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现当代文学毕业论文 关于理想与孤独的共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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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师范大学本科毕业论文考籍号：XXXXXXXXX姓名：XXX专业：文学现当代文学论文题目：关于理想与孤独的共生性指导老师：XXX二〇一一年十二月十日 湖南师范大学本科毕业论文考籍号：XXXXXXXXX姓名：XXX专业：文学现当代文学论文题目：关于理想与孤独的共生性指导老师：XXX二〇一一年十二月十日 　　【论文关键词】理想　孤独　共生性　鲁迅　存在状况　　【论文摘要】鲁迅著名的小说集《呐喊》、《彷徨》，其中多数篇目都集中表现出了孤独的觉醒者的反抗、斗争与残酷的社会现实之间的矛盾冲突，其最终的结局无不围绕“理想”与“孤独”的共生关系而阐释，两者在小说中是通过“理想”的两种状态来展开的，即“理想”在“孤独”中萌芽着曙光，及“理想”在“孤独”中幻灭。在众多的论文集中关于“理想”和“孤独”者的抗争都是分别论述，而没有清楚阐明两者实则为一种共生关系，互为前提而存在的。本文将另辟蹊径，就两者共生性来剖析鲁迅小说里人物“理想”的存在状况，这将使小说人物形象更加鲜明、丰满。　　 　　《呐喊》和《彷徨》的研究在整个鲁迅研究和整个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都是最有成绩的研究领域。从1919年11月1日《新青年》第六卷第六号发表了吴虞的《吃人与礼教》一文以来，在迄今为止的半个世纪里，中外鲁迅研究者和其他各界人士发表了难以数计的文章，出版了大量的论著，对《呐喊》和《彷徨》以及其中诸篇小说做了很多侧面的细致而深入的研究，但如何在作者的主观创作意图与作品的客观社会效果、在思想和艺术、内容和形式的内在有机联系中对《呐喊》和《彷徨》的独立特征做一以贯之的有系统、有整体感的同意把握，至今仍然是一个没有完满解决的课题。就当代的研究鲁迅小说的众多文集中都是从思想、内容方面下笔，关注的皆为孤独者、觉醒者的抗争，比如朱寿同的《孤独的旗帜》，丁小萍《中国现代小说名著鉴赏》中单一的分析了《伤逝》里觉醒者的悲剧命运的原因，王瑶《鲁迅作品论文集》选取西部小说集里农民和知识分子在辛亥革命前后的生活、生存状态，特别是思想精神状态的转变，都充满了理想主义，但由于主客观条件的阻碍而酿成悲剧。但这些论文都有一定的局限，没有指明理想与孤独有必然的联系。而本文将弥补这一缺陷，从思想、内容方面来分析“孤独”与“理想”的关系。理想是人对某事的心理期待，是人类心理欲望的集中体现。而孤独纯属人的外在存在状态。两者所指范畴不同，但是根据内因是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外因是事物发展的条件这个哲学理论来讲，“理想”与“孤独”两个大相径庭的词却又有本质的联系，任何“理想”都受其依附的个体的生存状态的影响，个人的生存状态、客观社会环境及客观自然环境共同作用于理想，决定了理想的发展方向。其中，“孤独”的生存状态在很大程度上是客观条件导致的，因此，“理想”最终归就于“孤独”所依附的个体与现实的关系。　　正如鲁迅所说的那样，人类总要有一种理想，一种希望，理想源于现实但又高于现实，如果理想脱离了现实，甚至和现实格格不入，那人将怀着一种空虚感来面对现实，从而产生孤独、空虚、寂寞，理想也会在这种状态中渐行渐远。理想除了在孤独中幻灭，还可能在彷徨中重生。因为理想属于一种精神安抚，即使现实的条件不可能让这些合理的东西存在，但孤独者、觉醒者可以把理想、希望寄托在现实生活中富有希望的人和事物上，如青年、孩子、梦。