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寅恪学案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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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寅恪学案二“国可亡，而史不可灭”——陈寅恪学案（二）二、“国可亡，而史不可灭”　　寅恪先生平生治学，范围极广，一言以蔽之，则曰历史。对此，俞大维指出[1]：　　在讲寅恪先生治国学以前，我们先要了解他研究国学的重点及目的。他研究的重点是历史，目的是在历史中寻求历史的教训。他常说：“在史中求史识。”因是中国历代兴亡的原因，中国与边疆民族的关系，历代典章制度的嬗变，社会风俗、国计民生，与一般经济变动的互为因果，及中国的文化能存在这么久远，原因何在?这些都是他研究的题目。此外，对于所谓玄学，寅恪先生的兴趣则甚为淡薄。　　“国史”乃寅恪先生一生治学研究的重心。对于史，他无书不读，与一般人看法不同处，是他特别注重各史书中的志书……关于各种会要，他也甚为重视，尤其重视《五代会要》等。他也重视《三通》……寅恪先生特别注重史识，前已说过，因此他很钦佩刘知几与章实斋。他尤其推崇司马温公《通鉴》的见解，读过他《隋唐政治史述论稿》者，都能看到这一点。本人认为寅恪先生的史识，超过前人，此所谓“后来居上”者是也。与寅恪先生“两代姻亲，三代世交，七年的同学”的俞大维确是他学术上的知音[2]，历史正是先生治学的重点与旨归[3]。寅恪先生因在历史学领域的卓越贡献而蜚声中外，而在传统史学的基础上，开创中国史学研究的新纪元，正是他对中国学术的主要贡献。　　与其同时代人相比，寅恪先生并不是唯一重视历史的人。1925年，梁启超就强调：“吾希望清华最少以下三种学问之独立自任：一、自然科学——尤注重者生物学与矿物学。二、工学。三、史学与考古学。”[4]同年，姚名达请教于梁启超，“问先生近日患学问欲太多，而欲集中精力于一点，此一点为何?先生曰‘史也!史也!’”[5]同任清华国学院导师的王国维“考释殷书开盛业，钩探商史发幽光”，[6]也以历史研究见长。与同仁不同的是，历史对陈寅恪先生而言，并不是诸种社会人文科学中的一种，而是治诸学的关键。杨树达以治史之法诂释《论语》，先生认为前无古人，“诚可为治经者辟一新途径，树一新模楷也”，[7]高度赞誉；从事比较语言学，先生强调“必具一历史观念”，否则认贼作父，自乱其宗统[8]；先生钩索沉隐，以史实证释元白诗，并告诫世人：“今之读白诗，而不读唐史者，其了解之程度，殊不能无疑。”[9]则经史子集均须以治史之法治之。而更重要的是，史是关乎华夏民族国家兴亡的最重要精神源泉，从事历史研究是寅恪先生探寻中华民族前途、爱国救国的自觉选择。　　在《吾国学术之现状及清华之职责》[10]一文中，先生深切阐发了其重视历史的原因，即： 　　至于本国史学文学思想艺术史等，疑若可以几于独立者，察其实际，亦复不然。近年中国古代及近代史料发见虽多，而具有统系与不涉傅会之整理，犹待今后之努力。今日全国大学未必有人焉，能授本国通史，或一代专史，而胜任愉快者。东洲邻国以三十年来学术锐进之故，其关于吾国历史之著作，非复国人所能追步。昔元裕之、危太朴、钱受之、万季野诸人，其品格之隆污，学术之歧异，不可以一概论；然其心意中有一共同观念，即国可亡，而史不可灭。今日国虽倖存，而国史已失其正统，若起先民于地下，其感慨如何?无疑，寅恪先生是赞同“国可亡，而史不可灭”这一观念的。与钱、万差不多同时的明末遗民顾炎武有亡国与亡天下之论，即：“有亡国，有亡天下，亡国与亡天下奚辨?曰：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畜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魏晋人之清谈何以亡天下?是《孟子》所谓杨、墨之言至于使天下无父无君，而入于禽兽者也。”[11]亡天下，即亡中国传统道德之本，故而匹夫有责。史乃记录天下兴亡以供鉴戒者[12]，史存则民族根本尚存，故而国可亡而史不可灭。钱、万及顾炎武所谓中国文化之本，即天下抽象理想最高之境为三纲六纪，史乃维系三纲六纪之史。寅恪先生对中国文化定义有重新概括，他虽在“国可亡，而史不可灭”观念上同于明末诸人，但他心目中的“史”与明末诸人不可同日而语。　　