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中国社会阶层分化的制度基础

《当前中国社会阶层分化的制度基础》由会员上传分享，免费在线阅读，更多相关内容在应用文档-天天文库。

1、当前中国社会阶层分化的制度基础提要：作者认为，社会分层机制总是嵌入特定社会经济形态之中，并由规定着社会经济形态特征的产权所有制及其与国家权力之间的关系来解释的。在中国计划经济体制下，国家垄断生产资料并以行政性的委托—代理方式经营，人力资本产权残缺；这样的基本制度安排，决定了人力资本只能以非市场贸易的方式同生产资料结合，经营剩余以国家租金的形式存在；国家公共权力不但表现为索取剩余的租金权力，也表现为分配这些租金的再分配权力。再分配者在再分配过程中偏向自己而导致阶层分化。在当前中国市场经济情形下，公有资产的既

2、具行政性又具契约性的委托—代理制度，以及嵌入在政治权威结构之中的市场制度，共同构成了阶层分化的制度基础。如此制度安排，决定了国家公共权力持续地但只是部分地表现为再分配权力；同时它还衍生成了权力精英谋取私利的寻租能力；市场能力对生活机遇的分配产生着影响。再分配权力、寻租能力、市场能力共同构成了阶层分化的动力基础。以这些动力基础为依据，作者构建了一个由十个阶层构成的框架，以呈现当前中国城市社会分层结构的轮廓。　　关键词：制度；分层机制；市场转型　　　　本文尝试在泽兰尼的制度主义社会不平等观基础上，发展出一个用

3、以呈现当前中国城市社会阶层结构的理论框架，姑且称之为“新制度主义的阶层分析框架”。这一制度主义的新认识，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关于当前中国城市社会阶层分化的多元动力基础的一组命题；以上述动力基础为依据对当前中国城市社会所作的阶层划分。　　笔者着重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呈现这一理论建构的策略、主要内容和基本解释逻辑：剖析泽兰尼的制度主义分层观在解释当前中国分层机制时的局限，以寻求新的理论生长点；如何将关于社会主义权威结构的分析与产权制度分析结合起来，并借助市场能力、租金概念，扩展制度主义的分层观；揭示产权及其与

4、国家权力之间的关系，在不同经济类型里是如何决定人们的阶层地位的；形成对当前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制度安排、阶层分化的动力基础以及分层结构的认识。　　一、对泽兰尼制度主义分层论的扩展　　在《制度主义不平等理论纲要》一文中，泽兰尼对自己1970年代以来就一贯坚持的社会不平等的新制度主义主张作了简明表述：　　我们在这里提出一个制度主义的理论纲要，用以解释国家社会主义和后共产主义国家的社会不平等的近期历史。这一理论并不预设市场制度或再分配制度必然产生社会不平等。相反，其前提假定是，不平等是市场制度和再分配制度

5、在既定历史条件下的结合方式的函数，是这些制度嵌入在其中的特定财产、社会关系，尤其是阶级关系的函数？？要而言之，我们认为，不平等由制度来解释，而制度变迁又由阶级之间和阶级内部的争斗来解释。　　泽兰尼的观点是在波兰尼的制度论基础上形成的。波兰尼认为，人类的经济活动过程总是嵌入在既定历史条件下的制度之中的，制度将经济过程中的诸要素安排成一个统一稳定的整体。他区分了三种类型的人类经济整合方式，即互惠、再分配和交换，它们构成了特定社会经济形态下人们经济行动的制度基础。“互惠”指对偶群体之间的交换“再分配”；指各种经

6、济要素汇聚到一个中心然后再由中心分散开去“交换”；指在市场体制下参与者之间的交易。每一种整合方式，都分别由相应的制度来支持。互惠经济以对偶群体的存在为前提，再分配经济以权力中央的存在为前提，而市场经济的存在以形成价格的市场制度为前提。　　泽兰尼将波兰尼的经济整合类型概念，尤其是将再分配经济和市场经济这两个概念，应用于转型经济的阶层分析，认为不平等的根源在于居于统治地位的经济整合机制。所谓居于统治地位的整合机制，指的是规定着主要生产要素，即土地、劳动和资本的配置方式的整合机制；相对而言，居于补偿地位的机制指

7、对这些要素之外的一些物品或服务进行配置的机制，它具有减小主要整合机制所产生的不平等的作用。居于统治地位的经济整合方式是阶级权力的基础。如果再分配居于统治地位，那么社会不平等的主要根源就是再分配，无权的弱势者就会借助市场抵抗社会不平等；如果市场在资本和劳动配置中居于统治地位，无财产的弱势者则会依靠国家再分配增加自己的所得。　　泽兰尼以“市场渗透”的程度，即商品市场、劳动力市场以及资本市场是否存在，区分了由再分配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中的三种社会经济类型：存在着地方市场的再分配经济；在再分配经济占统治地位的条件下

8、，以市场与再分配共存为特征的社会主义混合经济；资本主义导向的经济，其明确目标是建立市场的资本主义，抛弃国家社会主义。　　根据他们的划分，20世纪60年代到80年代的东欧、1977-1980年代的中国，都属于存在着地方市场的再分配经济。1980-1989年的东欧以及1985年后的中国，私有经济得以合法化，商品市场日益发达，并出现了一定规模的劳动力市场和资本市场，标志着社会主义转向了“混合经济”。1989年以后的东欧，以公有部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