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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18-08-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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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老问题与新方法:与时俱进的明清江南经济研究中国经济论文老问题与新方法:与时俱进的明清江南经济研究中国经济论文内容提要本文着重对20世纪以来国内明清江南经济史研究中几次大的“范式转换”过程进行了批判性的反思,主张运用环境史方法,以一种不断变动中的人与自然的关系为出发点,深入探讨人口压力、环境变化、市场变迁、阶级分化等诸多因素错综复杂的交互作用,进一步揭示明清中国社会经济结构的演化和转变,努力建立一种新的研究范式。关键词明清江南资本主义萌芽现代化范式生态转向一、与时俱进:明清江南经济史研究的三部曲众所周知,中国经济史学从其创立之初,就与资本主义萌芽的研究结下了不解之缘。然而谁也不曾料到,就在
2、这一研究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达至巅峰之际,它又很快趋于沉寂,以至像李伯重所说的变成了“明日黄花”①。更有学者把它视为“虚假命题”,认为一种“以假设为基础的信念,当然也就只能是一种主观愿望,一种情结”②。作为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研究的集大成者吴承明先生,更是从1981年开始就“转而从事市场和商业史的研究”,也就是以“现代化即市场经济”的假说,取代“现代化即资本主义化”的假说,而不再研究被中国社会已然跨越的资本主义③。被黄宗智誉为20世纪80年代中国经济史学新一代学者的主要代表李伯重先生,也开始从重视带有意识形态色彩的“生产关系”转而关注“生产力”为例》,《历史研究》201X年第1期。③托马斯
3、·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金吾伦、胡新和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X年版,第135页。④李伯重:《理论、方法、发展趋势:中国经济史研究新探》,第40~41页。⑤参见彭慕兰《大分流: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序言,史建云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1X年版,第4~5页。⑥彭慕兰:《大分流: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第226页。⑦彭慕兰:《大分流: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序言,第5页。水平均衡陷阱”和“过密化”等理论似乎没有太大的差别,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何况加州学派之更宏大的目标,是把中国这一树木放到世界经济体系这一“全球树林”之中,以期考察悠悠五千年“世界体系”的周期循环
4、规律。也就是说,他们之强调“欧洲奇迹”或“西方的兴起”的偶然性,为的却是建立一个“多样性统一”的“世界体系”的必然王国。相反,国内的大部分发展论者几乎无例外地借重加州学派大力弘扬的“斯密型成长”概念,有的还欣然接受弗兰克的“中央之国”的说法,但其主旨却不是像加州学派那样以之切断明清中国之自发地通向近代化、工业化的坦途,而是要破除所谓“传统”与“近代”的界限,接续出一条绵延四五百年的中国独特的近代化的谱系,亦即试图寻找一条与西方平行的近代化模式。在这里,欧洲大陆经济最发达的那一端的偶然性是服务于中国道路的必然性的。于是,又引申出两者对“西方中心主义”的不同的态度。作为西方学者,其对“欧洲中
5、心论”神话的解构,是与对他们自身所处之文明特别是现代性文明的深刻反思与激烈批判分不开的,而中国的发展论者对于西方文化霸权的抵制,却是在“重新发现东方”的同时,热情地拥抱前者眼里的现代化的“妖魔”。两者表面上的相似,遮蔽了各自的历史认识论的差异。他们在明清中国或者更确切地说是明清江南这一特殊的时空点上交叠之后,又各自分道扬镳。而这种差异的形成,恐怕关键就在于两者所处国别的文化背景之差异。从学术发展的角度而言,虽然说学术没有国界,但是,诚如李伯重所言,我们在努力使自己的研究“融入世界”的同时,不能忘了“我们中国学者对中国经济史学的发展负有一种道义上的责任”,“我们必须在新世纪中国经济史学的发
6、展方面做出比其他人更重要的成果,成为这个学科发展的主力”①。就此而论,国内学者之间,无论他们在学术观点上有多大的分歧,他们之“建立中国史学新典范”的目标其实并无二致。我们可以抛弃“资本主义萌芽情结”,也可以对让人爱恨交加的现代性人言人殊,但无论如何也割舍不掉的应是我们心中的“中国情结”或“中国本位”,当然这也绝不是什么“中国中心主义”。弗兰克说,世界的统一性是与文化的多样性互为表里的。学术的发展当然也不例外。限于目前的学识和智慧,让我们还是回到为弗兰克所鄙夷的对树木的研究上来,因为毕竟是在明清中国史这一特殊的领域,国内的“现代化范式”与加州学派汇合成一股巨大的潮流,其力量是如此的强大,以
7、致使各自对立的理论模式也自觉不自觉地进行了程度不等的调整,亦即被纳入到近代化理论的框架之中。尽管不少停滞论者仍“自信具有难以驳倒的事实根据”②,但是用以分析问题的理论方法和概念体系与对方并没有什么不同。如果说与“近代早期中国论”相对立的“传统中国论”在美国中国学界已经没有什么吸引力的话,它却在中国的学术界扎下了根,虽然现在看来它还不很牢固。也就是说,早先的与“资本主义萌芽模式”相对的“封建主义模式”,在一定程度上也经历了一个“去封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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