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和及其船队的军人身份与军事角色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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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郑和及其船队的军人身份与军事角色探究庞继先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指挥学院我国伟大的航海家郑和被公认为是具有世界影响力的历史人物。英国著名学者李约瑟对郑和统率的舰队曾给予高度评价:“明代海军远远胜于历史上任何其他亚洲国家的海军,同时代的任何欧洲国家海军也难以与之匹敌,甚至所有欧洲国家的海军联合起来也比不上明代海军的力量。”李约瑟著,《中国科学技术史》第479页,科学出版社,1980年1月。那么,这样一支“海军”到底有怎样的面貌和发挥了怎样的作用呢?本文就郑和下西洋中的军人身份、军事角色和军事作为等问题进行一些探究与讨论。一、成份上以军为主,任务上以军为辅郑和率领的庞大船队,就其活动的性质来说,既不

2、是一般的商船队,也不是一般的外交使团,而是由封建统治者组织的兼有外交和贸易双重任务的武装船队。郑和船队所到之处,都是以馈赠礼品、迎送使节、和平贸易、参与宗教礼仪等友好交往为活动的主流。毋庸讳言,郑和船队的组织成份带有明显的军事色彩。郑和船队人员成份以官兵为主组成,首次下西洋时在郑和船队的27800余人中,武装人员占到20000人之多,并严格按明代军事编制组建孔令仁等著,《略论郑和的军事才能》,《郑和研究论文集第一辑》第225页,南京郑和研究会编,大连海运学院出版社,1993年6月。;船队的主要指挥者大多都担负着军职,郑和本人不仅是“钦差正使”,也兼有“总兵官”的武将头衔。这样的船队所到之处自

3、然构成地区性的军事存在,形成对其和平使命的必要护佑;其有限军事行动是对海盗活动及对地区不稳定因素的打击与安抚,完全属于防御和自卫性质,而绝没有对小国弱族的恣意武力征伐,更没有穷兵黩武,恃强称霸,祸害一方。根据史料记载,郑和船队对军事手段运用是有限的。郑和船队七下西洋中,在海外的重大军事行动只有三次:一次是在旧港旧港当时属三佛齐国,今为印尼苏门答腊岛的巨港。70近海打击海盗劫掠的除患之战,一次是在锡兰山锡兰山为今斯里兰卡。反击顽恶势力暗算的自卫之战,一次是在苏门答刺苏门答刺为当时一国名,在今印尼苏门答腊岛。专门执行圣命剿匪安民的擒王之战。前两次属于除恶化险而不得不战,后一次属于遵照明成祖旨意而

4、专程赴战。这些战事,在整个航海活动中仅仅是军事保障性行动,为确保船队安全和所在地区安宁而有限度地使用军事力量,并达到了预期目的。这些有限的军事行动说明郑和船队所从事的军事活动属于非主导性的、防御性的和自卫性的,更没有军事入侵、军事占领和军事统治。这种军事行动的有限性主要表现在:一是军事目的有限,以保证船队安全和地区的安宁稳定为限;二是作战对象有限,有挑衅行为并直接威胁船队安全的武装团伙,尤其是屡有恶行的首要分子;三是用兵数量有限,船队受条件所限不可能无限量地用兵或增兵;四是打击程度有限,对地区有霸道行为的武装团伙也是以有限惩罚和安抚劝善为主,而不采取斩尽杀绝的办法,即使是为首者,只要能改恶从

5、善也是既往不咎,如在第三次下西洋时对锡兰王亚烈苦奈尔的先擒后放孔令仁等著,《略论郑和的军事才能》,《郑和研究论文集第一辑》第227页。等就是例证。二、当政者派遣武装船队出洋,并非海权思想使然从客观实际条件上看,限于当时中国生产力发展状况,在长期的自给自足式农业经济的主导下,即使是当时的中国明君贤臣们,也还没有运用海上力量来推动社会经济发展的明确观念和迫切需求。如果对郑和大规模航海活动的原由与作用,作出超时代的解释,就从根本上违背了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和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以至可能会犯常识性错误。从明成祖朱棣所推行的严格控制海上交往的政策上看,派遣郑和下西洋并不是为发展国家对外贸易而往,更不是为

6、开拓市场、攫取资源和输出资本而往,仅仅是想“扬威异域”《明史稿》第六册,《郑和传》。、“怀柔远人”陈尚胜著,《论明代市舶司制度的演变》,《文史哲》1986年第2期。而已,与发展国家社会经济无直接关系,或属非首要问题。如在永乐二年,明王朝下文明令“禁民下海”,“禁民间海船,原有海船者悉改为平头船,所在有司防其出入”《明成祖实录》卷二六。70。此举使所有民间原有的正常尖头海船变为了不适于在大海航行的平头船,此外还禁止建造两桅以上的帆船,这是从基本物质保证上削除“下海”的条件,成为落实朝廷禁海政策的重要措施。再如在永乐三年,朱明政权专门在宁波、泉州、广州三地设立了市舶司机构,其职能是官府专门对与海

7、外交往有关的使臣进行检查,其目的在于“通夷情,抑奸商,俾法禁有所施,因以消其衅隙也”《明史》卷八一,第32册第61页,《食货志五》。。此举结果,不仅使“市舶司制度成为朱明王朝的海外贸易管理制度,而且也是它用来实行闭关锁国政策的有力工具”陈尚胜,《论明代市舶司制度的演变》,《文史哲》1986年第2期。。凡此无不说明,作为当时明朝最高统治者的朱棣并无积极开展对外贸易的主观意愿,也就更谈不上当政者企图利用带有军事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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