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学院藏战国竹简（贰）研读劄记（二）

《清华学院藏战国竹简（贰）研读劄记（二）》由会员上传分享，免费在线阅读，更多相关内容在工程资料-天天文库。

1、《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貳）研讀劄記（二）清華大學出土文獻讀書會第二章周亡王九年【8】《清華簡·繫年》第二章為我們提供了關於西周滅亡到平王東遷之間的一段歷史。“幽王(幽王，幽王)及白(伯)盤乃滅，周乃亡。邦君者(諸)正乃立幽王之弟（余）臣于(虢)，是(攜)惠王，立廿(二十)又一年，晉文矦(仇)乃殺惠王于(虢)，周亡王九年，邦君者(諸)矦(焉)(始)不朝于周。晉文矦乃逆坪(平)王于少鄂，立之于京?(師)，三年乃東(徙)，止于成周。”關於“周亡王九年”，整理者認為是幽王滅后九年。很多學者對此提出異議，認為整理者意見有誤，“周亡王九年”是指攜王被弒，周有九年的時間無王，然後平王即位。案：此說法難從。

2、如果我們按照這個說法進行推算，幽王死後，攜王在位21年，為晉文侯所殺，根據《史記·晉世家》記載，晉文侯十年幽王被殺，那21年后應該是晉文侯三十一年。“周亡王九年……晉文侯逆坪(平)王于少鄂，立之于京?(師)”，晉文侯在位為35年，則此時不可能逆平王，這其中就有矛盾。那么如何解釋“周亡王九年”呢？《左傳·昭公二十六年》：“至于幽王，天不弔周，王昏不若，用愆厥位，携王奸命。”《正義》引《紀年》云：“先是，申侯、魯侯及許文公立平王於申，以本大子，故稱天王。幽王既死，虢公翰又立王子余臣于携。周二王并立。二十一年，攜王為晉文侯所殺。以本非適，故稱‘攜王’”。《通鑒外紀》卷三引《汲冢紀年》：“余為晉文侯所

3、殺，是為攜王。”《繫年》與《紀年》記載是很相似的。我們認為《繫年》里之所以稱“周亡王九年”正是因為如《紀年》里所說，攜王本非適，因此幽王死後，攜王被虢公立，然并未被眾諸侯邦君所承認。平王也是如此，雖為大子，且被一些諸侯擁立稱為天王，然地位處境也只是與攜王一樣，所以《紀年》稱“周二王並立。”一直到幽王死後九年，因為晉文侯、鄭武公、齊襄公、衛武公、魯侯等眾多實力強大的諸侯擁護周平王，這種局面才得以改變，平王正式被認可為周王，接續幽王。這一年是晉文侯十九年，也即是公元前761年。三年后平王正式東遷，即公元前758年。攜王立二十一年為晉文侯所殺，即晉文侯三十一年。這樣就不矛盾了，不然無論如何，晉文侯是

4、不可能立平王於京師的。而且這樣也與許多傳世文獻相合，如《史記·衛康叔世家》：衛武公“武公將兵往佐周平戎，甚有功，周平王命武公為公。”衛武公卒于公元前758年，如果平王立於公元前761年，這樣是合適的。《國語·晉語四》：鄭武公“與晉文侯戮力一心，股肱周室，夾輔平王，平王勞而德之，而賜之盟質。”而據《史記·鄭世家》，鄭桓公死於幽王之難，武公隨后即位，其卒年在744年。這樣也是相合的。而且《繫年》“奠(鄭)武公亦政（正）東方之者(諸)矦。”也可為證。至於《史記·秦本紀》載，秦“襄公以兵送周平王，平王封襄公為諸侯。”襄公12年即公元前766年卒。則是平王被擁立為天王期間的事，雖未正式被眾諸侯認可成為周

5、王，然而因秦有功，其對秦行使封侯還是可能的，畢竟平王最後成功成為了周王。因此整理者意見可取。第三章武王陟，商邑興反，殺三監而立子耿。成【13】王屎伐商邑，殺子耿【14】訓為“繼”，文義固然暢通，然而翻檢故訓材料，未見“侎（敉）”字訓為“繼”之例。“敉”字故訓可參宗福邦主編：《故訓匯纂》，第961頁，商務印書館，2003年。齊器陳侯因敦“屎”（下稱“A”）、《繋年》“屎”（下稱“B”）二字形分別如下：（陳侯因敦）（《繋年》）釋A為“侎”在字形上可疑。舒連景先生曾指出陳侯因敦之“屎”形字即“徙”字古文。舒連景：《說文古文疏證》，第11-12頁，引自《說文解字研究文獻集成·現當代卷》第五冊，第766

6、-767頁。李家浩先生也與“徙”字古文系聯，釋為从“尸”，“沙”省聲的“”字。和“A”有關的字形金文已經出現幾次，如：（1）禹鼎：命禹賸（朕）且（祖）考政于井邦（《集成》5.2833）（2）豆閉簋：用乃且（祖）考事（《集成》8.4276）（3）逨盤：肇朕皇且（祖）考服（《近出二編》939）（4）陳簋：擇吉金（《集成》8.4190）（5）叔弓鎛：擇吉金（《集成》1.285-7）禹鼎、豆閉簋、陳侯因敦、陳簋、叔弓鎛等器中相關字，李家浩先生認為都从“沙”省聲陳劍先生認為也可看作从“沙”之初文“少”得聲。參陳劍：《甲骨金文“”補釋》，見《甲骨金文考釋論集》，第101頁，綫裝書局，2007年。，而且各字

7、聲符與“米”形有別。李家浩先生意見見俞偉超著：《中國古代公社組織的考察》，第12-13頁，文物出版社，1988年。此外，吳振武先生也指出，齊系文字中“米”形偏旁有兩個來源，一個是真正的“米”字，一個是糞便的象形寫法（讀音近與“沙”字），“A”形右半就屬後一種來源。吳振武：《古璽姓氏考（復姓十五篇）》，《出土文獻研究》第三輯，第74-75頁，中華書局，1998年。李先生認為在禹鼎、豆閉簋、陳侯因敦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