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科书，踉跄百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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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教科书，踉跄百年　　9月，《风筝》从一批教科书中走出，使得教育界再次硝烟弥漫。鲁迅的文章是否“太晦涩”已不是个新话题，近年来《药》《阿Q正传》《狂人日记》等经典从不同教材中进进出出一面令许多人惋惜，一面令那些“一怕文言文，二怕写作文，三怕周树人”的中学生们暗自庆幸。　　事实上，每次鲁迅的作品在教材上有变动皆是一石激起千层浪。由于鲁迅的尖锐社会批判与揭示，他的“出走”往往使得大众感叹鲁迅的批判精神已离我们远去了。然而，“鲁迅是文坛斗士，是民族脊梁，是无可取代的思想巨擘”这类神话的教条虽然塑造了鲁迅铁骨铮铮的革命形象，但也将一个无比丰富、有爱有恨、内心纠结的生命远远地疏离了读

2、者。　　进入新世纪的教育界向来把“语文素养”挂在嘴边。语文课，除了造就学生的文字能力、口语交际能力，还包括思想情感、品德修养的范畴。而语文课，也是文学课，那些从浩如烟海的文化典籍中选出的教材到底是作家的精神结晶，语文课培养着学生的文学内涵和审美态度。可惜的是，在开放后的30年教育改革过程中，这个美好的愿景仍被放在一旁。　　别了，文学　　1951年7月，人民教育出版社第一套初中语文教材出炉，其编辑大意指出：“说出来的是语言，写出来的是文章，文章依据语言，‘语’和‘文’是分不开的。语文教学应该包括听话、说话、阅读、写作四项。”因此“语文”取代了它的前身“国文”，最初来自于19

3、06年的《中国文学教科书》。　　历史的车轮不可阻挡，“文革”时期的狂潮所带来的灾害不堪回首。而在80年代，即教学开放后，国家发布的语文教学大纲中要求：“思想政治教育必须根据语文课的特点进行，必须在读写训练过程中进行。”也就是说，修改教材，但是以政治思想为核心的大体目的不变。尽管教科书选择的余地大了很多，当时被选入教材的作家如茅盾、巴金、丁玲，基本都是左翼文化圈内的大腕。而鲁迅作品仍然占据重要位置，《拿来主义》《范爱农》《论雷峰塔的倒掉》等23篇文章继续入选。当时人教社的主编顾振彪在一次采访时回忆道：“我们放不开手脚，鲁迅的作品选择得还是最多，因为最保险。”　　新中国成立以

4、来的教育目标伴随语文教材的发展，在或浅或深的历史痕迹上加了“文化含量大”的要求。袁枚《祭妹文》、杜牧《阿房宫赋》、陶潜《归去来兮辞》等过去认为“不讲政治”的篇目都得以入选。乍看之下，相比之前经典作品集体消失的教材或许是一大进步。　　但是所谓经典的增加是不是治疗恶疾的一味药？教师吕长生认为，虽然教材有所改变，在古籍的选取和解读上却相对守旧，比如《晏子使楚》《将相和》，都在不同维度上反映了官方思想，通过人和事的描述来反映爱国情怀以及团结的力量。　　回到鲁迅，顾振彪表示，重点不是在到底哪些文章被删除、哪些被选入，而是那些经典名篇都被“教歪”了。鲁迅的《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在语

5、文教材中就有这样的解读：　　作者先写童年时代在百草园玩耍，再写在三味书屋读书。文章通过两种不同生活的对比，含蓄而深刻地批判了腐朽的封建教育制度对儿童身心发展的束缚。　　如果说历史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那么“语文”就成了包裹得严严实实的妇女，坚贞不移、爱党爱国。　　文学课的一页承载了超负荷的社会压力，那些艺术的美感，丰富的意蕴，多元的主题，与一代代年轻人逐步疏远，多少人还会一再品味、感悟？在鲁迅该不该删的舆论中就有学生表示，“进语文课本的东西，香的也臭了；来了《哈里·波特》，我照样不想读。”那些被模式化和政治化图解的作品皆显得单一而乏味，所谓的文学价值和学生的审美态度恐怕也被

6、滚滚尘烟淹没了。　　代表国家最基本文化的语文课本，何尝不可自然渗透着人文情怀？与大陆同宗同源的台湾，那些并非宏大叙事而贴近生活的文章在课本里比比皆是，比如《雅量》《夏夜》；也有不少表现亲情的文章，比如萧萧的《憨孙，好去啊》，描写了祖母陪他熬夜读书准备初中升学考试的温馨情景；励志的作品也较本土化，而不是高大全空，如蔡绍明的《地瓜的联想》中，由对地瓜的各种感受而激励出创造美好未来的希望。　　文学课的一页，或是许多人一生魂牵梦萦的感悟，或是能为心灵开启一扇窗的灵感，而它在各种主义的教条下也是脆弱无力的。　　尴尬的国学　　既然说“匹夫不可夺志”，但是，如果一个人在志向执行上有困难

7、，是否仍然要不顾一切地坚持下去呢？　　试举出历史上三位够当得起“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的人物。　　“言不及义，好行小慧”，能否举生活中的一些例子来说明？　　现代社会讲究“自我推销”，这和孔子要求的“讷言敏行”是否矛盾？　　这来自台湾高中使用的《中华文化基础教材》，最近被内地少部分的学校引进作为选修课程。教材选入了《论语》《孟子》《大学》《中庸》，除了原文的编选、注释和解读，各单元后面还有上述的“问题与讨论”板块。　　近来的国学热或许为国学教育推波助澜，有些私立学校开始重拾之前被视为“四旧”的古籍。不过，在全日制体系内的国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