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社会腐败分析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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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识。　　官吏的贪污和官场上的行贿受贿作为吏治腐败的表征，往往随着统治阶级权力的集中和私欲的膨胀而日益彰显。在早期的典籍《左传》中已有“诸侯贪冒，侵欲不忌”、“大夫多贪，求欲无厌”、“政以贿成”的记载；《国语》中也有“骄泰奢侈，贪欲无艺”、“以贿成事”的记载。后来的相关记载更是史不绝书，既有“贪吏布满天下”、“贪官污吏遍布内外”这样的笼统描述，也有“循良者十无二三，贪残昏谬者常居六七”这样的具体指称。可见，官僚阶层的贪婪在传统社会中司空见惯。几千年来，“贪官”、“赃官”、“庸官”、“糊涂官”、“酒肉官”等构成为汉语的特有语汇；“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无毒不官，无官不

3、贪”等也成为流行的俚语。　　如果说“无毒不官，无官不贪”也许有点绝对化，那“官贪政贿”就确实是封建官场的准确描述了。就贪污而言，历代官员贪污手段之精明堪称一绝。东汉的外戚梁冀创造“定罪赎身”法而大肆搜括，积聚的资财“合三十余万万”。宋代著名的佞臣朱勔以承办“花石纲”之名，“指取内帑如囊中物，每取以数十百千计”；京官外放总是要想方设法营求“肥缺”以射利，所谓的“冲地”、“望地”、“财地”就是他们营求的目标。一般来说，地方官员任职一方，接近税源利地，天高皇帝远，贪污起来更是为所欲为。就行贿受贿而言，弥漫于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之中，无耻官僚将仕途视为追逐名利之路，或以贿赂谋取功

4、名，或以贿赂结党营私，或以贿赂求官、升官，或以贿赂求得法外施恩，不一而足。地方官晋京“朝觐”，要向京官送礼行贿；下级官员晋见上级，要送“见面礼”；上级官员到下面视察，更是送、索结合，不厌不休。《明史·邹缉传》曾称，“贪官污吏遍布内外，剥削及于骨髓。朝廷每遣一人，即是其人养活之计。……有司公行贿赂，剥下媚上，有同交易。”这段话揭示出贪污与贿赂之间所存在的必然联系，“剥下”方可“媚上”，贪污才能重贿，重贿才能通神。从这个意义上说，“公行贿赂”不但腐蚀着官员的灵魂，败坏着官场的风气，而且又对官员的贪污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　　“官贪政贿”作为吏治腐败的主要表现，从根本上说，与传

5、统社会的专制政体密切相关。权力的膨胀与私欲的膨胀原本就是一胞双胎，它与腐朽的专制统治结下了不解之缘。贪污腐败在王朝统治的初始已经胎生，并伴随着王朝统治的盛衰而消长。以君主专制为特征的政治体制是导致贪污成风、贿赂公行的祸害之源。贪污不但上蚀国财，下残民生，贿赂不但使“小人贵宠，君子困贱”，“贤者不得行道，不肖者得行无道”，造成官场上正人君子少，邪恶之人多，从而加快吏治腐败的进程，而且最终都要无情地侵蚀每个封建王朝的肌体，使之在官贪政腐中走向败亡。因此，王朝末期一次次的起义暴动，周期性的政治危机，都可以从日益严重的吏治腐败中寻找根由。　　惩贪倡廉是维护统治的基本要求　　古人

6、早已清楚地认识到，贪污腐败可以导致亡国，也会累及身家性命。正如《贞观政要·贪鄙》中所言，“为主贪，必丧其国；为臣贪，必亡其身。”贪污腐败虽有时为最高统治者所容忍，甚至纵容，但从整体上看，历代统治者为了维护其统治，都要从制度上进行规范和遏制，历史上不断完善的谏议制度、监察制度、法律制度、考核制度、回避制度等的出台和施行，即是明确的标志。需要指出的是，有的制度已经相当严密，如秦简中就有对“不廉”官吏“不可不为罚”的记载；汉代则有官吏犯脏，“子孙不可察举”的诏令。《魏律》、《晋律》、《梁律》、《陈律》、《周大律》中有“请赇”、“请求”、“受赇”专篇，规定了对行贿受贿的处罚。《

7、唐律疏议》是传统社会中具有代表性的法典，对贪官污吏的处罚条款主要反映在“职制”篇中，但在“户婚”、“厩库”、“擅兴”、“贼盗”、“诈伪”、“杂律”、“断狱”等篇中也有涉及。可以说对贪官污吏的处罚则例无处不在。唐以后的法典也同样值得注意，如《宋刑统》将“受财枉法”与“十恶”一起列为“不赦之罪”，就表现出宋代惩治贪污受贿的严厉化倾向，正如赵翼在《二十二史札记》中所说，“宋以忠厚开国，凡罪罚悉从轻减，独于治脏吏最严。”　　制度上与法律上的规范，其目的在于惩贪防贪。在惩贪防贪的同时，对“廉”的倡导也同样明显。《晏子春秋·内篇问下第四》记载了齐景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