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区矫正中的公益劳动问题浅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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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社区矫正中的公益劳动问题浅论　　一、公益劳动与刑罚轻重的问题　　公益劳动是社区矫正的的一项重要内容，因为公益劳动侧重对服刑人员的行为矫正，通过参加公益劳动，可以体现其对社会的积极的补偿，培养其社会责任感，达到矫正其不良心理，避免重新犯罪的目的。但不可否认的是，对于服刑人员来说，公益劳动是一种加于服刑人员之上的义务负担，服刑人员除非有特殊情况，如身体残疾等原因不能参加劳动之外，都必须参加公益劳动。但在现行刑法中，对管制、缓刑、假释等人员的是没有参加公益劳动的义务要求的。而试行社区矫正之后，纳入到社区矫正范围的服刑人员就都必须负担起参加公益劳动的义务。这样一来不禁会出现

2、这样的问题：我国开展社区矫正，是适应刑罚轻缓化的国际行刑趋势，扩大非监禁刑的科学之举，如果要求非监禁刑服刑人员在被矫正的服刑过程中，在数年之内，自始至终的，每周都必须到指定地点参加公益劳动，这样是否加重了原有的刑罚，是否违背了我国开展社区矫正的初衷?7　　适用刑罚的终极目的应当是矫正犯罪人的不良心理，纠正其不良行为，消灭犯罪隐患，使其避免重新犯罪。而对犯罪人进行惩罚只是矫正其心理和行为的一种方式和手段。适用何种刑罚，如何适用刑罚，最终应当服务于矫正罪犯，避免再次犯罪这样的一个最终目标。刑罚的或轻或重，除了依照罪刑相适应原则的要求，以犯罪人的人身危险性来裁量之外，还应

3、当充分考虑如何充分发挥刑罚的矫正功能，最大程度上矫正犯罪人的不良心理和不良行为。毕竟惩罚只是手段，矫正才是目的。我国的五类社区矫正对象在开展社区矫正之前，刑罚的适用可谓很轻，公安机关也没有时间和精力对这些人员开展监督管理，基本处于脱管的状态，很难达到矫正的功效。而现在公益劳动的附加，表面上是加重了原有的刑罚，实质上是为了更有效的矫正，通过参加公益劳动，使其重新认识到自身的社会价值，培养社会责任感，矫正原有不良犯罪心理，这才是适用刑罚的最终目的。另外，我国原有监禁刑和非监禁刑还存在相互脱节的问题，普遍认为监禁刑是严厉的刑罚，而不在监狱关押的非监禁刑又过轻，基本相当于没

4、判刑，二者不能很好的衔接，这也是导致我国非监禁刑适用比例较小的重要原因。因此，我们在非监禁刑之上附加公益劳动，适当加重原有刑罚，有利于监禁刑与非监禁刑的过渡与衔接，促使一定数量的、没有监禁必要的短期监禁刑转化为非监禁刑，放在社会上执行刑罚，这也是我国开展社区矫正，适应行刑社会化大趋势的必然要求。　　二、公益劳动的决定机构问题　　在我国社区矫正试点工作中，根据两高两部的通知，由司法行政机关主要负责社区矫正工作，司法部制定的社区矫正暂行工作办法中规定了社区矫正服刑人员应当参加公益劳动的原则性规定，由省市司法厅局制定实施细则，作出较为详细的公益劳动的规定，最终由基层司法所

5、负责对公益劳动进行组织、管理。因此，在我国试点工作的实际中，公益劳动的决定机构是司法行政机关。近年来，在上海市部分法院的缓刑、假释案件的判决裁定中，在判决书或者裁定书的定罪量刑陈述之后，添加了这样一段话：“被告人某某某回到社区后，应当遵守法律、法规，服从监督管理，接受教育，完成公益劳动，做一名有益社会的公民。”这无疑是审判机关为了配合当前正在开展的社区矫正工作的需要，更是为教育、监督罪犯，为公益劳动等社区矫正工作内容提供了一个有力的支撑和依据。将公益劳动的义务写入判决书或者裁定书，是上海市社区矫正试点工作的一大质的进步。在此，不禁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公益劳动的决定应当

6、由谁作出，司法行政机关?抑或审判机关?7　　笔者认为，公益劳动作为对犯罪人施加的一种义务，虽然是对犯罪人的矫正项目，但这种矫正功效是通过强制性的要求犯罪人进行公益劳动实现的。在我国的司法环境中，这种强制性必须依靠审判机关以判决书、裁定书的形式体现出来，而不能由司法行政机关作出。理由是：　　1、司法行政机关作为社区矫正的执行机构，负责刑罚的执行，但不能决定刑罚执行的内容。无论是监禁刑还是非监禁刑，刑罚的决定权和变更权都只能是审判机关的权限。这个意义上，公益劳动已经不单单是一种矫正项目，它也是刑罚执行的一项重要内容，必须由审判机关作出，以平衡国家机关之间机关的权力分配，

7、以体现刑罚执行的权威性。　　2、刑罚的执行是一项极其严肃的过程，必须要有严格、权威的依据。在刑事执行领域，刑事判决书和裁定书是整个刑罚执行过程的唯一合法依据，对犯罪人执行刑罚必须严格按照判决书、裁定书的规定行事，非经法定程序，不得变更刑罚的执行内容。判决书、裁定书同时也是维护犯罪人自身合法权益的手段和武器，刑罚执行机关不能无故超出判决书、裁定书的量刑规定，加重其刑罚。因此，对犯罪人的刑罚的执行内容的规定必须由法院规定在刑事判决书或者裁定书中。　　3、审判过程中，由于法官对犯罪人的个人综合信息、犯罪情况以及人身危险性都有比较全面的把握，因此，法院在作出公益劳动的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