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体的困境与找寻——从《 海角七号》 到《 艋舺》 的台湾电影

主体的困境与找寻——从《 海角七号》 到《 艋舺》 的台湾电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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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主体的困境与找寻—从《海角七号》到《艋舺》的台湾电影王汝虎王汝虎(1979-)男,山东省泰安市人,文艺学硕士,曲阜师范大学信息技术与传播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文艺美学摘要:作为近两年来最具影响力的两部台湾电影,《海角七号》与《艋舺》具有相似的叙事结构与影像风格,象征出当前台湾社会内在的主体混沌与自我认知的困境,亦表达了新一代台湾青年对主体的自我找寻与融合开放的意识形态倾向。关键词:主体找寻《海角七号》《艋舺》《海角七号》(2008年8月,魏德胜)和《艋舺》(2010年2月,钮承泽)作为台湾近两年来最成功的电影,成为最具话题性的现象型电影。作为成功的商业片,它们都具有曲折生动的情节、靓丽时尚

2、的偶像以及简洁明快的叙事节奏等诸多因素,以此给台湾电影带来一股新鲜的气息。更为重要的是,这两部电影具有共同的叙事策略以及隐含的意识形态思路。它们都在一个富有可看性的青春故事里,蕴含着新一代台湾青年在后殖民主义式的文化氛围中对于台湾的认同与迷惑,以及对台湾身份和台湾主体意识的困境与找寻位。这种困境和找寻的主题,成为这两部电影的内10在主题,获得了大多数台湾民众的当下认同感,进而获得相当可观的票房收入。(《海角七号》超过4亿台币,创下台湾华语影史最高票房纪录,进而形成“海角效应”,而《艋舺》上映十七天即收入2亿台币,是“海角”效应之后最成功的影片)如果说《海角七号》描述了以青年阿嘉(范逸臣饰)为代

3、表的一群失意人在艰难的组建乐队过程中,如何寻找自己生活意义的故事的话;《艋舺》则是表现了以蚊子(赵又廷饰)为代表的五个青年在宿命论式的黑帮生活中,如何确定自己的生命价值与意义的过程。可以说,两个故事都是在描述着一个青年,乃至一群台湾青年在成长的过程中如何找寻自己的主体与价值的过程。很多电影评论者与研究者都已经意识到,以《海角七号》为代表的最新台湾电影,脱胎于台湾的电影传统之中,如侯孝贤、杨德昌、蔡明亮等人的作品,但与前人相比,这两部电影却体现出一种新的特质。《海角七号》和《艋舺》中主体的自我找寻,显然是建立于新的时代情境和氛围之中,有着以往不同的情感色彩。一、主体的地理学寻找——恒春与艋舺对于

4、成长着的青春主体,要寻求自由温暖的港湾,以作为生命安放的空间。如同,在多种文化、多种人群、多种意识形态交融着的台湾,民众当然向往找到自我生发的起点。当《海角七号》中的主人公阿嘉愤然离开繁华但无助的台北时,他就走向了找寻自我意义的路途。电影开篇,阿嘉骑着机车穿过昏暗的隧道,来到的即是温暖明媚的恒春镇——10他自己的故乡。这个故乡,他一开始并不认同,而通过办乐队,他与周围同样失意的人逐渐认同,以至在最后的音乐会上,这样的恒春成为可以“无乐不作”的母亲家园。特别是由写着日据时代旧址“恒春郡海角七号番地”的老邮包,引出的一段六十年前的爱情故事,使阿嘉与日本女孩友子共同感悟到了一种爱情的珍贵之所在。在这

5、个“国境之南”的小小地方,竟也承载着永恒而真实的意义。在历史的空间与情感的故事里,阿嘉找寻到了主体的意义所在,从一个烦躁焦虑的青年突然成长为一个敢做敢承担的成人。在地理学意义上,一个青年完成了他对自我的肯定与对世界的认可。如同魏德胜所言:“《海角》是发生在台湾的故事,当然就要用台湾的特色来包装它,呈现属于这个地方的价值,本土味道不但要有,而且是强力主导才对,不然电影就不对了。台湾这么美,从环境、历史、文化、风光到民族都有着缤纷的生命力,取之不尽。”[1]《海角七号》所表达的这种“在地感”,给许多观影的岛内外民众带来了一种有关乡愁的美丽与忧伤。因为只有在“故乡”里,主体才能找到意义的来源与此刻的

6、意义所在。同样在《艋舺》里,当太子党将蚊子拉出那个烦扰沉闷的学校,似乎蚊子走上了一条自我证明的毁灭之路。但显然这条毁灭之路对蚊子而言是明媚湛蓝的。影片两次呈现了蚊子与其他四人翻过墙头走向黑道社会时,在一片湛蓝的天空下回望的场景,突出正是这种主体的反转,蚊子不再是一个一路被欺负的迷茫角色,而成为一个捍卫某种意义的自我。当最终蚊子为捍卫“义气的意义”10(蚊子死前对叛变的和尚说“你以为你混的是黑道,你混的其实也是友情,是义气”)而最终死亡,但这种死亡对于蚊子而言,显然是一种自我的确证与自我的成长。而这种确证和成长是在“艋舺”—这个最古老、最底层和意义最丰富的地点完成的。电影中呈现的“艋舺”,在黑帮

7、生活的映衬下,显出一种底层民众生活的质色与丰满。“艋舺”,作为台湾移民社会的缩影,成为最能表达出台湾社会生活特质的地点,成为最富有意义的来源地。正如导演钮承泽所言,他要在电影中“把80年代的那些元素,台湾的那些元素:大红大绿大青,庙宇、巷道,80年代的音乐,服装,拿回来重组,我希望它复古但是摩登,华丽又生猛,我是要创造一个属于我们的80年代,我们的艋舺。”[2]对艋舺生活的呈现,完成了以导演为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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