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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07年中国钱币学研究综述 2007年,中国钱币学研究取得了诸多成果,钱币实物研究与货币史研究并重;涉及面广而又有所侧重,博而又有所精深;既关注学术焦点问题,亦顾及现实需求。总体而言,古代货币仍是研究成果最丰的领域,但近现代机制币和纸币研究也不乏热点,尤其是对稀有币种的研究。货币史及其相关议题的研究,与经济史、社会史、科技史、考古学等多个学科相结合,其具体研究成果还深入到了政府管理制度和货币政策等层面。外域钱币方面,不仅有以普及为主的知识介绍性工作,更有从钱币个体深入到当时的社会政治和文化变迁的研究。当代货币研究的文章显著增加,特别是对人民币假钞假币及其对策的研究。
2、此外,还有的研究文章在钱币防伪、旧钞收兑方面,体现了以史为鉴、古为今用的探索。这些都反映了当今我国钱币学研究的现状和发展的趋势。一、古代货币研究古代货币研究中,传统的“热点”问题仍然受到相当的关注。在货币起源方面,耿曙生认为,商代已经有了较大规模的商品生产和商品贸易,为贝成为真正意义上的货币提供了必要条件,因此,商代的贝已具备了货币的职能①。在边疆地区早期货币的研究方面,艾斯卡尔·阿巴斯依据考古发掘的新资料,探讨了上个世纪80年代新疆各地发现的海贝及其它质地的贝币,认为新疆地区的海贝和贝币在春秋战国时期已用于对外贸易②。林惠祥、韩西庵认为台湾原住民在早期社会曾使用过贝币
3、,但蒋九如通过考察台湾地区早期社会的经济状况,认为原住民的早期生活基本处于原始社会状态,未曾使用过货币,但澎湖和台南大陆移民居住的区域,在宋代已出现商品经济,并使用货币进行交易,因而台湾地区货币史的上限应界定在宋代③。先秦至汉唐时期,以具体的实物研究为多。黄锡全指出“分布”钱文应释读为“汾陂”,并结合中国钱币博物馆新征集的两枚此种钱币出自河南长葛、鄢陵一带的情况,认为其铸造地应在河南中部汝水的支流“汾水”流域④。朱红林指出,“金布”与“泉府”都是市场的管理机构,尤其是对工商业税收的管理,有调节市场商品流通的职能,负责货币的收藏与管理,对先秦的货、币、货币、泉府的概念提出
4、了新的思考⑤。刘兴林认为,燕国圜钱的铸行晚于齐国,在币值的分级和铸造技术方面也不如齐国进步,燕国圜钱更是受到齐国圜钱的影响后产生的⑥。刘余力、刘云推测战国时期韩、赵、魏、两周、燕等国平首布的购买力为“石三十钱”,一枚平首布,可购粟折合今约1公斤⑦。吴良宝对三晋各种方足小布的铸造年代进行了考证,认为其始铸年代在战国中期,而其城邑的入秦的时间多数都在战国晚期⑧。邹志谅对苏州地区发现的楚国钱币进行了梳理,发现其中的金版铭文皆为“郢爰”,楚大布较多,蚁鼻钱较少且铭文皆是“咒”字⑨。田光、志鹏对河北涞水宽城一带新发现的长形圆首大刀进行了探讨,将其年代推定在春秋早期和中期⑩。石俊志
5、依据文献资料、出土青铜器的重量及其铭文,计算了楚、魏、齐、卫等国的黄金衡制,认为秦朝统一黄金衡制是以秦国旧制二十四两为一镒,而汉代进行黄金改制,将黄金的重量单位从“镒”变为“斤”,一斤为十六两○11。王泰初、马致远对出土的西汉上林五铢陶质母范进行了较为全面的梳理,披露了一块西汉五铢钱陶质阳文残背范和一块铁质五铢阳文残母范○12。徐达元、思源对著名钱币收藏家罗伯昭先生旧藏的孤品“新币十一铢”进行了考证,对其真伪表达了审慎的看法○13。对于唐代的银饼和银板,金德平指出,唐代银饼是已具有大额支付功能的货币,多用为税银、库银○14,而银板可能是唐代白银初为货币时的一种形态○15
6、。徐东升认为唐代虚钱是一种特定的历史产物,是在政府铸钱不能满足实际需要的情况下产生的,是百姓抵制政府带有掠夺性质的大钱而采取的一种自发行为的结果○16。杨君对古代效仿“开元通宝”钱形制的改补钱进行了纵向梳理,认为其时间跨度从唐朝一直到宋辽时期○17。宋元明清时期,货币史与货币政策方面的研究成果较多。徐东升对《元丰九域志》所记载的30个铸钱监和部分钱监的建置时间进行了考察,认为该书中所载铸钱监的年代是元丰二年○18。对于宋代钱荒,熊燕军认为北宋发行了超过流通领域实际需求的大量货币,但由于政府农业税收的集中性与财政开支日常化的矛盾,以及东南“财源之地”与财政开支“内赡京师,
7、外实边鄙”的矛盾,使得铜钱供应出现了结构性供需失衡○19。他还指出,在北宋钱荒的形成过程中,政府干预不仅是钱荒形成的重要原因,同时也是钱荒的强化因子;而在市场的自然调节下,纸币和白银货币化的出现,使钱荒的问题得到了解决○20。郑瑾认为宋代参与私铸的人员涉及当时社会的各个阶层,包括普通百姓和铸工,官员和地方豪强,且多以团伙的形式出现,地点选择上通常在深山僻谷和大江大湖之上,或者直接在官冶附近铸造○21。潘懿○22和陈明光○23都认为宋人开始使用的“省陌”一语,指的是经由朝廷统一规定的一种“短陌”形式。金勇强认为宋代在纸币流通范围日益扩大的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