咸丰、同治时期淮海词人群体综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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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咸丰、同治时期淮海词人群体综论在周济（1781—1839）、戈载（1786—1856）之后，江南词坛已形成新的发展格局，浙、常两派对话语权的“焦虑”和“争夺”在弱化，地域性文学群体的包容性似乎表现得更为充分和明显，常州、吴中、嘉兴、杭州等地都有这样的词人群体在活动，江北的扬州地区也活跃着一支以蒋春霖、丁至和、杜文澜为代表的淮海词人群体。这是一支以外来流寓或仕宦扬州的词人为主体的文学群体，其活动时间大约在咸丰、同治前后的20年间，活动范围为扬州府的两州（泰州、高邮）六县（江都、甘泉、仪征、兴化、宝应

2、、东台），一个南濒长江、北接淮河、东至海隅、运河为其主要交通纽带的地区。关于这一群体的杰出人物——蒋春霖，过去关注较多，对这一词人群体却是缺乏必要的了解，然而文学史研究的任务不只是对一些名家思想、行为、成就的述评，更是对这一人物活动的时间（历史背景）、空间（地域环境）和生态（人际交往）的历史还原，本文正是要对淮海词人群的人员构成、文学活动、整体风貌、词史地位进行历史性的还复。    一、一个新的词人群体    关于“淮海词人群”这一提法，首见宗湘文《水云楼词续序》，序云：“同治壬戌（1862）以后

3、，予居泰州数年，兵戈方盛，人士流离，渡江而来，率多才杰。一时往还如王雨岚、杨柳门、姚西农、黄琴川、钱揆初、黄子湘，皆以诗名，而蒋鹿潭之词尤著。”[1](第211页)而后，冯煦《薲月词序》亦说：“咸、同之交，淮海间多词人。若江阴蒋春霖鹿潭、江都丁至和葆庵、甘泉李肇增冰叔、郭夔尧卿，并为倚声家泰斗。”[2](第128页)20世纪80年代，冯其庸先生曾辑有《淮海词话》，“以尽收咸、同间淮海词人之遗闻逸事乃至对各家之评骘”[1](第315页)。很显然，在他们看来，咸、同年间的确存在着一支以蒋春霖为盟主的淮

4、海词人群体，到90年代严迪昌先生辑《近代词钞》更明确地提出“淮海词人群”的概念[3](第763页)。    对于这一词人群体活动记录较多的有杜文澜编《憩园词话》和李肇增选《淮海秋笳集》，再结合近人冯其庸先生所辑《淮海词话》，可知这一词人群体大体上是由三类人群组成的——本籍、流寓、仕宦，其中仕宦和流寓者为主体。属于仕宦者有：乔松年（有《萝摩亭词》）、金安清（有《偶园词钞》）、杜文澜（有《采香词》）、方浚颐（有《古香凹诗余》）、宗元瀚（有《颐情馆词钞》）、钱勖（有《双影庵词》）、马书城（性喜填词，无专

5、集）；属于流寓者有：蒋春霖（有《水云楼词》）、周作熔（有《潇碧词》，一名《薲月词》）、周腾虎（有《蕉心词》）、黄之驯（有《宋人词说》）、周闲（有《范湖草堂词》）、周学濬、王荫昌（有《尺壶词》）、黄文涵、姚辉第（《菊寿庵词》）、赵熙文、高望曾（有《茶梦庵烬余词》）、褚荣槐（有《烟花小劫词》）、张熙（有《江南好词》、《平陵主客词》）、姚正镛（有《江上维舟词》）、黄泾祥（有《豆蔻词》）、赵彦俞（有《瘦鹤轩词》）；属于本籍者有：王敬之（有《三十六陂渔唱删存》、《三十六陂渔唱乙稿》）、丁至和（有《萍绿词)，

6、一名《十三楼吹笛谱》）、丁至德、张安保（有《晚翠轩词》）、范凌雙（有《冷灰词》）、吴熙载（有《匏瓜室词》）、汪鋆（有《梅边吹笛词》、《梅边吹笛词续存》）、李肇增（有《冰持庵词》）、王菼（有《受辛词》）、张丙炎（有《冰瓯馆词钞》）、郭夔（有《印山堂词》）、马汝楫（有《云笙词》）、黄锡禧（有《栖云山馆词》、《栖云山馆词存》）、陈宝（有《狂奴词》）。据黄嫣梨统计，蒋春霖交往的朋友达50人之多，上述词人显然不是淮海词人群体的全部，如果作详细的统计，预计这一群体的成员应该在百人以上，但上述所列成员则无疑是淮

7、海词人群体的主体。    这一词人群体，是因扬州之故而聚集在一起的。扬州的文化繁荣有赖于盐业的昌盛和发达，这些词人或多或少都和盐业发生一定的关系，或是依附盐商，或是出任盐官，或是充任幕僚。如金安清由泰州同知擢海安同判，历升至湖南督粮道，同治元年晋两淮盐运使，组织“军中九秋词社”5.1-9,,services,andmakethecitymoreattractive,strengtheningpublictransportinvestment,establishedasthebackboneofth

8、eurbanrailtransitmulti-level,multi-functionalpublictransportsystem,thusprotectingtheregionalpositionandachieve。杜文澜在咸丰年间，曾权泰州分司，任淮北临掣，调海州分司运判，改通州分司运判，后任两淮盐运署淮南总局帮办，前后在扬州、泰州任职十年之久。蒋春霖自道光末为淮南盐官，转为富安场大使，后因丁母忧而去官，一直流寓在东台、泰州、扬州等地，依附盐官金安清、乔松年、杜文澜等。丁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