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振满：《乡族与国家：多元视野中的闽台传统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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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鄭振滿：《鄉族與國家：多元視野中的閩臺傳統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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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信仰與儀式傳統、地方行政與社會轉型4個專題。這些論文的共同主題，在於通過考察明清時代的鄉族組織與地方政治，探討中國傳統社會結構的轉型。目錄緒論：明清時代的鄉族與國家卷一鄉族組織與共有經濟1、明清時期閩北鄉族地主經濟2、明清福建沿海水利制度與鄉族組織3、清代臺灣鄉族組織的共有經濟4、清代臺灣的合股經營卷二家庭結構與宗族組織5、宋以後福建的祭祖習俗與宗族組織6、明清福建的里甲戶籍與家族組織7、明清福建的家庭結構及其演變趨勢8、清代臺灣家庭結構的若干特點卷三民間信仰與儀式傳統9、閩台道教與民間諸神崇拜10、吳真人信仰的歷史考察11

13、、明清福建里社組織的演變12、神廟祭典與社區發展模式——莆田江口平原的例證卷四地方行政與社會轉型13、明後期福建地方行政的演變——兼論明中葉的財政改革14、清代福建地方財政與政府職能的演變——《福建省例》研究15、清代閩南鄉族械鬥的演變16、晚清至民國的鄉鎮商人與地方政局——以莆田涵江鎮為例後記緒論：明清時代的鄉族與國家本書收錄了我探討閩台傳統社會的16篇論文，大致可以分為鄉族組織與共有經濟、家庭結構與宗族組織、民間信仰與儀式傳統、地方行政與社會轉型4個專題。這些論文的共同主題，在於通過考察明清時代的鄉族組織與地方政治，探討

14、中國傳統社會結構的轉型。由於本書的問題意識主要來自于業師傅衣淩教授的“鄉族”理論與“多元結構”理論，在此擬先回顧傅先生的相關學術思想，再對本書各專題的主要論點略作概述，以期有助於闡明本書的基本思路與學術背景。一、傅衣淩的“鄉族”理論與“多元結構”理論傅衣淩對鄉族問題的關注，始自於1930年前後的中國社會史大論戰。當時國內外的大多數學者認為，中國社會自秦漢以後停滯不前，其主要標誌是原始氏族制和村社制長期存在。傅衣淩認為，以村社制為基礎的共同體，在各國封建社會中普遍存在，未必可以說明中國古代社會停滯不前。1930—40年代，他相

15、繼撰寫了《秦漢的豪族》[1]、《晚唐五代義兒考》[2]、《唐代宰相地域分佈與進士制之相關的研究》[3]等論文，考察中國歷史上血緣與地緣結合的不同形態及其歷史意義。抗日戰爭時期，他在福建內地山區發現了大量與鄉族有關的現象及資料，開始形成了“鄉族集團”的概念。在1944年發表的《福建佃農經濟叢考》[4]和1946年發表的《論鄉族集團對於中國封建經濟的干涉》[5]中，他集中考察了鄉族與土地佔有、地權轉移及租佃關係的內在聯繫，揭示中國封建地主制經濟的基本特徵。新中國成立後，傅衣淩為了適應當時的學術環境，對原有的研究成果作了反復修訂，

16、于1961年重新發表。這一時期，他對鄉族問題的研究視角，開始轉向非實體性的“鄉族勢力”。在當年出版的《明清農村社會經濟》[6]一書中，他不僅論及鄉族與地主經濟的歷史聯繫，而且揭示了鄉族在水利、交通、集市、貿易、度量衡等領域對農村社會經濟生活的全面控制。他還指出，明清時代的農民鬥爭，有時也是為了反抗“鄉族的壓迫”。在同時發表的《論鄉族勢力對於中國封建經濟的干涉——中國封建社會長期停滯的一個探索》[7]中，他從土地佔有、社會結構、社會控制等方面，論述了鄉族勢力在中國封建社會經濟結構中的地位及作用。1963年，他在《關於中國封建社

17、會後期經濟發展若干問題的考察》[8]一文中，提出了“公”、“私”兩大體系的分析方法。他認為，中國歷史上的封建國家政權，可以視為“公”的體系，而各種形式的鄉族勢力，則可以視為“私”的體系；這兩大體系之間既有矛盾又相互補充，共同組成了完整牢固的封建社會經濟結構。因此，探討中國封建社會長期停滯或資本主義萌芽難以順利發展的原因，應該同時注重對“公”、“私”兩大體系的研究。文化大革命以後，傅衣淩在論及明清社會經濟結構的特點及資本主義萌芽的曲折發展道路時，仍繼續強調鄉族勢力的歷史影響。1978年，他在《明清社會的發展與停滯》[9]一文中

18、，集中分析了鄉規俗例對維護自然經濟的作用。1980年代，他在《明清社會經濟變遷論》、《明清土地所有制下的地主與農民》[10]等論著中，集中分析了鄉族關係對階級分化和階級鬥爭的影響。1983年，他在答復森正夫教授關於鄉族問題的提問時，對自己的主要觀點作了如下歸納：鄉族是原始社會氏族制的殘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