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清华大学的演讲提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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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为第三届中国经济学年会而作初稿,请勿引用经济学家、经济学与中国改革吴敬琏*作者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感谢本届中国经济学年会邀请我参加这次盛会，与学友们共同探讨我们这门学科面对的重要理论和现实问题。特别是感谢年会邀请我在我的母校——复旦大学的这个讲台上做主题发言，回顾过去四分之一个世纪中国经济学和经济学家走过的历程，意义更非同一般。我浏览了大家提交给大会的论文题目，它们涉及面如此广泛，可喜可贺。这不禁让我回想起了25年前的1977年，为了拨乱反正，我的两位老师于光远教授和苏绍智教授发起的四次“按劳分配讨论会”。那时，经济学家虽然还没有摆脱“左”的思想

2、禁锢，但是所表现出来的真诚热情和勇气令人难忘。中国经济学家的思考和起步正是从那时开始的。如今，时过境迁，我深深地为中国这二十几年来所取得的进步而感到自豪。作为一个历史的见证人，我也想与到会的经济学界朋友们共同回顾改革的历程，经济学家在其中的作用，以及经济学在中国经济改革中的作用，从而明确我们作为经济学家的历史使命和社会责任。1．中国经济学家在改革中成长中国改革理论发展史中提出市场取向改革的第一人是顾准（1915-1974）。他在50年代中期“左”风肆虐、万马齐喑的日子里力排众议，一针见血地指出，社会主义经济的问题是废除了市场制度。因此，为了提高效率，社

3、会主义可以选择的经济体制，是由企业根据市场价格的自发涨落来作出决策顾准(1956)：《试论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顾准文集》，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32页。。在那样的年代有这样的独立而深刻的思想，是非常了不起的。可惜的是，他旋即被划为“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他的学术观点更被断定为异端邪说，在长达20年的时间里湮没无闻。在1956年以后的20多年里，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是以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讲话中提出的“放权让利”，特别是向地方政府放权让利为指导的，在这种“体制下放”的改革思路对往后的改革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而“体制下放”

4、的思路首先提出批评的是经济学家孙冶方。他在1961年后多次指出，经济管理体制的中心问题，不是中央与地方的关系，而是“作为独立核算单位的企业的权力、责任和它们同国家的关系问题，也即是企业的经营管理权问题。”10孙冶方主张在计划经济的大框架下扩大企业自主权，或者说向企业放权让利。然而即使这样的主张也不能见容于当局。所以他在提出上述观点后不久，就被说成是“比利别尔曼还利别尔曼利别尔曼是苏联经济学家，他在1961年提出的对苏联经济改革的建议，被认为是1965年柯西金改革的理论基础。”的“修正主义者”而受到批评和迫害。在“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的政治思想和经济政策

5、的“拨乱反正”中，绝大多数经济学家和经济工作领导人认同孙冶方的经济思想，认为应当把扩大企业经营自主权和提高企业活力放在改革的中心地位，并且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南斯拉夫“企业自治”理论的影响。以国有企业改革为重点的微观改革的最著名的倡导者还有马洪（1920—）、蒋一苇(1920¾1993)。例如，马洪关于“改革经济管理体制要从扩大企业自主权入手”，扩大企业在人、财、物和计划等方面的决策权力马洪向北京地区社会科学界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三十周年学术讨论会提交的论文《改革经济管理体制与扩大企业自主权》，载《马洪集》，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第228-2

6、45页。的主张，就得到了一些政府领导人的采纳和国有企业领导人的热烈支持。1978年12月中共第十一届三中全会在讨论经济改革问题时对放权让利作了较之行政性分权更宽泛的解释。全会《公报》指出，旧经济体制的“严重缺点是权力过于集中”，“应当有领导地大胆下放，让地方和工农业企业在国家统一计划的指导下有更多的经营管理自主权”，以便“充分发挥中央部门、地方、企业和劳动者个人四个方面的主动性、积极性、创造性，使社会主义经济的各个部门、各个环节普遍地蓬蓬勃勃地发展起来。”《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公报》（1978年12月22日），载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7、编：《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人民出版社，1982年。另外一些经济学家思考的范围比企业改革更宽。80年代初期，随着研究的深入和国际交往的扩大，我国改革理论已经逐渐超越了“扩大企业自主权”的实际措施的水平，形成了以建立“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学”为核心的整套观点和政策主张。当时改革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是薛暮桥、杜润生（1913¾）、廖季立（1915-1993）、刘明夫（1915-1996）等老一辈的经济学家和经济工作领导人。例如，中国左翼经济学界的宿将、解放后又长期担任中央政府经济领导工作的薛暮桥（1904¾）。他在1979年出版的、对当时的改革思想发生了重

8、大影响的著作《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研究》一书中指出，中国经济改革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有二：“一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