茂名买官卖官案警示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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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茂名买官卖官案警示录　　接二连三的“官场地震”，让茂名持续成为全国反腐关注的焦点。　　在反腐深入推进的当下，剖析和反思茂名曾经出现的“买官卖官”案例，对构建让干部不能腐的制度机制也许会有一定的启迪。　　买卖　　3年多前，茂名市委原书记罗荫国因贪腐被抓。两年多前，茂名市委原书记周镇宏也被纪委带走。两任市委书记前后倒台，牵出了茂名“蔚为壮观”的买官卖官场景。　　如今，被投入监狱后，当初的罗书记变成了“老罗”。和老罗关在阳江监狱的，还有“老朱”――茂名市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朱育英。　　朱、罗都是茂名人，前者是茂港区人，后者是高州人。他们的人生轨

2、迹有着诸多相似：出生在上世纪50年代;70年代，在家乡一所小学里教书;80年代，进入官场……直到90年代，他们的官位也差不多，老罗当时是高州县县长，老朱是电白县副县长。　　1993年以后，彼此的地位出现较大差距。老罗的仕途越走越顺，职位从高州市委书记，茂名市委常委、秘书长，到茂名市长、市委书记。老朱仕途则从化州市长到信宜市委书记，再到后来的茂名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不过，老朱的官是向老罗买的。2004年至2008年，老罗先后收受老朱贿送的人民币8万元、港币20万元。此后2009年3月，老罗利用自己担任茂名市委书记的职务便利，支持、帮助

3、老朱从信宜市委书记的位置上，跃到茂名市人大常委会担任副主任。　　对即将退休的老干部而言，这是个不错的位置。老朱向老罗买官的钱，是照着老罗的运作模式，不断给下级批发官帽得来的。而且，老朱的胃口更大――　　2008年春节前一天，时任信宜市怀乡镇党委书记（副处级）的何东生，约时任信宜市委书记的老朱“汇报工作”――请吃饭、交流感情。席间，老朱对何东生说，“你在怀乡镇任书记也有好久了，工作还是做得不错的，你可以再进一步的，并且我已经把你提拔为副处级干部了。不过，我提拔你为副处级干部后，你这么长时间来，没好好和我吃顿饭。”　　何东生后来向公诉机关反

4、映，他读出了老朱的话外之音，“他就是责怪提拔我后，我没有及时送钱感谢他”。不久，何东生听说信宜市将提拔一两个人进市委领导班子。2009年2月的一天，何东生提着50万元来到了朱育英的家，送给朱育英，让他多多关照。不到一个月，老朱又主动给何东生电话说，“我打算买房，想向你借50万元。”何东生又筹了50万元，把钱装在一个学生的书包里，送到了朱育英的家里……　　向上级买官后，再向下级卖官，边买边卖，低价买进，高价卖出，这在茂名官场，曾是常态。老朱只是这种政治生态下，“芸芸众生”的一员。　　生态　　看完向老罗行贿买官官员的名单，需要一点儿心理准备

5、。因为它一次次冲破了人们所能接受的底线。　　茂名下辖两个区和3个县级市，分别是：茂南区、电白区（电白县和茂港区合并成立）、高州市、信宜市、化州市。　　在向罗荫国行贿买官的官员中，茂名“两区三市”的主要领导都参与其中，包括下属的市委书记、市长、区长、区委书记、常务副区长等人，有的市每任领导都参与买官卖官，如信宜、高州。　　茂名市各局各部门买官卖官也很疯狂。他们纷纷斥巨资向罗荫国买官。这里，干部人事调整成了有钱人的游戏。“没钱，只有闭嘴的份。所谓的工作能力，滚一边去吧！”茂名一名不愿具名的官员告诉《南风窗》记者，那些年，他们已经习惯了。　　

6、罗荫国贪腐案，由广东省人民检察院侦查终结。《南风窗》根据检察院侦查结果统计发现，向罗荫国行贿买官的近50人中，涉及当时各部门的主要负责人，行贿买官的金额，每人大都在20万元以上，以40万～50万元最普遍，最高的一笔金额是30万美元。买官者的主要动机有：升官、保位、调岗――调到油水较多的部门。　　买官主要有两种形式：一是出一大笔钱直接买。这通常是请托人直接向罗荫国表达希望获得某个位置的愿望。这付出的成本较大，通常需要30万元以上。另一种是细水长流的长线投资。这种长线投资，体现在逢年过节不间断地送礼和行贿中。有的投资可以追溯到1993年罗荫

7、国担任高州市委书记时起，投资一直延续到2011年罗荫国贪腐案发。投资时长横跨18年，但每个官员行贿的金额，累计都在10万元以上。　　在买官卖官食物链中，处于最低层官员买官的钱，一靠家底，二靠卖房，三靠贷款。如果有商人看好的，觉得你是一支潜力股，也会进行“风险投资”，这是贿金的重要来源。　　有一定级别的官员，其行贿的金额，大多是向下级卖官得来，其中有很大一部分，也是套取单位的公款来行贿。这也是为什么行贿买官的官员中，绝大部分是政府的官员，特别是地方政府或政府工作部门的“一把手”，因为政府部门有经费，党委很多部门，经费少，没钱买官。　　行贿

8、买官的官员中，绝大部分是为自己买官，也有一部分是：哥哥帮弟弟买、爸爸帮女儿买、商人帮官场朋友买、丈夫帮老婆买。时任高州市委书记李上林，给罗荫国行贿约50万元，就是希望罗支持他的弟弟李观胜担任茂名市物价局副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