为中国国史恢复正统，寅恪先生身体力行，终身奋斗。1929年撰《北大学院己巳级史学系毕业生赠言》诗“群趋东邻受国史，神州土夫羞欲死”[13]句，既已申明此主旨，而联系“国可亡，而史不可灭”的观念看，“羞死”与“洗耻”，不只是因为爱国，更主要的是救国之策。　　振兴史学是明清以来学术发展及时代演变之必然，这是寅恪先生分析清代学术演变、学术与政治交互影响之后，而得出的结论。与纯粹书斋象牙塔中的学人不同，他认为学术倾向之细微对世局转移有巨大作用，即“考自古世局之转移，往往起于前人一时学术趋向之细微。迨至后来，遂若惊雷破柱，怒涛振海之不可御遏。”[14]而清末历史，也正是清代学术演变的结果。有清一代治经为显学，即：　　往昔经学盛时，为其学者，可不读唐以后书，以求速效。声誉既易致，而利禄亦随之。于是一世才智之士，能为考据之学者，群舍史学而趋于经学之一途。其谨愿者，既止于解释文句，而不能讨论问题。其夸诞者，又流于奇诡悠谬，而不可究诘。[15]这是清代学术主流。画鬼一派，在清末发展为今文经学，对世局影响最大，寅恪先生指出：　　曩以家世因缘，获闻光绪京朝胜流之绪论。其时学术风气，治经颇尚公羊春秋……后来今文公羊之学，递演为改制疑古，流风所被，与近四十年间变幻之政治，浪漫之文学，殊有连系。此稍习国闻之士所能知者也。[16] 清代经学片面之盛给中国近代政治世局带来严重恶劣的负面影响，究其原因，当在于其近乎“图画鬼物”的夸诞学风，而舍弃“史学考据”之法，即“实事求是之法”[17]，有以致之。清末以来，中华民族已经到了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如何摆脱今文经学影响，振兴学术，如何改变腐败之政治，使中华民族自强自立，关键在于能否振兴历史。在《陈垣元西域人华化考序》中，寅恪先生指出：　　当时(按：指清代)史学地位之卑下若此，由今思之，诚可哀矣。此清代经学发展过甚，所以转致史学之不振也。近二十年来，国人内感民族文化之衰颓，外受世界思潮之激荡，其论史之作，渐能脱除清代经师之旧染，有以合于今日史学之真谛。振兴史学是在内外交困世局下，挽民族文化衰颓之策，振兴史学是时代的需要。寅恪先生选择史学作为自己一生研治的目标，是基于对中国学术尤其是明清以来学术演变的深刻理解，是在对学术政治发展清晰把握之上，为中华民族所选定的振兴之路。　　寅恪先生心目中的史学是宋贤史学[18]。“有清一代经学号称极盛，而史学则远不逮宋人”，近二十年来，国人受世界思潮之激荡，“有以合于今日史学之真谛”者，即“庶几宋贤著述之规模”。寅恪先生对“汉、宋门户之底蕴，程、朱、陆、王之争点及经史之源流派别”[19]皆有真知卓见，因而在中国学术发展史上，他将宋学视为最高峰，称“宋贤史学，今古罕匹”[20]。“古”为清以前之古，“今”则寅恪先生所处时代之今。而复兴宋代史学，乃当今治史者义不容辞的责任。《邓广铭宋史职官志考证序》云[21]：　　吾国近年之学术，如考古历史文艺及思想史等，以世局激荡及外缘熏习之故，咸有显著之变迁。将来所止之境，今固未敢断论。惟可一言蔽之曰，宋代学术之复兴，或新宋学之建立是已。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后渐衰微，终必复振。先生称新宋学为未来中国史学发展所止之境，复兴宋学亦华夏民族文化兴衰继绝之唯一途径。这是时代的必然，也是时代的需要。寅恪先生悬宋贤史学之理想，为之取义成仁，其着眼点正在于国家民族。　　“国可亡，而史不可灭”，在寅恪先生的学术生涯中具有了不同寻常的意义。司马温公撰《资治通鉴》、欧阳永叔撰《五代史记》，一匡五代之浇漓，返之淳正，“故天水一朝之文化，竟为我民族遗留之瑰宝”。这是史学对政治积极影响的典型范例，也是他毕生师范的楷模[22]。他以写成一部“中国通史”及“中国历史的教训”为平生志愿[23]，正是其“国可亡，而史不可灭”观念的具体体现。　　以史学为中华民族救亡图存的自觉选择，还基于寅恪先生对史学作用的深刻认识及其独特的古今观念。吴宓于1919年8月31日在其《日记》中记录先生谈话[24]云： 　　稍读历史，则知古今东西，所有盛衰兴亡之故,成败利钝之数，皆处处符合。同一因果，同一迹象，惟枝节琐屑，有殊异耳。盖天理人情有一无二，有同无异。在先生看来，古今中西皆有共性，东西此不详论，而古今之符合，贯穿于他的治史中。　　以下举两个具体例证。