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杭生 中国社会学发展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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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郑杭生：新时期以来中国社会学发展的回顾与反思·中国社会学自进入改革开放的新时期以来，四分之一的世纪已经过去了。在这25-26年的时间中，无论从体制条件和政策环境看，从学科体制和体系建设看，还是从科学研究和理论创新看，中国社会学都获得了巨大的进展。同时，如果认真进行反思，中国社会学的进一步的健康发展，也有不少问题需要引起重视，得到解决。　　回顾一：体制条件和政策环境　　中国社会学发展的体制条件和政策环境，二十多年来得到极大的改善，学科地位得到极大的提高。　　被取消三十年的中国社会学，1978年后得以

2、迅速恢复与重建，能够与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几乎同步进行，首先是与邓小平的名字分不开的。1979年3月30日，邓小平在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作了题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著名报告，提出了社会学和其他社会科学一样“需要赶快补课”的问题。他说：“我们已经承认自然科学比外国落后了，现在也应该承认社会科学的研究工作（就可比的方面说）比外国落后了。”“应该指出，所以形成这种落后状况，责任首先在于中央和各级党委对于思想理论工作的领导方法不对，禁区太多，关心和支持太少。今天我代表中央向大家作自我批评。”（注：《坚

3、持四项基本原则》，《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10月第2版，第180-181页。）　　邓小平在这样隆重的场合，用这样郑重而有自我批评的方式，从政治的高度，提出恢复和重建社会学的问题，对在极“左”思潮肆虐年代备受打击与迫害的社会学者来说，无疑是一个极大的鼓舞。过去由于错误地取消了社会学，造成了这门科学和国外相比已经相对落后的现状，所以应当“赶快补课”，“急起直追”。邓小平的讲话彻底消除了当时不少社会学者的心理顾虑，解放了思想，给予筹划中的社会学恢复工作以最有力的支持与推动。邓小平的讲话

4、也使不少在不同学科从事教学研究的党和非党的思想理论工作者和其他学者转向社会学，为社会学增加了生力军，增加了多学科的视野。这对社会学这门综合性具体社会科学在中国的发展来说，不是坏事，而是好事。　　提出社会学“需要赶快补课”这个问题本身就表明，以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第二代领导人，改变了过去党的第一代领导人对社会学的负面看法。邓小平的功绩和高瞻远瞩在于他看到中国社会科学的落后状况将会拖现代化事业的后腿，以十分迫切的心情及时提出社会学“需要赶快补课”，从而使中国社会学得以与中国社会转型加速期几乎同步开

5、始。这一方面的重要性还在于：它为中国社会学的学科建设提供了必要的发展空间和新的起点，并为今后学科建设的较为顺利进行，抵御各种可能的干扰，提供了强有力的政治保证。这可以说改变了中国社会学此后的命运，是中国社会学的一个转机，意义是十分重大的。当然，这仅仅是开始。对社会学的负面看法延续了近30年，要真正改变对社会学的看法，特别是真正认识社会学的作用，即使象邓小平这样伟大的领导人说了，也仍然需要时日。　　在邓小平关于社会学“需要赶快补课”的讲话以后，我国新老两代社会学人，在费孝通、雷洁琼等老一辈社会学家的

6、带领下，致力于建立对社会主义社会来说维护建设性形态的社会学。费孝通当时所作的关于社会学着重通过解决急迫的社会问题减少社会主义建设的障碍、防止非社会主义因素的滋生等论述，实际上就是说的这样一种社会主义社会维护建设性形态的社会学。（注：参见费孝通：《为社会学再说几句话》，载《社会科学战线》，1980年第1期。）无论在中国社会学的恢复过程中，还是在社会学学科地位的确立过程中，费孝通、雷洁琼等老一辈社会学家起了特殊重要的、其他人不能替代的作用。由于建立维护建设性形态的中国社会学的任务被推迟了近30年，整个

7、社会学界充满着一种在获得了大展身手的机会后才有的紧迫感，并把这种紧迫感化为“急起直追”的行动。当代中国社会学能够在20年多年的时间，发展到现在这样的规模和水平，除了其他原因，也是与这一点分不开的。　　进入新世纪之后，中国社会学的学科地位的提高，可以说是趋势加快，力度加大。　　江泽民总书记2002年视察中国社会科学院的“7·16”讲话，与2001年“8·7”的北戴河讲话、2002年“4·28”视察人民大学的讲话一起，对新世纪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发展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这对中国社会学来说，意义就更加重大。

8、江总书记的“7·16”讲话明确指出，社会学乃是要加强研究的哲学社会科学中的基本学科之一。他指出，我们要“加强哲学、经济学、政治学、国际政治和经济、法学、历史学、民族学、新闻学、人口学、社会学、文学、语言学、考古学等各学科的研究”。这一明确的定位，对曾经中断近30年、恢复重建后获得巨大发展但仍相对弱小的社会学来说，至关重要。首先，这一定位表明我们党在新世纪站在新的高度对社会学的重视和支持，这是与邓小平1979年3月30日在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提出的社会学和其他社会科学一样“需要赶快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