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期中国外交全局中的中美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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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新时期中国外交全局中的中美关系---兼论中美共建新型大国关系崔天凯、庞含兆一、在中国的外交全局中，与美国的双边关系占有特殊重要位置。维护和推动中美关系健康稳定发展是中国对外政策的优先重点之一。中国的对美政策在目标上与国家对外战略相一致。如果说维护好国家的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争取一个总体和平、有利的外部环境是中国外交战略核心目标，那么处理好与美国的关系就是实现这一目标的重要条件和必然要求20。如果说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是中国领导集体、执政党和最广大人民群众做出的战略抉择，那么在中美之间探索出一种合作而非对立、双赢而非“零和

2、”、良性竞争而非恶意博弈的新型大国关系模式就是中国和平发展必须解答好的重大命题。中国致力于与美国探索新型大国关系道路的政治意愿是清晰和明确的。胡锦涛主席在今年5月出席第四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时阐明了中美努力发展让两国人民放心、让各国人民安心的新型大国关系的重要性，强调要“打破历史上大国对抗冲突的传统逻辑，探索经济全球化时代发展大国关系的新途径”。习近平副主席2月访美期间明确提出，中美应努力塑造21世纪的新型大国关系，“为不同政治制度、历史文化背景和经济发展水平的国家建设积极合作关系树立前无古人、后启来者的典范”。戴秉国国务委员同美方多轮战略对话

3、的中心议题始终是中美如何建立和发展新型关系，而且，随着对话的深入，这一主线越来越鲜明和突出。中方的战略姿态和政治信号已得到来自太平洋彼岸的呼应。奥巴马总统、拜登副总统、克林顿国务卿多次表示，美国欢迎一个强大、繁荣、稳定和在世界上发挥更大作用的中国，“中国的崛起不是美国的终结”，“美中正为崛起大国和守成大国建立新的互动模式”，共同寻找“20一个守成大国与一个新兴大国相遇时会出现何种局面”这个古老问题的新答案。事实上，中国与美国探索新型大国关系的努力早在40年前尼克松总统访华、两国领导人共同推开中美重新交往大门之时就已起步。这种努力体现于邓小平同志

4、23年前所作“中美关系终归要好起来才行”的重要论断，体现于江泽民主席1993年会晤克林顿总统时提出的“增加信任、减少麻烦、发展合作、不搞对抗”16字方针，体现于胡锦涛主席2011年访美期间与奥巴马总统达成的共建相互尊重、互利共赢的中美合作伙伴关系共识，也体现于若干年来双方为培育互信进行的对话、为管控分歧开展的沟通、为维护共同利益推进的合作。20当前，国际格局、世界经济、人类社会都发生着复杂、深刻变化。中国要坚持既定方向，秉持和平、合作理念，走出一条不同以往的大国复兴图强的新路来；中美要打破所谓历史宿命，走出一条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大国关系新路来

5、；世界要顺应经济全球化、政治多极化潮流，走出一条多元包容、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新路来。中美关系走势对这三方面的摸索实践都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关乎两国和世界的前途命运。二、今天的中美关系同40年前尼克松总统访华、33年前两国建交时相比已发生很大变化。再悲观的人也需要承认，双方积累了一定的战略共识、深厚的合作基础以及彼此打交道的丰富经验。这些决定了，双方确立一个更加稳定、可靠的良性互动架构，开创一种新型大国关系模式，是可能和可行的。首先，两国已经认识到，合作共赢是两国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处理彼此关系的最大公约数。这可以被视为一种最基本的战略共识，是“和

6、则两利、斗则俱伤”认识的升华，为双方在未来交往中形成更高层面的战略共识或者默契提供了基础。中美都是自信国家和民族，都坚定认为自己是本国命运的主宰，对对方国家应有最基本的尊重。中美已在公开政策宣示和内部战略沟通中相互表明，对对方没有领土要求，因此也就不存在曾导致传统大国对立冲突的重要根源。中美均承认一个现实，两国所处时代背景不同以往，20相互依存日益加深，两国的发展繁荣都离不开对方，在国际事务中也都需要彼此的理解、尊重与合作。在新的时期两国要全力避免重蹈传统大国恶性竞争的覆辙，全力避免双边关系走向双输。这不是喜欢不喜欢、想要不想要的问题，而是符合

7、双方根本利益和国际社会共同利益的必然选择。其次，两国对话沟通管道日趋丰富、完备，为双边关系稳定发展提供了机制保障。近年来，两国高层接触频繁程度世所罕见。自2009年1月以来，胡锦涛主席同奥巴马总统已12次会晤、7次通话、34次通信，吴邦国委员长、温家宝总理多次与奥巴马总统等美领导人会面，拜登副总统、习近平副主席实现了互访。双方建立起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王岐山副总理、戴秉国国务委员、克林顿国务卿、盖特纳财长分别任两国元首特别代表）、人文交流高层磋商（刘延东国务委员、克林顿国务卿分别任双方主席）、商贸联委会（王岐山副总理与美国商务部长、贸易代表对谈

8、）、科技联委会等60多个对话磋商机制，涵盖了两国关系的方方面面。两国之间还建有元首、外长热线，王岐山副总理也与盖特纳财长经常通话。20戴秉国国务委员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