贝思飞：民国时期的土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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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序言肆无忌惮、目中无人、命运多艰，但是信守誓约、英勇善战，这些男女并非是面带微笑、彬彬有礼之辈；他们居住山洞、兽穴，性情暴躁。在法律软弱无力，政府腐败堕落而无法抑制残暴和压迫的时代，在公理遭到践踏，当权者站在恶人一边的时候，他们顽强地要求⋯⋯一种正义。G.坎德林《中国的小说》（芝加哥，1898年）引自罗伯特·鲁尔曼的《中国民间小说中的传统英雄》，收入A.F.赖特的《儒家信条》（斯坦福，1960年）“土匪”，当人们听到这个使人浮想连翩的名词时，很少有人会无动于衷。不论他们是富有浪漫色彩的反抗的象征，还是正人君子愤慨的对象，土匪以及

2、他们的基本生活态度和其他人迥然不同，这就使人们产生了强烈的先入之见。的确，系统地分析土匪活动以及产生和滋长土匪的环境的工作直到最近才展开起来。1969年英国社会史学者埃里克·霍布斯鲍姆出版了一本题为《土匪》的颇有创见的专著，这是以他的早期著作《原始造反者》（1959年出版）中的一章的主题扩充而成的。尽管此书篇幅不大，却成为后来很多学者研究土匪活动的专题的指南。霍布斯鲍姆的著作的开拓性的内涵不仅使它具有神话般的特性，而且确定了它成为人们从各个方面考察和研究的对象。自从此书面世以来，学者们已经考察了世界各地的土匪活动的现象。①尽管霍

3、布斯鲍姆1969年的这本书题为《土匪》，但他在第一页就明确指出，他只研究一类土匪，“他们不是被公众舆论当作单纯的犯罪分子⋯⋯而是作为英雄、战士、复仇者、保卫正义的斗士，也许甚至是解放运动的领袖，总之，他们受人赞美，值得帮助和支持”。②正如霍布斯鲍姆所说的，这种“社会土匪活动”，可以“在以农业为基础（包括乡村经济）的社会中发现，主要由农民和无土地的劳动者所组成，他们受到地主、城里人、政府、官员、律师、甚至银行家的统治、剥削和压迫。”③霍布斯鲍姆给“社会土匪活动”所限定的特征是它们和农民的地位有着密切的联系。农民社会使社会土匪得以出

4、现，他们在这个社会中活动，他们的言行反映了这个社会的道德；只要他们这样做（比如他们选择的牺牲者往往是这个社会的敌人），他们通常会获得支持。这种关系是相辅相成的：社会土匪存在于当地的社会，是因为他们得到当地社会的支持——对匪帮行踪的缄默不语，提供敌人情报的网络——在其他地方缺乏这种条件；反之，社会保持对土匪的支持，是因为他们至少提供了有限的保护，而且这种支持象征着对官方认可的秩序的无声怨恨。事实上，导致社会土匪非法的行为并没有违背当地的价值观，这是很重要的，它表明了当地社会和更广泛的社会——国家之间的意识形态的冲突。社会土匪是当地

5、社会的武装代表，他们反抗国家运用武力把自己的价值观强加于人的企图。社会土匪从穷人的敌人（富人和特权者）中选择牺牲者，而不是从被压迫者的社会中选择，这就很清楚地表明这种价值观的冲突。另一个方面，正如霍布斯鲍姆所明确强调的，社会土匪活动的内在的局限使它的革命性变得很小：“作为个体，他们算不上政治的或社会的叛逆者，更不要说是革命者了；作为农民他们拒绝服从⋯⋯一般说来，他们只不过是他们的社会中的危机和紧张状态：的象征⋯⋯因此土匪活动本身并非是一种改善农民社会的进程。而是在特殊环境下逃避社会的一种自救形式。”④土匪主要感兴趣的问题是自身的

6、生存，这个事实成为安东·布洛克对霍布斯鲍姆的观点进行根本性批评的出发点。布洛克认为，霍布斯鲍姆对农民和土匪本身倾注了过多的注意力，而忽略了农民社会与它周围更高的社会阶层的关系。“这些更高的社会阶层包括拥有土地的绅士和统治当局。”⑤土匪作为社会的一个方面，也和其他任何方面一样受制于这种关系：“即使具有违法的特殊环境，土匪们还是不得不依赖于其他人⋯⋯在所有的社会阶层中，农民是最软弱无力的⋯⋯因此可以断言，除非土匪找到政治上的靠山，否则他们的统治将是短命的。”⑥布洛克指出，社会土匪在革命性上的局限，并非是由于他们没有什么勃勃野心，或缺

7、乏适当的组织形式和宣传口号，而是由于这样一个事实，“他们最初的忠诚不是针对农民的。”⑦有着政治联系的土匪往往“阻止和压制”农民自发的行动，他们要么通过恐怖制止那种活动，要么通过“开辟通往上层社会的道路’以减轻阶级之间的紧张关系。⑧由于暗示了从另一条路得到财富、权力和幸福，土匪活动最终妨碍了革命的可能性。⑨总之，根据布洛克的说法，土匪活动“基本上是保守的”，不过是“人们对于名誉和权力的追求。”⑩布洛克以他对西西里岛黑手党萨尔瓦托雷·朱列亚诺的研究为例来证明他的论点，“他（指朱列亚诺——译者注）按照高层政客的旨意射杀了和平示威的共产

8、党人。”利格欧的活动“旨在遣散农民，他们为了进行土地改革刚刚开始自己组织起来。”其他的土匪则和他们的统治者达成协议，接受公共治安的特别费用，这是一条通向“体面人物”的道路，是黑手党内部司空见惯的行为。尽管布洛克和霍布斯鲍姆的见解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差异，但是辛格曼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