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劳动收入占比难以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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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为什么劳动收入占比难以提升　　最近，关于收入分配改革的话题频见诸报端网络，人民日报连续发文论收入分配，指出“莫认为国人‘能忍’，太晚解决可能错失很多机会，导致问题积重难返”。从去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到近日国务院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工作意见，中央一系列涉及收入分配话题的密集表态，或促进收入分配改革早日步入实质进程。没有体面收入，就不会有“体面劳动”，但体面收入真的能光靠行政强力推行实现吗？各种措施如何避免“逆调节”，导致富者更富，贫者更贫？值得警惕。　　今天的低劳动力成本优势变成了明天科技进步的障碍，拖中国经济长久竞争力的后腿。　　继续压低劳动力成本，让中国进一步成为世界制造工厂，也

2、必然意味全球制造业所产生的污染继续往中国集中，这会牺牲中国社会的长久利益。低劳动力优势保持的时间越长，对中国的长久环境和资源破坏就越深。　　劳动收入占GDP比重太低，这是公认的事实。《新京报》报道，该比值从1983年的56.5%，降至2005年的36.7%，22年间劳动报酬占比下降近20个百分点。《人民日报》报道的下降幅度少一些，从1993到2007年，劳动收入由GDP的49.49％降至39.74％。这种下降趋势始于1990年左右，之后基本在一直强化。如果还不扭转，劳资矛盾会带来沉重代价，甚至引发极端的社会报复行为。即使从经济增长模式转型的角度讲，如果民间占国民收入比重不上升，居民

3、消费就难以更快增长，过度依赖投资、过度依赖外需的增长模式就只能持续。　　为什么劳动收入占比会不断走低？是因为企业主太贪，还是制度性因素制约？为了改变这一趋势，哪些改革是必需的？　　工人权利受限直接压制工资增长　　就以制造业为例，之所以工人收入难以增长，核心原因当然是工人谈价地位低、企业是劳动议价的强势方。那么，为什么工人议价地位这么低，差不多只能被动接受企业给出的工资，没有讨价还价实力？以往的答案是中国人口多，特别是农民工的供应几乎无限，所以，就业方没有选择弹性，企业方掌握完全的主动权。在就业机会有限的情况下，人口多当然使单个工人的谈价地位低，但是也不至于低到几乎为零。　　按照经济

4、学道理，判断工资是否合理的一个重要指标是工人的“边际生产率”，也就是，因为一个工人的努力让企业多增的产值。一般而言，工资应该跟工人的边际生产率相关，应该随着边际生产率的上升而增加。那么，这些年，劳动工资的上涨是否跟劳动生产率的增长同步呢？根据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卢峰教授的研究，从1995到2004年，制造业年均工资增速比劳动生产率的增速大约低五个百分点。这基本说明，劳动者的边际生产率在增长，但工资的增长速度没有跟上。　　这就好像一个公司今年多赚了100万，其中有20万是因为1000个员工的贡献所致，每个员工的新增贡献为200元（亦即，工人的边际生产率上升200元），但是企业方就是

5、不给涨工资，或者只涨50元。这时，员工们又能怎样呢？靠什么机制能保障他们的所得增加值尽量接近200元？　　一种可能是员工们自己跟雇主要求涨工资、谈判，但是在现代大型制造业企业的架构下，单个工人的谈价势力的确几乎为零。当然，在工业革命之前，雇工的谈价地位没有今天这么低，因为那时候的雇主企业规模不大，在劳动力市场上难以享有寡头地位，因此，即使没有工会，在雇主与雇员之间，自由议价的地位相当，而且工资是老板与员工之间直接面对面谈，交易非常人格化。　　但是，在过去一个半世纪、特别是过去二十几年，在全球范围内的企业间并购重组，使公司规模越来越大，制造业公司在就业市场的寡头地位相对越来越明显，劳

6、动价格的决定权越来越向雇主方倾斜。比如，富士康在深圳雇用42万员工，一方面对中国经济的就业贡献很大，但是另一方面，在员工数这么巨大的情况下，42万中任何单个员工对富士康的重要性会很有限。现代企业组织形式和规模不仅是一个世纪前的人难以想象的，连30年前的世界人也难以想到。　　在企业通过并购重组等方式不断扩大其地位的同时，员工的组织形式在美国等地也相应地演变，工会规模和地理范围在扩大。否则，在就业市场上，大型雇主公司跟员工之间的议价地位会越来越不对称，工资跟劳动边际生产率间的距离会越来越远。　　但是，这中间的关键是工人和其他员工必须有自由组织工会的权利，并通过工会代表自己去集体协商谈判

7、。工人组织自己的工会并经由工会代表自己利益的权利，跟企业通过并购重组强化自己地位的权利，是相配对称的两种权利。如果只允许企业通过并购重组做大，也允许不同企业自由组成行业协会等各类行业联盟，而不能同时给工人组织工会并通过工会集体行动的权利，那么，这不仅违背了市场经济的契约自由、交易自由原则，而且为剥削创造了空间。这也是为什么现代工会到19世纪后期才兴起，而不是在那之前。　　也就是说，工会集体行动权利等，不仅不违背市场经济的契约自由原则，而且是契约自由权利的延伸。当企业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