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诗“诗史”批评 特点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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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杜诗“诗史”批评特点论文杜诗“诗史”批评特点论文杜诗“诗史”批评特点论文杜诗“诗史”批评特点论文杜诗“诗史”批评特点论文  论文关键词:苏轼以文论诗以学论诗杜诗“诗史”批评  论文摘要:苏轼以文为诗、以学为诗,自后山、易安以还,学界多有论述.但对其以文论诗,以学论诗的批评方法,却少有涉及.苏轼以文、学为批评,显然是出于他一贯的以文,学为诗的学术思维习惯和学术背景.他的以文,学为批评,集中体现在其对杜诗“诗史”品格批评上。  后山、易安以还,对苏轼以文为诗、以学为诗甚至以诗为词的批评、指责甚为严厉。后山“虽极天下之工,要非本色”(《后山诗话》)之语,易安“句读不葺之诗”

2、(《论词》)之谓,大抵是出于“为词尊体”的目的,其着眼自然在“文体辨正”:张戒“子瞻以议论作诗”(《岁寒堂诗话》卷上)之讥,贺裳“多以文为诗,皆诗之病”(《载酒堂诗话》)之刺,严沧浪“以文字为诗,以才学为诗,以议论为诗”(《沧浪诗话》)之说,以及船山“除却书本子,则更无诗”(《姜斋诗话》)之讽,却又是出于“为诗尊体”的目的,虽然着眼也还在所谓“文体辨正”。这两种批评其实都局限在苏轼的诗词创作实践,所谓“本色”、“尊体”等等,未必不是文体辨正,前人就此所论极多;但对苏轼的文学批评,则多在所谓“崇尚自然”、“道可致不可求”之类。以文以学为批评也是苏轼文学批评的特色,但却极

3、少有人论及。其实东坡以文、学为批评,本是于他以文为诗、以学为诗的一贯学术背景,只是表现的型态不尽相同罢了。即在创作上表现为以文、学为诗(词),在理论上则表现为以文、学为批评。  其实所谓以文、学为批评,并非针对批评对象而言,而只是以为文、为学的标准作为批评的权衡。换言之,即把对文的要求、对学的要求移用、适用于批评对象,以文、学的标准衡诸批评对象。在这意义上,这种批评其实还是一种广义的文体辨正式批评。  东坡以文、学为批评,集中表现在他对杜诗“诗史”品格批评上,但与后来宋人集中在“诗史”品格的“分我杯羹”式的分说不同的是,东坡只就作为整体的杜诗“诗史”品格的极端进行批评

4、,诚如他之赞誉文与可画竹是“胸有成竹”,他的杜诗批评,亦是胸有“全杜”,即着重杜诗“诗史”的整体风貌,其中发掘某种品格,加以批评和论述。分说如:  论题一:以史证诗  其实以史证诗并不始于苏轼。魏晋以来的咏史诗多少有这种“以史证诗”的认识,注重“诗”“史”的某些品质互通,朱自清《诗言志辨》说,“原来《诗》本是记事的,也是一种史”,又引闻一多语谓“诗”“志”本是一个字,自然是叙事的,则为其辨正源头:更远如《诗序》为文造事,生拉硬拽,自是以史证诗之法;李善注《文选》以史实史事佐注诗文又在实践上加强了这种认识:咏史诗的发展未尝不可以视作“以史证诗”观念以至“诗史”观念的推进

5、和发展。至于刘勰《文心雕龙·时序》所谓“昔在陶唐,德盛化钧,野老吐何力之谈,郊重含不识之歌。有虞继作,政阜民暇,薰风诗于元后,烂云歌于列臣。……至大禹敷上,九序咏功;成汤敬,猗欤作颂。逮姬文之德盛,《周南》勤而不怨:大王之化淳,《风》乐而不淫。幽厉昏而《板》《荡》怒,平王微而《黍离》哀”,“以史证诗”之意不言自明。宋人“史学”意识的增强,自然可以为其诗学批评提供某些批评的土壤;而诗学批评的发展又反过来可以促进宋人“诗”“史”的旁通化成。比方宋人最遭后世诟病的“以文为诗”,其实质也就是文与诗两种文学型态的异质同构和学术通感(联觉);而诗学与禅学的打通也促成了宋人诗学批评

6、多以禅喻诗。但把这种学术通感扩及诗学批评,单就“以史证诗”这一论题而言,在宋代,若论其开创之功以及对后世批评产生的影响,则不能不说是苏轼。其《评予美诗》云:  子美自比稷与契,人未必许也。然其诗云:“舜举十六相,身尊道亦高。秦时用商鞅,法令如牛毛。”此自是契、稷辈人口中语也。又云:“知名未足称,局促商山芝。”又云:“王侯与蝼蚁,同尽随丘墟。愿闻第一义,回向心地初。”乃知子美诗外尚有事在也。”  “诗外有事”的说法,严格说来似乎还停留在“以诗证事”的“实谓”层面,即囿于对“诗本事”的追求和探询;而对“诗本事”的关注固可以视为“诗史”传统的一斑,从《左传》甚至季札观乐即已

7、肇其端;在左氏看来,史本来是“纪事载言”的,“寓褒贬惩善恶”的道德价值也只有在字里行间对“诗本事”的叙述里才能体现出来:但此处“诗外有事”亦未必不是苏轼以文为批评的自觉不自觉的实践。不过苏轼的以文论诗之法,首先看重的倒不是以“文”的章法结构等形式要件规范来衡量“诗史”、批评“诗史”,而是关注它作为“史(事)”的载体在道德方面的价值诉求,这与自宋以来柳开、王禹偶、欧阳修之论“道”一脉相承;不过事实上对“载”的重视,对诗之于“载”的重视,对杜诗“诗史”于“载”的重视。即是“文”的品格的诗化,在某种程度上构成了对传统的“诗言志”说的反动。上引“诗外尚有事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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