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资本主义萌芽问题兼批黄仁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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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明末资本主义萌芽问题兼批黄仁宇有人说要实现资本主义萌芽需要社会经济结构改变、社会阶级分化。也有人强调法律和意识形态：“现代资本主义的精神是建立在强调个人救赎的新基督教伦理基础之上的”。还有人强调“贸易自由”。对于明末能否实现资本主义演变，国内舆论界受黄仁宇等人的影响太远。黄仁宇认为中国古代没有形成数目字管理，他认为资本主义萌芽需要三个条件。才能展开：1、私人关系的信用借款，广泛的通行，于是资金流通。2、产业所有人以聘请方式雇用经理，因之企业组织扩大，超过本人耳目足能监视的程度。3、技能上的支持因素，如交通通讯等共同使用，才是企业之经济力量

2、超过本身活动范围。而三个条件，都需要有法律上的保障，因为其重点为信用。如果没这信用的功效，则其成为资本家也是小贩资本家。我们如承认资本主义的展开是一种社会现象，则不能否认法制支持信用的功效。黄仁宇关键的误区就是把所谓工商业看得过重。把成熟时期的资本主义各种制度非要强加到明末，不懂得社会制度是由于社会发展的需要和社会阶级的利益演化而来的这一根本性的原则，这正是黄仁宇犯的错误，把资本主义制度演化固定化，模式化，把成熟时期的英国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作为唯一的标准来衡量其他地区和其他文明国家。黄仁宇的观点很浅薄，不明白有这么多人受他影响。特别是明代不

3、能产生资本主义萌芽（或者说现代化演进）成了八九十年代普遍接受的观点。综上：这些人所有的弱点都在于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如同盲人摸象。他们没有一个从系统演化的角度来分析的。对于系统内的因子，找出一个原因但很难是真正的原因，很难找到因果链的尽头，有一个著名的命题，南半球的一场飓风是因为北半球的一个蝴蝶煽动了一下翅膀。很多系统是自耦合系统，原因和结果相互关联，就好鸡生蛋还是蛋生鸡的关系。马克思·韦伯说：人们一再相信，即便是文化科学中的决定性标志，归根结底也能在某些因果连结的“合规律性”的重现中找到。这也是西方实证主义的基础。这种错误在于总是在寻找单

4、向因果链的尽头。  而外部原因影响系统却是很容易发现的，这时系统受到了干扰自然有应激反应。当年有人质问恩格斯“否定之否定”定律时，就举了一个蛹化为蝶的例子，质问恩格斯如果我一脚把蛹踩死了，还能否定之否定吗？这个例子正说明外界的影响对系统演化起着明显的作用。这个例子正可启发我们思考中国在明末为什么没有完成资本主义演化，而在清末却出现了资产阶级革命。基于演绎推理的西方分析哲学，总是习惯把事物分解得细而又细，不会用系统和普遍联系的观点来分析事物。而这点中国古代哲学几乎是靠自觉就完成了系统的观点。五行学说，阴阳、八卦都用了系统的观点。特别是中医理

5、论就是这套学说的最后专业化和实践。 所以合理的概括应该是资本主义实现是基于经济、政治、意识形态三个子系统的相互作用。这三个子系统既相互制约又相互促进。不能因为一个子系统没有达到要求就怀疑系统不能演化，也不能否认一个系统高度发达后能带动其他系统实现演化。事实证明任何一个子系统不受限制的发展都会带动其他两个子系统从而促使系统进化。从资本主义在欧美各国实现的不同过程看，就分别是三个子系统分别带动的结果。西方社会的资本主义实现，是三驾马车共同作用的结果，在英国是逐步改良，资产阶级经济力量很强，政治势力也很强。但当时的社会启蒙运动还不充分。而在法国

6、大革命前，市民社会，第三等级的经济势力强，资产阶级的启蒙运动，传播了大量的人本主义学说，大思想家纷纷出现，但是资产阶级在政府内却没有地位，最后是爆发大革命而告胜利，在德国出现资产阶级改良运动是另一种情况，当时德国也是大思想家、大哲学家纷纷出现，德国的资产阶级政治势力，资产阶级自由派势力在议会和政府也占据一席之地，但是资本主义经济势力却相对较弱。革命的道路是战胜外敌实现统一，给资本主义经济发展打开道路。俄罗斯和日本的资本主义经济在维新前比上述三国就更不值得一提了，但是维新的动力来自统治者富国强兵的欲望，意识形态的引进和革命。所以只重视资本主

7、义在经济上的发展导致革命的到来是不对的。另两个方面也会产生相当大的作用。明朝在经济方面的资本主义萌芽就不多说了，有资料可以查，要说的是，明朝统治者在晚明总体上促进了资本主义的萌芽，就以万历派出的矿监为例，前后才十年左右，虽然当时民怨载道，但是矿监撤回后，开矿成为合法，自然促进了资本主义生产萌芽的发展。明朝号称以德治国，到了晚明，更加重视舆情，皇帝虽然可以罗织各种罪名擅杀大臣，但是不得不和大臣合作，没有大臣的支持，不能做任何事情，而大臣已经形成文官体制，自有章法。万历废立太子被迫放弃，矿监等被迫撤回就是舆情的影响力。“妖书案”是有人作书诽谤

8、郑贵妃企图废立太子，郑贵妃无奈只能上书自辩，这种事在清代是不可想象的，肯定又是一场大文字狱。到南明时权利就直接转到大臣手上，这是儒家传统。大臣们尤其是首辅更是重视来自各方面的舆论，一旦有舆论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