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儒学宗教性问题争论的文献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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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对于儒学宗教性问题争论的文献综述丁静J11014018历史系2010级摘要：关于儒学是否宗教以及儒学的宗教性问题的讨论是20世纪儒学发展史上最重大的事件之一。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对于康有为及儒教的观点及儒学宗教论，各思想派别都给予了激烈的反驳或回应。尽管其争论的出发点有较浓的政治和思想斗争意味，但它促使人们开始以西方文化为参照系重新审视和检讨作为中国传统文化核心部分的儒学，因而对于学术思想史来说不无重要意义或启示。关键字：儒学宗教性儒教儒家思想传统是否能被视为一种“宗教”，儒学具有怎样的宗教性内涵？这是一个争论已久

2、的问题。虽然每一次争论都未能取得一致看法，但是继续深入讨论这些问题，对于认识儒学的本质及其功能很有意义。在关于儒学宗教性课题的研究中，目前学界大致有三种看法，一是认为儒学不是宗教，只是世俗的人文主义；二是不认为儒学是宗教，但承认它具有宗教的某些特点，故有宗教性，但和西方的宗教不同，是既超越又内在的；三是认为儒学是宗教，故称儒学为儒教。正如人们所说，要解决儒学是不是宗教的问题，首先要解决什么是宗教的问题。但是，这个问题不是只靠简单的定义就能够解决的，最重要的是对宗教的本质能不能形成一些基本的共识。由于时代背景不同，社会因

3、素的影响，文化思潮的变迁以及学术观点各异的派别及个人的参与而使得这个问题的讨论呈现出一定的阶段性，更由于学者对宗教概念的界定、对宗教价值的判断、对儒学认识及价值的判断的不同，特别是每个学者人生的不同阶段对此问题也有不同的认识，使得这一问题更具复杂性。论题有变化，思考问题的角度与方法也有变化，但有一点似乎没变，这就是凡是涉及宗教的问题，都是有关人生信仰的问题而不是科学认识的问题。如果说在古代，宗教与科学尚未完全分化，只能从基本倾向上进行分析，那么到了现代，二者的基本界限应当成为人们的共识，我们也应当在这一共识之下研究儒学

4、的问题。下面先对一百多年来对这一问题的代表性争论作一简要回顾。一、19世纪末到20世纪上半叶的讨论自从19世纪末以康有为为核心的孔教派极力宣扬儒学是宗教，并力图定孔教为国教以来，关于儒学是否为宗教的问题至少有两次大规模的讨论。一次是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上半叶。当时一部分知识分子精英以“护持中国文化精神”的心结，强调“儒家是礼教而非宗教”、“中国无宗教”，而另外一些则肯定儒学的宗教性。胡适在20世纪三十年代初期写就的《中国中古思想史长篇》书稿中明确肯认了中国的宗教传统。当代儒学大师贺麟先生在20世纪40年代初，发表了长

5、文《儒家思想的新开展》，强调儒家的礼教富有宗教的仪式和精神，“儒学不仅仅是哲学，而且也是美学和宗教，是一门集哲学、美学和宗教于一身的大学问”[1]，认为儒家思想的新开展要吸收基督教的精华以充实儒家的礼教。新儒家重要代表人物梁漱溟在《东西方文化及其哲学》一书中得出结论：“……一般宗教所有的一二条件，在儒家又不具有，……不宜唤作宗教”。但是“儒教与其他大宗教对于人生有同样的伟大作用”[2]，所以姑且认为儒家为宗教。梁漱溟认为儒家“一是孝悌的提倡，二是礼乐的实施，二者合起来就是他（儒教）的宗教。”而这一阶段的批判之声却尤显居

6、多。康有为的得意门生梁启超是最早批判儒学宗教说的学者。1902年，他在发表的《保教非所以尊孔论》一文中较全面而深刻地阐述了孔子非教主，儒学非宗教的思想观点，他认为孔子是提倡人格教育的圣哲，儒学的性质与其他宗教不同。“所谓宗教，专指迷信宗仰而言，其权力范围在躯壳界之外，以魂灵为依据，以礼拜为仪式，以脱离尘世为目的，以涅盘天国为究竟，以来世祸福为法门，故宗教非使人进步之具也”。“孔子则不然，其所教者，专在世界国家之事，伦理道德之原，无迷信，无礼拜，不禁怀疑，不仇外道”[3]。而且，“孔子未尝如耶稣之自号化身帝子，孔子未尝如

7、佛之自称统属天龙，孔子未尝使人于吾言之外皆不可信，于吾教之外皆不可从。孔子人也，先圣也，先师也，哲学家，教育家，而非宗教家也”。他指出，那些儒教宗教论、保教论者是“误解宗教之界说”[3]。梁启超的这种观点在他以后的《论佛教与群治之关系》、《孔子教义实际裨益于今日国民者何在欲昌明之其道何由》、《清代学术概论》等论著中又作了相关论述。与梁启超同时代的国学大师刘师培和章太炎虽然在政见及学术思想上与梁氏相左，但在儒学是否为宗教的问题上提出了与梁类似的主张。他们的主要观点见诸《论孔教与中国政治无涉》、《驳建立孔教议》、《示国学会

8、诸生》等文章中。刘师培在其相关论著中批驳了“中国政治皆受孔教之影响”的观点，认为孔子是学术家而非宗教家，孔教不是宗教，“孔教”二字本身亦”最不合伦理”，其后孔学与政治发生关联，是“后世之利用孔学，非果政治之源于孔教也”[4]。所以他提出，中国的现实需要不是宣扬什么孔教，而是应革除“中国之神教”，让孔学恢复其儒家的本来面目。章太炎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