在《陈述辽史补注序》中，有这样一段耐人寻味的话[25]：　　寅恪侨寓香港，值太平洋之战，扶疾入国，归正首丘……回忆前在绝岛，苍黄逃死之际，取一中箱坊本建炎以来系年要录，抱持诵读。其汴京围困屈降诸卷，所述人事利害之回环，国论是非之纷错，殆极世态诡变之至奇。然其中颇复有不甚可解者，乃取当日身历目睹之事，以相印证，则忽豁然心通意会。平生读史凡四十年，从无似此亲切有味之快感，而死亡饥饿之苦，遂亦置诸度量之外矣。由今思之，傥非其书喜众异同，取材详备，曷足以臻是耶?《建炎以来系年要录》的撰写特色固然能增进寅恪先生对宋代历史的理解，但使他获“亲切有味”的读史快感，主要则在于他身陷绝岛的环境，及“取当日身历目睹之事”与史书“相印证”的融合古今的读书治史方法。这一方法在笺证庾信《哀江南赋》中，他以古典今典标出[26]：　　兰成作赋，用古典以述今事。古事今情，虽不同物，若于异中求同，同中见异，融会异同，混合古今，别造一同异俱冥，今古合流之幻觉，斯实文章之绝诣，而作者之能事也。自来解释哀江南赋者，虽于古典极多诠说，时事亦有所征引。然关于子山作赋之直接动机及篇中结语特所致意之点，止限于诠说古典，举其词语之所从出，而于当日之实事，即子山所用之“今典”，似犹有未能引证者。融合古典今典，别造“今古合流之幻觉”，乃文学的最高境界。就史学而言，研治历史，探求古今，辨今古同异，以古鉴今，应是史学之绝诣。寅恪先生在香港被困时，读史而获得了“融会异同，混合古今”的感动，而在平生治史中，则是注重从古史中求得史识，求得中国历史的教训，治古史而立足于今。　　因此，我们也就不难理解他著作中鲜明的时代感、深切的家国兴亡之感了。寅恪先生治史，以国家民族为目的，治史是为了给危难时期的国家民族寻求出路。[27]他研治西北史地，是因为“惟默察当今大势，吾国将来必循汉唐之轨辙，倾其全力经营西北，则可以无疑”[28]。而研治唐史时，也迫于时势，提出可供今日借鉴的教训。西晋永嘉之乱后，河西诸儒讲学不辍，保存文化，他在《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中，详为考证，反复标举，高度评价，最后指出[29]： 　　由此言之，秦凉诸州西北一隅之地，其文化上续汉、魏、西晋之学风，下开(北)魏、(北)齐、隋唐之制度，承前启后，继绝扶衰，五百年间延绵一脉，然后始知北朝文化系统之中，其由江左发展变迁输入者之外，尚别有汉、魏、西晋之河西遗传。但其本身性质及后来影响，昔贤多未措念，寅恪不自揣谫陋，草此短篇，藉以唤起今世学者之注意也。他在仓皇转徙之际，于忧患疾病之中草此书，正为“唤起今世学者之注意也”，即保存文化，再创辉煌[30]。《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于1941年在香港写成[31]，在该书布局谋篇中，列“外族盛衰之连环性及外患与内政之关系”一篇，实具深意。在行文中，他写到，“至泉献诚为盖苏文之孙，男生之子，亡国败降之余裔，其武伎精妙犹称当时第一，则高丽之能屡抗隋唐全盛之日倾国之师，岂无故哉!岂无故哉!”[32]如此深沉的感慨也是因“今典”而发。寅恪先生诗文中，多古典今典结合之作，而“读史早知今日事”[33]一句，更深切地反映了他的古今观念，“知今日事”正是他读史治史、撰写历史著作的目的。　　正因为有如此丰富的内涵，寅恪先生的“国可亡，而史不可灭”观念更具有了超越前人的意义。司马迁撰《史记》，为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寅恪先生治史，以宋代史学为楷模，为求古今同异，以供鉴戒，以求教训，以挽中国文化之颓衰。寅恪先生心目中史的作用如此，故一家一姓之国可亡，而史不可灭也。　　作者注：此文刊于《百年学案》，辽宁人民出版社，2003年1月版。[1]《怀念陈寅恪先生》，《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41本1分，1969年，第170—171页。[2]对俞大维称陈寅恪于玄学兴趣甚为淡薄，牟润孙有不同之见，他认为寅恪先生“对于抽象空洞理论不仅未尝厌恶，并且切实作过精深的研究”(见《读(陈寅恪先生论集)》，载《陈寅恪印象》，学林出版社，1997年，第187页)。但寅恪先生自称：“寅恪昔年略治佛道二家之学，然于道教仅取以供史事之补证，于佛教亦止比较原文与诸译本字句之异同，至其微言大义之所在，则未能言之也。”(见《论许地山先生宗教史之学》，《金明馆丛稿二编》，第316页)此言反映了先生治宗教史旨趣。