在鲁迅作品中它们被看着希望的载体，于是在孤独中也有希望的曙光的出现。综上所述，理想将以两种存在状态在鲁迅小说中呈现：一是理想在孤独中萌芽着曙光，二是理想在孤独中幻灭。　　一、孤独中萌芽着理想的曙光　　 　　“理想”这个词在鲁迅作品中谈得很多，他说“人必有所冯依，非信无以立”，[1]给理想的主体下了很大的范围，所有的人都应有理想，但是理想和现实的矛盾是不可调和的，在矛盾冲突当中。人往往会屈服于现实，陷入孤独，正如鲁迅所说“人能有高远美妙的理想，而人间也不能有副其万一的现实和经历相伴，那冲突便目见其了然，所以勇于思索的人们，便难免有变化，有苦闷，有彷徨。”[2]由此我们不难看出，在鲁迅小说集《呐喊》和《彷徨》里的诸如夏渝、吕纬甫、魏连多、子君、涓生等之类的孤独的形象，不是因为他们没有理想，而是有了远大的、超越了现实的希望，却没有成熟的现实条件的支撑。《呐喊》中的“孤独者”不是怀恋过去，而是希望将来，如同鲁迅在《莽原》出版《预告》中所宣告的：“忠于现世，望彼将来。”他们虽然都是处在辛亥革命前后的知识分子，有孤独、彷徨，但更多的是乐观的态度，觉醒者们在孤立无援中把希望寄托在梦里，托付给青年一代或孩子身上，于是这种孤独不会让读者产生失望，也不会给小说人物带来悲剧色彩，相反，让我们更清楚地看清未来希望的曙光。 　　梦成了孤独者对希望的寄托。钱理群在《心灵的探寻》里对鲁迅的梦和创作作了论述，他认为鲁迅的散文集《呐喊》、《彷徨》都是鲁迅的“梦”的幻化，因为鲁迅说过：“带露折花，色香自然要好得多，但是我不能够。便是现在心目中的离奇和芜杂，我也还不能使他即刻幻化，转成离奇和芜杂的文章。”[3]其心中的“离奇和芜杂”的内心幻化出来的“离奇和芜杂的文章”是《野草》，而内心的荒芜外化成人物，那便是通过两部小说集--《呐喊》、《彷徨》来完成的。如《明天》就为一个精彩的例证，宝儿的死，让守寡的单四嫂失魂落魄，她唯一的希望成了幻影，于是作者用了“曲笔”让单四嫂用梦来完成幻影的成真，即在梦中见到儿子，结局如何，作品中却无从知晓。但是我们可以从小说情节中推断出，梦终将成为可能，因为单四嫂周围的人如蓝皮阿王、王九妈等，于宝儿之死不但没有安慰，反而为了混饭吃，即使粗笨的单四嫂也意味到了没有亲情、爱情甚至邻里之情的屋子里“忽然太静了”。于是，她只有求助于“梦”来慰藉她那孤独的灵魂。另外，作者取篇名为“明天”，就带有乐观的态度和充满了希望的理想，单四嫂的明天就是和儿子在梦里相见。小说通过在冷淡的人际关系中，希望是有可能的，是有方向的，那便是梦，虽然有它的不合理性，但至少可以激励读者的斗志，梦是有可能的。除了梦成为理想的载体外，青年、孩子也是希望的象征。　　青年、孩子也是鲁迅小说中理想的象征。青年、孩子都是被认为是最具有生命力和活力的。鲁迅多次谈到他的写作要对得起青年一代，不要让他们看到这个无望的社会的而失去信心。可见，他对青年一代是充满希望的。孩子也一样。“在’孩子’身上看未来，在’孩子’ 身上看希望，是《呐喊》、《彷徨》内蕴的一条重要思想脉络。”[4]狂人在《狂人日记》里发出的“救救孩子”的呼喊，是因为在他看来，社会几千年来，世世代代都有吃人的履历，也免不了吃过别人，或者即将被别人吃，只有孩子，正在接受教育的他们，教导他们不要“吃人”，也不将被人吃。中国才有希望，社会才有希望，人类才有希望。中国封建社会的历史是一部“吃人”的历史，麻木的人民只想在“做稳了奴隶的时代”里安稳的生活，宁愿别人吃接着也将吃下一代，而下一代--孩子，只有把他们把吃人的链条上解救出来，才能解救人性。狂人看到了孩子是有希望的，不忍心新的生命在恶毒的社会里遭遇不幸。因此，呐喊声是如此强烈。另外，《故乡》里可爱、活泼的水生、宏儿也是希望、理想的代表，他们之间纯真、深厚的友谊是小说中“我”这个叙述者的理想。只有对现实“昏沉的夜”的不满才会有理想、希望。封建深严的等级制度抹杀的“我”与润土童年伙伴之间纯真的友谊，在强大封建势力下，不得不以“老爷”来取代同伴，富贵贫贱在人们眼里如此清晰，自我定位也如此恰当！