积极财政政策“淡不出”的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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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积极财政政策“淡不出”的讨论自1998年中国实施积极财政政策以来,5年累计发行国债6600亿。但理论界有越来越多的人认为政府的债务过大,除国债、外债外,还包括各种“隐性”债务,像基层财政欠账、银行坏账、社保欠账等,将对国民经济产生负面影响,另一方面,涉及国债项目的腐败劣迹也始显报端。与此同时,政府高官表示积极财政政策将逐步淡出。那么,财政政策影响何在?能否顺利“淡出”?我们试图透过对财政政策的分析,理解当前宏观经济形势与改革进程。为此本报约请四位专家深入探讨。专家们的论争是激烈的:上海财经大学丛树海教授认为,今年还不是“淡出”的理想时机,因为经济运行态势好转

2、、民间投资启动、消费需求回升等基本条件尚未出现,而中国又面临巨大的就业和养老压力,因此维持财政投资的扩张力度是必要的;美国托列多大学张欣教授在总结美国的经验和日本的教训后更认为,债务不可怕,在当前大量银行储蓄和劳动力闲置情况下,扩张性积极财政政策要更大胆地进入,以保持经济增长,减少资源浪费。但是,复旦大学袁志刚教授批评说,这几年积极财政政策对市场机制的培育危害甚大,特别是金融改革滞后和国企改革滞后,导致私人投资不旺、社会消费疲软;上海财经大学蒋洪教授认为,巨额国债将形成新一批国有企业,为未来改革背上包袱,由于政府在开放投资领域、资产转让价格、国企退出等方面尚

3、无多大进展,私人投资还远不能代替政府投资,因此积极财政政策想“淡出”但还是很难“淡出”。本期主要发表丛树海教授和袁志刚教授的观点;张欣教授和蒋洪教授的观点将在下期刊出。本次采访得到复旦大学刘社建博士、章元博士和徐伟博士的大力帮助,谨此致谢。《21世纪》:前不久财政部项怀诚部长表示积极财政政策将逐步淡出。他提到积极财政政策有两个负面影响,一是长期使用国债的人觉得这个钱好花,形成对国债的依赖,二是国债的大量发行将为以后的通货膨胀种下祸根。那么,目前中国要不要淡出积极财政政策?能否顺利淡出?丛教授是财政方面的专家,希望听到您的看法。丛树海:今年是实施积极财政政策的

4、第五年,连续数年实行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在发挥“积极”作用的同时,其负面效应确实存在,特别是“潜在”的财政风险。但我认为,对国债的依赖性问题,或国债使用过程中存在的浪费和效益不佳等现象,并不是财政政策本身的问题,而是由于中国财政支出决策机制、支出管理和财政法制化建设方面存在的问题所导致的,与财政政策本身关系不大。中国是否要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或者尽快“退出”积极财政政策?这个问题我们需要从更宏观的层面来看。中国经济的问题确实不少,历史上,由于特定的人口政策、经济体制转型所造成的问题,是这些问题中更为重要的问题,换言之,今后几十年里我们将面临巨大的劳动就业压

5、力和养老压力。自1950~1970年代人口出生高峰所产生的人口增长压力,流到哪个环节哪个环节都可能出问题,像现在就业中的压力,除失业、待业、下岗等形式外,协保、买断、待退等变相失业形式的存在,以及农村在今后若干年内有超过一亿剩余劳动力需要消化等,都将对中国经济长期稳定和较高速度的增长提出客观要求。再如养老问题,养老金几十年没有积累,但这些历史欠账最终不论以何种形式都是要偿还的。自1996年经济实现“软着陆”后,中国开始调整政策,拉动经济增长。我认为积极财政政策效果还是有的,包括今年发行的国债,5年累计发行国债6600亿。这些国债主要被用在基础设施建设上,因而

6、具有战略意义,对国民经济的长期发展奠定良好的基础。我认为,朱总理在今年人代会期间的评价是很恰当的,就是我们虽然有负债,但也给下一届政府留下了优良资产。投下去的几千亿国债,不仅自身对经济起到积极的扩张作用,而且对银行贷款和企业投资有拉动效应,不管拉动的确切效应如何,结果肯定是拉动了。所以,五年来积极财政政策的作用不可否认,否则我们将看不到这几年GDP保持在7%~8%的增长速度。问题在于,积极财政政策现在是否到了“淡出”的时候?实际上一年前项部长就曾谈到“淡出”问题。我倒认为去年提“淡出”的问题是有道理的,因为从整个经济运行态势看,1999年处于低谷,2000年

7、开始回升,2001年继续回升。按正常情况看,以后还将继续保持回升的态势,所以当时探讨“淡出”的问题是比较好的时机。但是,今年谈“淡出”的问题,其时机不如去年。原因在于,扩张性财政政策虽然必然存在一个“退出”问题,而“淡出”又是“退出”的一种较好的战略安排,但“退出”和“淡出”作为一种政策选择,如果暂不考虑财政本身的“承受能力”,它需要三个最基本的条件。第一个条件是整个经济运行态势要发生转变,即经济增长由低谷走出、出现拐点。中国经济在1999年到达谷底,2000年开始回升,如果2001年继续回升的话,就会逐步形成拐点,对积极财政政策的“退出”形成支持。但是,现

8、在我们需要重新验证经济运行的态势是否已再次处于谷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