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工流动研究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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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农民工流动研究综述作者:谭深   农村人大量外出到城市和发达地区经商务工，是近年社会科学研究的关注题目之一，经济学、人口学、社会学、政治学、城市地理等学科以及政府有关部门、外援项目工作者等从各自的角度，采用综合调查、个案研究和专题研究等方式对这一现象和人群展开了研究。  按照社会学的理解，农民工流动不仅仅是劳动力的流动、人口的流动，同时是一种社会流动，包含了地域流动，职业流动和阶层流动三个方面（李培林：1996）。从社会学角度，近年的研究大致包括：农民工流动行为的研究，比如外出的动因、流动方式、社会网络、组织化程度、家庭模式、主体意识、失范，等；农民工内部分化或分层状况，比如不同来源地、不同

2、职业群体的研究；农民工群体与社会的关系，比如在社会分层中的位置、社会排斥和不平等、有关管理和社会政策；以及有关社区的研究，等。本文的综述将以理论的发现为主。  　　研究范式和理论有研究者指出，人口迁移的研究大致经历了三种范式：一是古典和新古典主义下的“均衡”范式。人口流动视作是由资源分布不均衡引起的（典型的如“推－拉”说），而其结果则使经济要素在各地域间形成新的平衡。二是结构－历史－功能主义的范式，认为人口流动跟一系列的传统、结构和历史因素有关，人的流动被视为是对特定结构的回应。第三种范式被称之为“主体－实践”（agent-practice）范式，它强调移民也是一个能动的社会主体和政治主体，

3、每时每刻地都在以自己的“实践”来创造新的东西，而不是完全为“结构”所规定的行动者。”（项飚，1998a：127－128）而黄平等的研究则提出吉登斯的结构化（structuration）理论综合了社会学一向对立的整体论和个体论的视角，并以此尝试对农民的非农转移做出新的理论说明。认为就结构和主体的关系而言，如果没有结构性因素和条件提供的可能和制约，农民不可能实施外出，反之，如果没有农民外出的需求，无论什么样的制度安排也是没有意义的；就农民的行为而言，农民在外出和转移过程中总是不断反思自己的行动，改变自己的目标。因此，这些行动的后果，常常是未曾预料的，更不一定是“合乎理性的”。（黄平主编，1997

4、：3－8）  　　对于国内的研究，有研究者总结认为，近年社会学有关农民工研究主要以两种分析框架为主：一是结构分析。将社会流动放在社会结构中探讨，它首先设定社会是以分层或地位的方式构成的，然后再将流动的概念放入其间来考察；二是社会网络分析，将个体的流动过程看成是其通过建立社会网络来实现的，它不强调个人在社会结构中所处的位置属性，而是强调个体在其社会关系网络中所处的相对优越位置（渠敬东，2001；翟学伟，2003）。  　　渠敬东进一步认为，研究预设和方法本身有可能会简化材料的丰富性和复杂性，甚至排除那些难以归类却恰恰最具有社会效果的现象；结构分析也不能等于社会研究的全部。因此，他提倡新经济社会

5、学提出的网络分析范式，认为从社会网络的角度切入这一群体的互动关系及其结成的社会纽带，是一种更容易走进他们特殊生活的范式。从某种意义上说，农村外来人口本身，以及他们的社会网络乃至社区，都是社会网络及其运动的效果（渠敬东，2001）。项飚对浙江村的观察长达6年，其研究经验是，不是从任何社会学的概念出发，而是根据“主体－实践”（agent-practice）的范式，强调行动者的作用，从观察到的事实中提炼概念，然后与既有理论对话。在对浙江村形成过程的详尽描述中，他不断地对社会学和人类学相应的理论或基本的概念进行剖析、批评，并提出自己的理解。比如“社区”的概念，浙江村无论如何也套不进已有的“社区”概念

6、中，很多的故事发生在浙江村，但“故事的源头及后果却往往在社区之外”；还有社区成员认为的“大人物”与外来研究者所赋予的“精英”的差别；关于大人物和小人物之间的几种理解：阶层模式、再分配和中心模式及“层叠”模式等，都与浙江村的不同；又如迁移研究中的“嵌入”（embeddedness）模式，提出不是经济行为“嵌入”在社会关系中，而是人们依靠社会关系在“展开”自己的经济行为，等。（项飚，2000）  　　流动的社会网络大量的调查显示，农民工流动特别是初次外出所依靠的社会资源最主要的不是来自政府和市场，而是乡土网络，在农民工生活和交往的整个过程，这种社会网络都起着重要的作用。李培林和赵树凯指出，市场化

7、的变革和农民职业及生活方式的变化，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他们对血缘地缘关系为纽带的社会网络的依赖。赵树凯具体分析农民工的乡土网络，认为分为两部分，1、外出前就存在的初级乡土关系；2、外出后建立的次级乡土关系（李培林，1996；赵树凯，1998：61－69；）。但零点公司的田野调查发现，由于在同质群体内部可利用的资源有限，因而部分人在条件允许时有脱离农民工群体的倾向（北京零点市场调查与分析公司，19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