将来的理想，将来的路，有了孩子们的实行，走的人多了，也会影响整个社会风气，现实冷漠的人际关系被等级制度凝固了，希望在宏儿、水生之间的关系不会因为社会而改变。叙述者“我”已经认识到“无望”在他们这一代的痕迹，有意识，有信念，但无能为力，只有展转流离，把希望寄托给下一代青年和孩子身上，因为在他自己的孤立、孤独无援中看清了下一代的希望。“孤独”中终于有了“希望”的曙光。希望、理想在小说中就是以这种状态存在的，传递给青年，托付给梦，于是孤独者也有了乐观向上的精神，读者也有了更大的信念。　　鲁迅在《呐喊》里表现出更多的乐观态度，以至于在孤独状态下仍然有理想和希望之光在闪烁。相反，在《彷徨》里却表现为消极情绪，希望、理想终究在孤独、彷徨中破灭。　　二、理想在孤独中幻灭　　　　鲁迅为《彷徨》题序为“寂寞新文苑，平安旧战场。两间余一卒，河戢独彷徨。”作者袭击对现实也失去了希望，作为文人只有扛起文人的“武器”到处彷徨，寂寞、虚空始终纠缠着他，辛亥革命失败，统治阶级没有发挥他们的作用调动广大的人民群众，致使广大的人民仍处于愚昧、蒙昧的状态，于是作者把他的愤怒诉诸与笔墨，警世人们，让世人看到农民、知识分子的伟大的理想是如何在无可奈何的社会里幻灭的。也许广大读者可以从中找到答案。这即是鲁迅先生作《彷徨》的根本目的。因此，以下将是他小说中“理想”在“孤独”中幻灭的原因分析，同时也影射出作者本人的希望的破灭。 　　众所周知，在《彷徨》小说集中“孤独者”、“觉醒者”形象是鲜明、突出的。我们可以说那些觉醒者就是孤独者，正如那《药》里的夏瑜，面对凶残的牢头阿义，劝阻到“大清的天下是我们的”，《狂人日记》里狂人“救救孩子”的呐喊，《伤逝》中追求爱情自由的子君、涓生，努力争取自由的子君深刻意识到“我是我自己的，谁也没有干涉的权力”。在这里要首先陈述的是为什么觉醒者是孤独的呢？由于中国这个密封得没有一扇窗户的铁屋子里，绝大多数的人都在沉睡并且他们也不愿苏醒过来，只要有像吕纬甫、魏连殳这样的人觉醒了，他们就必然和铁屋子、和绝大多数昏睡的同胞处于一种文化对峙中，没有周围人的理解和支持，只有他们在孤力地挣扎，他们就只能是孤独的，鲁迅也称他们为“勇敢的战士”。即便是勇士，由于主观条件的限制，光辉的理想还是会幻化。其中，有几点是来自勇士们的命运和自身弱点。子君、涓生代表了辛亥革命前后普遍知识分子的形象，他们有强烈的改革社会的意图，且按照自己意识而独行，子君离开家，亦然决定同涓生同居，藐视周围人的冷眼、讽刺。“盲目的爱情”让涓生慢慢意识到子君的强言欢笑。觉醒并且行动后仍然离不开现实的生活、生计的圈子，理想渐渐与生存发生冲突，最终只能以涓生选择“我不爱你”来暗中逼迫子君屈服父亲的要求，她的屈服意味着追求爱情自由的理想化为泡影。孤独的奋斗者最终难以推动思想的力量化为现实。《离婚》里具有强烈斗争抗争性的爱姑，是鲁迅小说中塑造最具反抗意识的女性，泼辣的爱姑为自己被“老畜生”、“小畜生”逼迫离婚的公道，寄希望于知书明理、讲公道话的七大人，封建势力强强连手以调解淹没的爱姑的斗志，洗涤得干干净净。单枪匹马、孤军之闯，必然会头破血流，人物是《彷徨》中众多孤独者、觉醒者的典型代表，但他们始终没有克服现实的困难，只有消沉至死去。知识分子在辛亥革命后即使有的改革热情也开始熄灭，吕纬甫为了破除迷信，拔神像胡子照做不误，由于多年生活辗转流离，辛苦恣睢，残酷现实渐渐消除了企图破除迷信的信念，生活没有目标，只有“敷敷衍衍，模模糊糊”地过日子，以致于母亲让他给三岁上死掉的弟弟迁葬他也做，这行为实则在遵循迷信规则，给阿顺送去两朵剪绒花。如此无意义的事情吕纬甫也在做，并且为了生存“飞了一个小圈子，又飞到原来的地方”教本来抵制的“子曰诗云”之类的封建东西。吕纬甫之所以消沉下去，没人理解、同情他的初衷，个人力量无法推翻封建力量、封建迷信。知识分子这个群体失去了改革的动力、热情，并且坚持自己信念将会连自己生存也无法保证，只有表面上遵守封建规则，心里默默地坚持，观念与行为不一致，不协调的痛苦慢慢侵蚀着吕纬甫的心灵。