洋务运动和总理衙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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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总理衙门与洋务运动     1861年1月，清政府设立了主管外交和通商的中央机关——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简称：总理衙门、总署），派恭亲王奕、大学士桂良、军机大臣文祥三人为该衙门“管理”大臣。随着洋务运动的开展，总理衙门又成为全国“洋务”中枢机构。在整个洋务运动中，总理衙门起了倡导于先、主持于内的作用。一、洋务运动的策源地——倡导于先　　鸦片战争使一部分先进的中国人睁开双眼看世界，他们已经隐约地感觉到古老的中国正经历着一场有史以来的巨大变化。第二次鸦片战争给当时一切关心国家前途、民族命运的中国人更深刻的刺激，在众多的爱国有识之

2、士中，形成了一种“变局”的观念。“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和“数千年来未有之强敌”(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洋务运动》，第一册，第41页。)，表明中国正处在一个历史的转折点上。应付“变局”、抵御“强敌”的出路在哪里？出路只有一条，就是搞资本主义近代化。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在全世界的发展，“迫使一切民族——如果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第255页。)。19世纪下半叶的中国，资本主义近代化是历史的要求、时代的呼唤。　　总理衙门一成立，奕等人就上奏正式提出了“自强”的口号。他们明确指出：“治

3、国之道，在乎自强”，在中外关系中，“洋人之向背，莫不以中国之强弱为衡”。我国自强了，中外就可以彼此相安，并能够“潜慑其狡焉思逞之计”；反之，我国一无所恃，各国侵略者就“难保无轻我之心”(《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25、卷15。)。1874年日本出兵侵略台湾，中国因兵备不足，只得偿付巨款使其退兵。日本的崛起和威胁，促使朝内外更多的官员加深对自强的认识，奕等痛切检讨原因，并恳切地呼吁举国上下发奋图强。他们说，《北京条约》签订后，是中国力图振作的时机，当时“人人有自强之心，亦人人有自强之言”，但是至今仍然没有自强之实，过去的创

4、痛和耻辱，也几乎日久相忘。“及今亟事绸缪，已属补苴之计，至此仍虚准备，更无求艾之期。惟有上下一心，内外一心，局中局外一心，自始至终，坚苦贞定”，才能实现自强，消弭外患(《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98、卷51、卷64、卷46。)。　　总理衙门所举起的“自强”旗帜，拉开了洋务运动的序幕，而在洋务运动的整个进程中，总理衙门起到了总枢的作用。正如左宗棠所说的，“洋务关键，在南北洋通商大臣，而总理衙门揽其全局”(《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98、卷51、卷64、卷46。)。　　洋务运动的发生发展是与总理衙门的倡导密不可分的。　　太平

5、天国运动和第二次鸦片战争，充分暴露了八旗绿营的腐朽无能。为了维护清王朝的统治，洋务运动首先是从练兵开始的。总署初设，奕等人就指出：“自强之术，必先练兵。”(《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72。)不久又重申“自强以练兵为要”(《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25、卷15。)。他们本着历代封建王朝“强干弱枝”的原则，首先从选练八旗禁军和京营入手，于1861年创建了神机营，并拟定了京营练兵章程。1862年，经三口通商大臣崇厚提议，总署决定在天津训练洋枪队，挑选京兵和天津地方弁兵，聘请英国军官训练。不久，经奕奏准，沿海各地都仿照天津，

6、延请外国教练，训练洋枪队。这样，原拟强化禁军的固本政策，扩大到沿海各地。除天津外，上海、宁波、福州、广州等地也都相继出现了用洋枪炮武装的“练军”。如果说沿海各口的“练军”是为了迎合“洋人”的需要，保护通商口岸不受太平军的进攻，那么“练军”推广直隶全省，则是以防御外侮为主要目的了。1863年夏，总署大臣薛焕上奏说：“京师直隶两处练兵，就目前陕西等处军务而论，实已不可稍缓。况夷人眈眈虎视，不能不豫为防范，未雨绸缪。果能饷有所出，将帅得人，数年之间，畿辅重地，军威大振。其时住京公使目睹富强，凡有干求之事，一经总理衙门开导，自必俯首

7、听命，不致遇事为难，于外省亦多裨益。”(《吴煦档案中的太平天国史料选辑》，第125页。)薛焕并且提出了直隶练军的具体规划，经奏准后先后由直隶总督刘长佑、曾国藩选练“直隶六军”。其间奕等人还多次提出改进。继直隶之后，各省也陆续设有练军。到同治末年，除京师神机营和直隶六军外，吉林、盛京、山东、江苏、浙江、福建、广东、江西、湖南、湖北、四川、河南、甘肃、山西等省都相继选练了数量不等的“练军”。光绪年间，黑龙江、安徽、广西、云南、贵州、新疆也都陆续设置了“练军”。清政府本来由兵部掌管全国兵制军事，但是主持“练军”的不是兵部，而是总

8、理衙门。只是在有关“练军”的章程和饷项方面，兵部和户部参与筹议。这一时期的“练军”，与中国旧有军队的区别在于，它采用西方新式武器，聘请外国军官教练，以西式操典进行训练。这是我国军队近代化的发端。甲午战败，在思痛之余，总署又与各有关衙门及各地督抚认真商讨组建和训练新式陆军问题。总署大臣胡燏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