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语文教材的价值取向及当代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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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民国语文教材的价值取向及当代意义　　我国现代语文教育已有百余年历史，语文教材的历史更为悠久。我们今天编写语文教材，固然需要“拿来主义”，借鉴吸收世界上先进国家母语教材编写的成功经验，更需要总结梳理我国百余年来语文教材编写的经验教训，所谓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民国时期（1912～1949）是中国社会急剧变革的时期，也是中国现代语文教育的发轫期。辛亥革命在国家制度层面为中国民众勾画了现代民主共和理想。五四新文化运动狂飙突起，白话取代文言。清政府学部改为教育部后，陆续颁布《普通教育暂行办法通令》《普通教育暂行课程之标准》《审定教科书图书规程》等，从而为民国语文

2、教材的繁荣奠定了时代、社会与教育制度的基础。　　近年来，随着学术界对民国文化与文学研究的重视，民国语文教材研究也逐渐成为语文教育研究热点之一。百年中国教科书图说、中国百年教科书整理与研究等课题被列为国家重点项目，一大批现代文学、语文教育学专业的硕士、博士论文以民国语文教材为研究对象，涌现出一批优秀研究成果。然而，民国语文教材究竟能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启示，哪些经验值得吸收，哪些教训应引起吸取，恐怕更应引起学界注意。　　一.民国语文教材的基本情况　　1904年清政府颁布新学制，语文单独设科，设立编译图书局，出现了我国现代教育史上第一批语文教材。整个民国时期

3、，中西文化碰撞交融，学术思想活跃，带来教材文化的繁荣。据《民国时期总书目?中小学教材》统计，民国时期，仅中学国文教科书就达100余种。小学国语教材应当更多，仅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目录就有100余种。从教材的编写出版体制来说，民国时期基本上沿续清末的“审定制”（抗战爆发后，国民政府趁机推行部分教材“国定制”），任何单位或个人均可以参与编写中小学语文教材，只是编出来以后，要由教育部组织相关专家审查，这就极大地调动了出版社和编写人员的积极性。从语文教材的出版机构来看，民国时期教科书出版主要集中在上海的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开明出版社、世界书局四大语文教材出版重

4、镇，还有众多的书局、学社、书店从事教材编写，如设在上海的民智书局、中国图书公司、北新书局、大东书局、新亚书店、中华编译社、中学生书局，设在北平的立达书局、文化学社，设在南京的南京书店、正中书局，设在长沙的宏文图书社、湘鄂印刷公司，等等。教材市场完全是放开的，似乎没有什么限制。从语文教材编写队伍来说，有大学教授，如编《中学国文读本》的林纾为京师大学堂教授，编《中等学校国文读本》的刘宗向为湖南大学教授；有出版社编辑，如编《中学国文教科书》的吴曾祺、编《共和国教科书国文读本》的许国英、编《基本教科书国文》均为商务印书馆编辑，编《国语文类选》的朱文叔（即朱毓魁

5、）为中华书局编辑（后任人民教育出版社副总编辑），编《创造国文读本》的徐蔚南为世界书局编辑；有学者，如编《新制国文教本》的谢蒙（字无量），编《中华中学国文教科书》的刘法曾、姚汉章，刘是历史学家，著有《外史蒙求》《清史纂要》，姚汉章为姚文元祖父，时任中华书局师范部主任。有中学国文教师，如编《白话文范》的洪北平、何仲英均为南开学校国文教师，编《初中国语文读本》的孙?工、沈仲九，以及陈望道等都是浙江一师教师，编《语体文作法》《国文评选》的高语罕是安徽省立第五中学教师。当然，也有集教师、编辑、作家、学者于一身的教育家，如叶圣陶、夏?尊等。　　二.民国语文教材的价

6、值取向　　语文教材编写，必须贯彻国家语文教育的方针，落实语文教学的基本任务。民国时期尽管教材编写环境较为宽松，但语文教材的价值取向却是非常明显的。　　1.语文教材要着眼于立德树人。　　教育的首要目标是“立德树人”，语文教材在育人上具有先天的优势，当然要为这一目标服务。1927年，国民政府教育行政委员会制定《学校实行党化教育草案》，后又以“三民主义教育”取代“党化教育”，1929年公布《教科图书审查规程》，强调“以三民主义为教科书的中心思想”。许国英、谢蒙等人强调“保存国粹”，刘宗向等人主张进行“厉行明史”，无不强调语文教材的思想道德教育功能。1932年

7、，毁于“一?二八”战火的商务印书馆同人，提出“为国难而牺牲，为文化而奋斗”的口号，傅东华编出《复兴初中国文》，以弘扬民族精神为中心，注重救国雪耻教育。陕甘宁边区编写的语文教材，有些就采取语文和常识混合编写的模式，既教语文，也教当时生产和生活实际所需要的科技和生产常识。中华书局和商务印书馆编写供华侨学生用的语文教材，内容着重介绍祖国地大物博、历史悠久，人民勤劳智慧，以激发侨胞子女的爱国信念。　　2.语文教材必须注重实用。　　语文教材必须注重实用，是民国语文教材的又一重要特征。朱文叔编的《初中国文读本》有意淡化文艺文，增加记叙、说明、议论等普通文和应用文，

8、就是这种编辑思想的反映。教育家黄炎培更明确指出：“读本材料，全取应用的。作文力戒以论人论事命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