最后，也只有在“模模糊糊”中葬送这些觉醒者的理想。 　　《孤独者》顾名思义，孤独者魏连殳不仅消沉，而且非常忧郁、冷漠，他看不惯庸俗的一般的人，不愿同流合污，然而生活在“举世皆浊唯我独清”的社会里，只有独创“独头茧”来麻痹自己。他哪知道，人是自然的，为了生存可以独立发展，同时人也是社会的，为了生活不得不与社会进行更加广泛的交流。魏连殳终日读那些陈旧的书来保持自己的孤傲和清高，社会中的庸俗、圆滑、世故纷至沓来，流言蜚语威胁着他，最后的失业，走投无路，做了军阀杜师长的顾问。魏连殳的行为看似背叛了自己的初衷，实则是用自己反叛的行为来维护正确的信念。他曾说“我自己偏要为不愿意我活下去的人们而活下去···我已经躬行我先前所憎恶；所反对的一切，拒斥我先前所崇仰，所主张的一切了。我已经真的失败了--然而我胜利了。”[5]在与他相异的世人眼里，他是失败的。终于同流合污了，身陷于他所不愿的社会大染缸里。而他自己始终如一坚持他是胜利的，始终如渝地维持高尚的信念。我们跳出魏连殳的立场，站在社会现实的观点上分析，魏连殳的孤芳自赏是他“自慰”的心理，他的屈服、消沉是作者极力否定的。屈服是辛亥革命失败后，知识分子的体面的出路，走投无路情况下只有屈服、投降，并把此行为看着是胜利，看似胜利，实则失败。因为“他的内心世界和精神世界有很大的伤痕，在周围一片胜利声中，独自咀嚼着失败的悲哀，最后终于孤独地死去了。”[6]总之，鲁迅小说中知识分子群像的共同奋斗历程都是“飞了一个圈子”：理想--奋斗--挣扎--屈服。理想就是对现实的不满，而屈服是对现实的认同，归宿于现实，奋斗的过程是孤独、寂寞的，屈服意味着理想在孤独中幻灭。这样的思想脉络是《彷徨》里是一道摧不毁的防线。　　　　三、结论　　　　《呐喊》是1918-1922年间的小说，鲁迅先生用这里的作品来给革命力量助威，“聊以慰藉那些在寂寞里奔驰的猛士，使他们不惮与前驱”[7]因而，理所当然是充满乐观向上的情绪，让“理想”在“孤独”的状态中也有萌芽的可能，理想的这种存在状态具有积极的社会存在意义和社会效应，从文学角度讲，“曲笔”的应用也是合理的。而《彷徨》写于1924-1925年间，这是新文化内部发生分化的时期，作者用冷静的笔调的剖析知识分子的命运和弱点，在失败的辛亥革命后具有深刻的警世作用。因此为了达到世人的“自醒”的目的，理想在孤独状态中幻灭的原因将一一呈现于作品中。综上所述，清晰地认识到以上理想的两种存在状态，将有利于读者把鲁迅小说不同时期的思想倾向，也有助于拓宽鲁迅小说思想方面的研究。　　　　注释：　　[1]鲁迅.鲁迅全集[M].第八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11,第27页.　　[2]鲁迅.鲁迅全集[M].第七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11.第356页. 　　[3]鲁迅.朝花夕拾.小引.鲁迅全集[M].第二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11.第229页.　　[4]王富仁.呐喊·彷徨综论[C].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3,第93页.　　[5]鲁迅.鲁迅小说集[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4.第231页.　　[6]王瑶.鲁迅作品论集[C].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8.第110页.　　[7]鲁迅.鲁迅小说集[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4.第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