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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天下英才而教一乐也” 孟子讲，“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乃君子之一大乐。北大作为一个英才辈出的地方，能在这里开堂授课，对我本人来说，既是一种极大的满足，教学相长之间也是一种极大的收获。在此之上，若能再对同学们的学习与未来发展有所助益，那真是身为老师最为快乐的事了。关于如何成为“天下英才”，在此我还是想与同学们探讨一下。在我看来，成为怎样的英才首先取决于你有多大的抱负与理想。心理学的实证研究表明，不管一个人的天分有多高，一般来说只能开发出其潜力的2%—3%。如此不妨试想一下，一个开发了自己潜力3%的天才和一个通过努力开发出自己潜力的5%—10%的一般人相比，谁的成就更大，结果想必不言自明。那么开发潜力的动力在哪里？我认为就在于抱负。只有抱负足够大，才能支持你去克服各种困难，接受各种挑战，坚持自己的追求，从而取得更大的成就，成为真正的英才。 北大在百多年前是为中华民族的复兴而设立，也是戊戌变法硕果仅存的一项变革，北大的学生作为“天下英才”，除了天分要高外，理应胸怀“以天下为己任”的崇高理想。作为老师期望从同学们当中看到和听到的，不只是“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的求学氛围，更要有“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的美好情操。北大的历史从来都是与国家的前途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把同学们作为“以天下为己任”的“英才”而教育，就是我这门课的出发点和目的所在。 在这门课当中，我将总结中国和其他国家、地区经济发展和改革成功与失败的经验，提出一个经济发展和转型的一般理论，并以此理论来分析中国在改革和发展过程中所取得的成就、面临的主要经济社会问题，探讨其原因和解决问题的办法。在课程中我将着重讨论：（1）为何我国在前现代社会文明鼎盛，而到现代却远远落后于西方国家？（2）为何我国在20世纪70年代末的改革开放之前经济发展绩效很差，而在改革之后却取得了奇迹般的增长？（3）为何我国在70年代末改革开放开始之后经济发展的总体绩效很好，但却出现了经济周期波动、金融体系脆弱、国有企业改革困难、地区差距扩大、收入分配不公等一系列问题？（4）在已迈进21世纪的今天，我国经济应进行哪几个方面的改革才可取得持续、快速、健康的成长？（5）我国当前经济中的一些热点问题包括：中国的经济增长是否是真实的，人民币汇率的走向，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和构建和谐社会，等等。 当前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可谓近代以来最好的一个时代。经过鸦片战争之后几代人的努力，中国在国际社会的地位正在逐渐提高，影响也在逐步扩大。本讲我们研究中国经济发展的机遇与挑战，将以这一时代背景作为起点。（一）“中国热” “得天下英才而教一乐也” 孟子讲，“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乃君子之一大乐。北大作为一个英才辈出的地方，能在这里开堂授课，对我本人来说，既是一种极大的满足，教学相长之间也是一种极大的收获。在此之上，若能再对同学们的学习与未来发展有所助益，那真是身为老师最为快乐的事了。关于如何成为“天下英才”，在此我还是想与同学们探讨一下。在我看来，成为怎样的英才首先取决于你有多大的抱负与理想。心理学的实证研究表明，不管一个人的天分有多高，一般来说只能开发出其潜力的2%—3%。如此不妨试想一下，一个开发了自己潜力3%的天才和一个通过努力开发出自己潜力的5%—10%的一般人相比，谁的成就更大，结果想必不言自明。那么开发潜力的动力在哪里？我认为就在于抱负。只有抱负足够大，才能支持你去克服各种困难，接受各种挑战，坚持自己的追求，从而取得更大的成就，成为真正的英才。 北大在百多年前是为中华民族的复兴而设立，也是戊戌变法硕果仅存的一项变革，北大的学生作为“天下英才”，除了天分要高外，理应胸怀“以天下为己任”的崇高理想。作为老师期望从同学们当中看到和听到的，不只是“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的求学氛围，更要有“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的美好情操。