯穴之著《政学通议》，后见廖平所著书，乃尽弃其旧说”。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朱维铮校注：《梁启超论清学史二种》，复旦大学出版社，1985年，第63页钱穆在著名的《近三百年中国学术史》中关于康有为的专章里讲得就很明白。他认为，康有为的主要论著之一《新学伪经考》直接继承自今文经学大师廖平，但康本人对此一直避而不谈。廖平本人对此也颇为不满，认为康有为是在与他谈话，并读了他的著作之后，只一年时间就推出了伪经考，明显有抄袭之嫌。廖平甚至专门致书康有为，批评道，“……吾两人交涉之事，天下所共闻知。余

6、不愿贪天功以为己力，足下之学自有之可也，然足下深自讳避，使人有向秀(注:此为廖平笔误，应为郭象，汉代人认为郭象剽窃向秀)之谤”。新学伪经在光绪十七年出版的《新学伪经考》中，他为了将孔子塑造成改革家和为万世立法的制宪家，把所有的古文经例如《毛诗》、《春秋左氏传》、《周礼》、《逸礼》，都说成是刘歆的伪作。至光绪二十二年完成另一部争议极大的经学著作《孔子改制考》，将孔子塑造成为圣王。从光绪十八年到光绪二十八年，他结合春秋三世说与礼运大同生平说衍生出大同思想，并且对所有的经书进行重新商榷，《中庸注》（1901）、《礼运注》（1901-1902）、《大学注》（1

7、902）就是这一时期的著作。看重春秋五经中康氏最为重视的莫过于《春秋》，他以《春秋》作为其重构儒学的媒介。在其《春秋董氏学》里康氏显示了对于春秋独一无二的偏好：“孔子之道何在？在六经。六经粲然深美，浩然繁博，将何统乎？统一于《春秋》”康有为将“通经致用”发挥到极致，他从公羊学的“通三统”、“张三世”的观点出发，构造出一个“托古改制”的体系。康有为：《春秋董氏学自序》，《康有为全集》第二集，第307页胡安国论春秋《春秋传序》中对于《春秋》与其他儒经之间的关系的论述可谓有见：“《春秋》见诸行事，非空言比也。公好恶则发乎《诗》之情，酌古今则贯乎《书》之事，兴

8、常典则体乎礼之经，本忠恕则导乎乐之和，著权制则尽乎《易》之变，百王之法度、万世之准绳皆在此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