微言大义，非不能言，只是注意点不在玄理；抽象理论，非无精深研究，只是目的在于历史，而不在玄理本身。[3]参王永兴：《寅恪先生重视史及史学》，《王永兴学述》，江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46—60页。[4]《学问独立与清华第二期事业》，《清华周刊》350期，1925年9月。[5]见姚名达在为《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所写的《跋》，此条与上条均转引自《清华人文学科年谱》，清华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20、22页。[6]《寒柳堂集·寅恪先生诗存》，第9页。 [7]《金明馆从稿二编》，第232页。[8]《金明馆丛稿二编》，第223页。[9]《元白诗笺证稿》，第229页。[10]《金明馆丛稿二编》，第317—318页。[11]《日知录集释》卷一三“正始”条，花山文艺出版社，1990年，第590页。[12]寅恪先生认为天下事变为当然而非偶然，可以预知(见《俞曲园先生病中呓语跋》(《寒柳堂集》，第146页)。历史有轨迹可寻，研究历史可垂教于后世(见李坚：《陈寅恪二三事》，《民国春秋》1990—5，转引自张杰、杨燕丽选编《追忆陈寅恪》，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第247页)。“求真实，供鉴戒”为他的主要史学思想(见王永兴：《陈寅恪先生史学述略稿》，第18—30页)。[13]见浦江清：《清华园日记》，三联书店，1999年，第36页。卞慧新：《陈寅恪先生史学蠡测》也有引录，文字略有不同，见《纪念陈寅恪教授国际学术讨论会文集》，中山大学出版社，1989年，第147页。[14]《朱延丰突厥通考序》，《寒柳堂集》，第144页。[15]《陈垣元西域人华化考序》，《金明馆丛稿二编》，第238页。[16]《寒柳堂集》，第144页。[17]《杨树达论语疏证序》，《金明馆丛稿二编》，第233页。[18]参王永兴：《陈寅恪先生史学述略稿》，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3—8页。[19]《吴宓与陈寅恪》，第7页。[20]《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兵制章，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第134页。[21]《金明馆丛稿二编》，第245页。[22]在《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自序中，先生云：“夫吾国旧史多属于政治史类，而《资治通鉴》一书，尤为空前杰作。今草兹稿，可谓不自量之至!然区区之意，仅欲令初学之读通鉴者得此参考，或可有所启发。”[23]见俞大维：《怀念陈寅恪先生》。[24]《吴宓与陈寅恪》，清华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7—8页。[25]《金明馆丛稿二编》，第234页。[26]《读哀江南赋》，《金明馆丛稿初编》，第209页。[27]余英时指出，“他(按：指寅恪先生)要通过最严格最精致的考据工作来研究中国史上的一些关键性的大问题，并尽量企图从其中获得关于当前处境的启示”(《陈寅恪的学术精神和晚年心境》，《陈寅恪晚年诗文释证》，东大图书公司，1998年，第17页)。此论可谓独具慧眼。[28]《寒柳堂集》，第144页。[29]《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第41页。 [30]详见王永兴：“《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主旨述要”，《陈寅恪先生史学述略稿》，第142—150页。[31]《唐代政治史略稿》(手写本)自序，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第1页。[32]《唐代政治史述论稿》，第24页。[33]《残春》，《陈寅恪诗集》，第2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