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末年国家祭祀的变革与重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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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田天：西汉末年国家祭祀的变革与重构田天中国魏晋南北朝史学会今天专辑中古礼制研究作者介绍田天，1984年生于青岛，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先秦秦汉史、出土文献。西汉中后期发生了一场历时甚久的复古改制风潮，自元帝朝开始，至王莽当权时期达到高潮。这场风潮带来了诸多制度改革[1]，国家祭祀的改革是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经此改革，秦以来的神祠祭祀自此中止，延续两年前的南郊郊祀制得以开启[2]。南郊郊祀制度在成帝朝至平帝元始年间几废几立，最终取代了西汉以来的祭祀制度。自匡衡至于王莽，主张礼制改革的一派也经过不断调试、更新

2、，南郊郊祀的理论与仪式逐步完善。与此同时，不断受到重创的旧体系渐次瓦解。最终，在平帝元始五年（5），国家祭祀制度发生了彻底变革。这一巨变，直接造就了中国古代国家祭祀体系的性格。一、“天地之祠五徙焉”：成、哀年间郊祀改革的兴起与反复西汉末年的礼制复古运动，自宗庙改革而始，继之以郊祀制度改革，为同一批儒生所发起，指导精神相同。元帝好儒，永光四年（前40）采纳贡禹、韦玄成、匡衡等人的建议，罢废“亲尽”宗庙、郡国宗庙以及不合礼制的寝园。后因元帝疾病缠绵不愈，于建昭五年（前34）恢复了郡国庙以外的“诸所罢寝庙园”。元帝驾崩不久，匡衡即

3、再度提出罢废“亲尽”宗庙[3]。几乎同一时间，他又提议改革郊祀制度，由此揭开了西汉后期郊祀制度改革的序幕。（一）匡衡的郊祀改革成帝即位之初，南郊郊祀即得以成立。建始元年（前32）“十二月，作长安南北郊，罢甘泉、汾阴祠”，建始二年（前31）春正月“辛巳，上始郊祀长安南郊”[4]。立郊祀之议出自丞相匡衡和御史大夫张谭，《汉书·郊祀志》对这一奏议有详细的记录[5]。匡衡所提出的改革理由有三：首先，甘泉泰畤、汾阴后土祠作为天地重祀，方位不合古制；其次，皇帝祭天地需长途旅行，安全无保障；其三，皇帝为祭祀频繁出行，劳民伤财。结合匡衡及其

4、支持者的其它言论来看，以上所论之二、三两条皆非核心原因。匡衡最强调的是，汉家天地大祀之所泰畤—后土祠，不合经籍所载古制。这一提议下于群臣后引起争论，结果是除“大司马车骑将军许嘉等八人”外，其余五十名参与讨论者都表示赞同。议者引经据典云[6]：天地以王者为主，故圣王制祭天地之礼必于国郊。长安，圣主之居，皇天所观视也。甘泉、河东之祠非神灵所飨，宜徙就正阳大阴之处。违俗复古，循圣制，定天位，如礼便。这段话常被研究者引用，尤其是“天地以王者为主”一句，被认为是郊祀礼的主要理论基础。除此之外，尚有一句值得注意：“违俗复古，循圣制，定天

5、位，如礼便。”所谓“违俗复古”，是以现行制度为“俗”，礼书所追述的上古法式为“古”[7]。它针对的，是反对者所提出的西汉天地祭祀之礼“所从来久远”之说。在争论中，匡衡等人特别拈出“俗”与“古”的对立，以复古为要。从这一角度讲，匡衡及其支持者可称为“复古派”。以支持与反对的人数比例来看，在首次辩论中，复古派占据了绝对优势。此次郊祀改革提案并非匡衡遽然为之，而是一批学者相当长时间以来的意见。元帝时翼奉已发其议，以为“祭天地于云阳汾阴，及诸寝庙不以亲疏迭毁，皆烦费，违古制”。他甚至认为汉家祭祀制度已积重难返，非徙都成周不足以变更旧

6、制[8]。激进复古、彻底变更现行制度，是复古派的一贯主张。翼奉切谏元帝下决心“一变天下之道”[9]，复归周政。匡衡也曾上疏元帝，建议“宜壹旷然大变其俗”[10]。自先秦流传至西汉的礼书，以士礼为主。自西汉初年以来，儒生一直未能建立起一套实用的“天子礼”[11]。《汉书·兒宽传》云“及议欲放古巡狩封禅之事，诸儒对者五十余人，未能有所定”[12]，刘歆《移让太常博士书》谓“至于国家将有大事，若立辟雍、封禅、巡狩之仪，则幽冥而莫知其原”[13]，皆是其证。至元、成之间，礼学理论有了显著发展，学者始发改革国家礼制之倡议。翼奉、匡衡的

7、言论，就是在这一大背景下出现的。翼、匡二人同事后仓，学出一源[14]。后仓专精礼学，徒众甚盛[15]。翼奉、匡衡之学来自后仓，师丹又师事匡衡[16]。成帝初年主张郊祀改革一派，主要人物多有后仓礼学的背景[17]。不过，就《汉书》中保存的材料来看，元、成时期郊祀改革的理论尚较为单薄。《汉书·郊祀志》的两段记载，可以证明此点。一是诸儒谈及南郊郊祀之理论[18]，王商及众儒臣引《礼记》、《尚书》等文献证明改革的可行性。其论说的层次并不复杂，无非强调天地之祭需从“正位”，要求恢复周制而已。至于具体祭仪，全不在讨论之列。第二段材料为南

8、北郊郊祀获准后，匡衡申请改革泰畤制度，曰[19]：紫坛有文章采镂黼黻之饰，……不能得其象于古。臣闻郊柴飨帝之义，埽地而祭，上质也。……皆因天地之性，贵诚上质，不敢修其文也。……紫坛伪饰、女乐、鸾路、骍驹、龙马、石坛之属，宜皆勿修。匡衡批评泰畤的装饰与祭祀仪式，并要求去除“紫坛伪饰”。他的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