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政治哲学毕业论文 反思“国民性”-儒家政治哲学与“国民性＂论题的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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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湖南师范大学本科毕业论文考籍号：XXXXXXXXX姓名：XXX专业：政治政治哲学论文题目：反思“国民性”:儒家政治哲学与“国民性＂论题的产生指导老师：XXX二〇一一年十二月十日摘　要：“国民性”论题本质上是对“强国之路”的设想，是以改造“国民性”的方式通达“现代强国”、摆脱民族危机的路径规划，因而首先是一个政治哲学命题。这种思维方式与中国儒家政治哲学有着深刻的内在关联：可以说，正是在这一古老的思想的指引下，沿着“立人”而“立国”，“新民”而“新国”的思维定式，“国民性”论题被生产出来。认真清理“国民性”论题与中国儒家政治哲学的关系，对我们反恩百年来的“国民

2、性”论题和理解中国现代文学史、思想史有着重要的意义。　　　“国民性”论题是一个贯穿了百年文学史、思想史的重要命题，对这一命题的思考、反省也一直是学界重要的致思方向。但是在众多的相关探讨中，“国民性”论题的生成与中国儒家政治哲学的关系还没有被深入而有效地清理，对二者深层次关联的理解与辨析，却真切地影响着对“国民性”及相关问题的思考，无论是思考深度还是判断的有效性。　　　　一、“国民性”问题的浮现与延续　　　　戊戌变法前后，对国家积弱积贫之原因的分析开始集中到“国民性”上。1895年春，严复在天津《直报》上发表《原强》一文，认为“国之贫富强弱治乱者，其民智、民

3、力、民德三者之征验也”，直接把国家“贫”、“弱”、“乱”的现状归凶于民智、民力、民德之低下，“民智已下矣，民德已衰矣，民力已困矣”，要救国图强，则必须“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原强”这一标题明确地标示着严复的撰文指向：分析国家贫富、强弱、治乱之原因，寻求国富、国强、国治的路径，　　1902年，粱启超的《新民说》系统地提出了“新民”——也就是“国民性改造”——的思想，提倡公德品质，尚武精神，权利与自由，民族主义和国家等思想，试图“探求我国民腐败堕落之根源”，寻求立国之道，进而得出“欲维新吾国，当先维新吾民”，“新民为今日中国第一急务”的结论，并且，梁启超

4、毫不隐晦地说是源自“大学新民主义”。梁启超的论说影响极大，郭沫若在“五四”之后回忆说：“二十年前的青少年——换句话说：就是当时的有产阶级的弟子——无论是赞成或反对，可以说没有一个没有受过他的思想或文字的洗礼的。”’　　1902年，鲁迅东渡日本。据许寿裳回忆，鲁迅在日本弘文学院时经常思考三个相关联的问题：“怎样才是理想的人性?中国国民性中最缺乏的是什么?它的病根何在?”。后来鲁迅明确提出“立人”的解决办法：“根柢在人……其首在立人。人立而凡事举。”只要“国人之自觉至，个性张，沙聚之邦，由是转为人国。人国既建，乃始雄厉无前，屹然独见于天下”。鲁迅认为，当由“刚

5、健不挠，抱诚守真”，“不取媚于群，以随顺旧俗”的“摩罗”诗人“发为雄声，以起其国人之新生”。“诗人”握拨一弹”，国民“心弦立应”，“灵府朗然”，“得是力，乃以发生，乃以曼衍，乃以上征，乃至于人所能至之极点”。以此“先觉之声”，“破中国之萧条”，终“国民精神发扬”，“大其国于天下”。同时鲁迅反对不察“根柢”，误以为“黄金黑铁”、“托言众治”可以强国的观点和做法，认为这些皆是“现象之末”脱离了事情的根本，甚至为害尤烈，因为“角逐列国事务，其首在立人，人立而后凡事举”。“若其道术，乃必尊个性而张精神”，“掊物质而张灵明，任个性而排众数”。精神张，自觉至，内曜外华

6、，是第一位的。因此，鲁迅呼唤“强力意志”和“摩罗诗人”，“震吾人之耳鼓”，“启人生之閟机”，使“内曜”明华，“人各有己”，人皆获此“自性”，必“自觉勇猛发扬精进”，“知人类曼衍之大故，暨人生价值之所存……而张其上征渴仰之思想，使怀大希以奋进，与时劫同其无穷”。鲁迅通往“雄厉无前”的人国的思路也是从“新民”开始的，在鲁迅的设想中，“人立”则“事举”，人为真人，国为人国，自然“雄厉无前”，人生价值得立，国家根本得固。　　清末民初，国民性问题的思考远不止严复、梁启超、鲁迅，而是一时思潮，孙中山、陈独秀、毛泽东等政治、思想界主将，周作人、沈从文、老舍等文学界大家，

7、蔡元培、张伯苓、晏阳初等教育界志士都进行过严肃的思考和真诚的实践。这一思潮不但影响了中国现代文学界、思想界，甚至直到当代，仍能听到其响亮的回音。　　　　二、“国民性”论题与“国家想象”　　　　“国民性”论题产生于深陷内忧外患的中国，恰逢三千年未有之变局，民族的存亡续绝之关键。问题思考的重心和终极，是如何走出民族危亡的困境，建立一个强大的现代民族国家，“欲其国安富尊荣”，这就是梁启超在《新中国未来记》中所说的“中华大帝国”和鲁迅所说的“屹然独见于天下”的“人国”。虽然对“国”的具体理解或有差异，但是建“国”的目标指向却无不同。所以说“国民性”论题的产生，立足

8、点是政治的，是国族的，虽然后来“国民性”批判更多地具有了社会批判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