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谐社会刑法研究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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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义务轻权利传统刑法积弊，树立全新的民权理念，即从国权刑法到民权刑法，从社会保护性刑法到人权保障性刑法的转变，是建构和谐社会刑法的应然归宿。　　关键词：民权刑法和谐社会人权保障以人为本　　和谐社会构建是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的重要命题，已得到社会各界广泛的认可。社会的安全稳定不仅是和谐社会的构成要素，也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基本保障。和谐社会要求通过各种方法，包括法律手段，化解各种社会矛盾，疏通各种社会怨愤，由此而获得社会的长治久安。我国传统刑法强调的是刑法打击犯罪的作用，有罪必罚，罚当其罪。然而，一个国家对付犯罪并不需要刑事法律，没有刑法也并不妨碍国家对犯罪的有效镇压和打击。犯罪是一种社会冲突，许多情

3、况下，刑罚在表面上虽然排除了冲突所引起的社会障碍，但并未消除冲突主体的对立情绪，在有罪必罚观念指导下，被害人、犯罪人及社会间可能会产生新的冲突，同样破坏了社会主义社会关系的和谐性。刑法存在的正当性根据不能是打击犯罪，而应当从保障人权的角度加以考证。刑法的存在主要是为了限制与规范国家刑罚权的活动，是保障善良人权利的大宪章，也是保障犯罪人的大宪章，这才是法治社会的刑法之目的。因此，在刑事立法与司法中倡导与推行民权刑法的观念，在当前的刑事法制的建设过程中，有着重要而深远的价值意义。　　民权刑法这一概念，是李海东先生首先在我国提出的。先生根据国家与公民在刑法中的地位把历史上的刑法分为两种类型，国权主

4、义刑法与民权主义刑法。国权主义刑法，就是指以国家为出发点，而以国民为对象的刑法。其特点是刑法所要限制的是国民的行为，而保护国家的利益。民权主义刑法是以保护国民利益为出发点，而限制国家行为的刑法。可以说，国权刑法等于权力刑法，民权刑法等于权利刑法。因此，国权刑法与民权刑法中的国权与民权是两种截然相反的，在一定程度上甚至是相互对立的刑法。国权之权指权力，而民权之权指权利。在国权刑法中，刑法是国家单方面镇压犯罪的工具，因而刑法是用来限制公民行为的，而国家刑罚权本身则往往不受这种限制。而在民权刑法中，刑法不仅限制公民行为，更重要的是用来限制国家刑罚权的，具有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的某种契约性。正是这种契

5、约性，使民权刑法获得了正当性，使民权刑法建立在宪政基础之上，使民权刑法作为法治国刑法在性质上根本区别于专制社会的国权刑法。　　一、我国刑法中的国权主义色彩　　中国传统社会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权力至上的专制统治以及家国一体的宗法社会，其刑法文化必然是强调秩序的维护以及对以君权为代表的统治权的绝对尊重，刑法只能是维护社会秩序的工具。在传统观念下，国家本位、权力崇拜意识根深蒂固，一方面，大一统的中央集权与行政化的社会禁锢着人们的头脑；另一方面，国家主义导向政治文化盛行，使得传统刑法观念只能是权力本位性的刑法。在权力本位性刑法观念下，把刑法作为强化国家权力的手段，国家利益、整体利益高于个人利益，为

6、了维护两种绝对利益可以损害甚至牺牲个人利益。在这种状况下，个人权利往往受到诸多限制甚至剥夺，而国家权力却可能得到膨胀与滥用。　　新中国成立以后几十年里由于社会结构的单一，传统文化的惯性，人们的刑法观念仍然是社会保护观、刑法工具观。在这种一元的社会结构中，政治国家占据着垄断地位，对社会进行全面的控制，公民个人自由与权利长期受到压抑与压制。在这种情况下，刑法与政治进一步结缘，成为阶级斗争的专政工具，强化了它的社会保护机能，刑法的人权保障机能则被忽视甚至漠视。有学者形容说：“以暴力镇压为主要功能的刑法，成了历代刑事立法的共同特征，并构造了中国刑法的主体形象。”　　在立法上，最直接的反映就是刑法典关

7、于刑法任务的片面规定。　　我国刑法的任务概括起来为“惩罚犯罪，保护人民”这八个字。既然是“惩罚犯罪，保护人民”，“刑罚世轻世重”的古训就成为了影响我国刑法立法的重要因素。在整体刑罚量仍然偏高的情况下，重刑主义进一步加重了刑罚。重刑是超出犯罪的量给予的刑罚量，直接导致犯罪人对刑罚的冷漠和无视。刑法投入过量刑罚，说明没有考虑犯罪人的人权，而仅仅关注到个别预防的效果，还在以国家威权主义为特征的刑法思路中绕圈。既然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