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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现阶段中国中间阶层的构成特征和问题中国网
2、时间:2002-02-04
3、文章来源:中国网1.受现阶段社会结构转型的多元性、过渡性所规定,现阶段中国中间阶层的构成呈现出多元分割的特征:①在与生产资料的关系及其单位类型上,现阶段中间阶层被不同经济所有制关系所分割。现阶段,社会经济结构中存在着四种性质不同的所有制经济关系及其单位类型。一是原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全民所有制关系,及其国有经济类型或国有单位①(国家统计局,2000)。二是集体所有制,及其集体经济类型或集体单位②(国家统计局,2000)。三是私人所有制经济关系,及其经济类型单位,如私营企业、个体户。四是“其他单位,包括股份合作单位、联营单位、
4、有限责任公司、股份有限公司、港澳台商投资单位以及外商投资单位等其他登记注册类型单位”(国家统计局,2000)。中间阶层的所有制各职业群体均被分割于这四种经济关系中,这使得他们各自在资源占有及机会结构上具有程度不同的差别。一般认为,从社会结构变化的角度,可以将改革分为80年代和90年代两个阶段。在80年代前后改革的初期阶段,不同经济所有制及其单位类型所拥有的资源,对其成员的地位状况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机会结构也因此而有很大的差别。期间,有两种经济类型在资源占有上最具优势,即一是国有经济类型单位,以原计划体制下资源“再分配”的权力优势,在资源占有及为就业于其下的社会成员提供较优厚的地位机会方面
5、(如回报率较高、且较稳定的就业机会,较好的职业劳动保障,个人及相应的家庭生活等的福利保障,一定的专业、技能再培训机会,等等)占尽先机。二是新兴的私营经济类型(如私营企业),以改革开放释放的“自由流动空间”与“自由流动资源”为条件,挣得原始积累的资本利润,并以此为资本与前者据有的权力资源相交换,从而获得相应的市场机会与地位回报。相应地,就业于国有企、事业单位的干部、职工及专业技术人员,这三类群体的综合地位评价较其他社会群体要高。而对私营企业主的地位评价,则仅对其“收入较高”给与经济地位上的单方面较高评价;而实际上,即使这一评价,也因“无商不奸”的传统的社会刻板印象的负面社会认同而大打折扣。至
6、于被雇在私企中的“蓝领”打工者及部分农民工,已经处于底层地位——虽然他们中的那一部分农民工者,其收入,由几乎“一无所有”到“已有些零花钱”;其消费水平,较之以前的“低”、“陋”而有所改观。然而,在就业保障、医疗服务、职业安全、劳保及福利、专业技能再培训及权力方面,几乎还是“一无所有”。在90年代深化体制改革阶段,随着国有企业的改革,人事制度、干部制度、劳动用工制度、教育制度等一系列制度改革的推进,原计划体制下的国有单位的权力“再分配”的资源优势逐步削弱,以市场规则为基础的资源分配机制开始作用于社会利益再分配的机会结构。如在就业机会上,学历高、有专业技术资历和特长、且年龄偏低者,其选择回报率
7、高的职业的机会就多、就大,成功率也较高。如此,专业技术人员、技术官僚、办公室“白领”、训练有素的工人、办事员等的就业机会,明显好于被精简下来的原国有企、事业单位的“干部”、“老职工”。②在社区资源分配格局中,现阶段中间阶层被不同发展水平的地域社区所分割。就现代化社会结构的一般发展规律而言,中间阶层崛起于现代大工业及对第三产业有较高需求、较集中的城市社区;其后,随着城市化的不断推进、拓展,产业结构升级换代、工业布局重心外移及城市社区功能辐射等因素共同作用下,中间阶层的职业活动与社区生活半径也逐步外移,开始扩展到乡村,浸润到经济不发达的地域社区。就此发展规律而言,我国中间阶层也将循此社区路径而
8、发展。所不同的是,我国工业布局及社区建设,自1949年以来,一方面,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的资源再分配格局中,以牺牲农业及农村发展为积累,使得持续发展的社区资源集中于城市,并形成了较大的城乡发展差距及较尖锐的城乡发展矛盾。另一方面,即使在城市社区,于资源配置上,也处于功能单一及权力分配的分割状态,从而使得城市发展亦出现了不平等格局:⑴资源优势集中于少数几个大城市,且为边界封闭、简单消费的“单位化”城市社区功能形态;⑵其他中、小城市仅是服务于这几个大城市的单一功能单位——被“中央计划”指令性地要求向这几个大城市低价、甚至无偿地或提供某些稀缺资源,或供应某些特色商品,或输送大城市发展急需的掌握一技之
9、长者,而他们自身的城市化发展则被置于“准计划”(中央仅供给一些有限的资源及发展“指标”)、甚至“计划外”(所谓“自己找米下锅”)的分配及发展状态下,且又要受制于“中央计划”(即50年代开始的每5年为一期的“国民经济发展第X个五年计划”)的政策规定。如此制度安排,使得我国社会结构中具现代意义的中间阶层的产生,缺失了“城市化”的生长环境及功能释放空间;以至影响到现阶段,中间阶层中即使为同一个职业群体,也因其所处的城市发展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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