北大的历史从来都是与国家的前途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把同学们作为“以天下为己任”的“英才”而教育，就是我这门课的出发点和目的所在。 在这门课当中，我将总结中国和其他国家、地区经济发展和改革成功与失败的经验，提出一个经济发展和转型的一般理论，并以此理论来分析中国在改革和发展过程中所取得的成就、面临的主要经济社会问题，探讨其原因和解决问题的办法。在课程中我将着重讨论：（1）为何我国在前现代社会文明鼎盛，而到现代却远远落后于西方国家？（2）为何我国在20世纪70年代末的改革开放之前经济发展绩效很差，而在改革之后却取得了奇迹般的增长？（3）为何我国在70年代末改革开放开始之后经济发展的总体绩效很好，但却出现了经济周期波动、金融体系脆弱、国有企业改革困难、地区差距扩大、收入分配不公等一系列问题？（4）在已迈进21世纪的今天，我国经济应进行哪几个方面的改革才可取得持续、快速、健康的成长？（5）我国当前经济中的一些热点问题包括：中国的经济增长是否是真实的，人民币汇率的走向，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和构建和谐社会，等等。 当前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可谓近代以来最好的一个时代。经过鸦片战争之后几代人的努力，中国在国际社会的地位正在逐渐提高，影响也在逐步扩大。本讲我们研究中国经济发展的机遇与挑战，将以这一时代背景作为起点。（一）“中国热” 国际社会的视角2004年12月6日一期的《商业周刊》登出了长达二三十页的封面报道，题名为“中国价格”［“中国价格”，《商业周刊》，2004年12月6日。http://www.businessweek.com/magazine/content/04_49/b3911401.htm。］，由资深记者和相关专家共同讨论高质低价的中国产品对欧美市场的抢占这一话题。报道关注于随着中国的技术进步和产品升级，中国产品在世界市场上的竞争力也将不断扩大，长此以往，欧美企业将如何守住自己的一席之地。2005年5月9日，《新闻周刊》同样推出了题名“中国的世纪”［“中国的世纪：未来属于中国吗？”，《新闻周刊》，2005年5月9日。http://www.idsia.ch/~juergen/china.html。］的封面报道。众所周知，18、19世纪是英国的世纪，20世纪是美国的世纪。早在19、20世纪之交，美国已在国际舞台上崭露头角，并最终在两次世界大战后取代了英国，夺得世界霸主地位。21世纪初的中国与当时的美国有所相似，因此中国能否取代美国并一举改变世界政治经济格局，便成为当前领先国家迫切关注的问题。仅在一周之后，《财富》杂志又登出了“改变中国”［“改变中国”，《财富》，2005年5月16日。］的文章，分析改变中的中国企业，探讨中国在改革开放之后社会经济在各个方面发生的变化以及未来走向。一个多月后，美国《时代》周刊也同样将目光对准中国，再一次发表封面文章“中国新革命”［“中国新革命”，《时代》，2005年6月27日。http://www.time.com/time/magazine/0,9263,7601050627,00.html。］，深入分析在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的政治经济结构变化如何与世界政治经济格局的变化发生互动。 这种高密度的深度报道在之前是绝无仅有的，2005年7月，央视《对话》栏目为此特地制作了一期关于“中国热”的节目。嘉宾中国方面有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的四位老师，包括我本人在内；国际方面有美国几所大学的经济学教授以及当时的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局长马丁R26;弗尔德斯坦先生。这位颇具盛名的老牌经济学家提到，自2004年暑期到这次节目，他共来到中国五次。对于一位年事已高的国际知名经济学家来说，能数度连续探访中国，正是因为他站在国际学界的角度看到了中国的重要地位。近几年我频繁受邀参加国内外的各种相关会议，邀请方都是为了适当了解一些中国正在发生的变化。在国外随便翻开一张报纸，也总能看到有相当的篇幅报道与中国有关的新闻。媒体是政府的一面镜子，外国政府对中国事务的关心也是显而易见的。美国财政部长鲍尔森自2006年7月份上台以来半年内便两度访华，至今已经四次来到中国，而对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日本，则只在2007年3月第三次中国之行前才首次到访，厚薄程度由此可见。 国际社会对中国的关注绝非一时兴起。近年来中国的经济发展与世界整体状况，尤其是一些大国的情况产生了强烈对比。2001年3月互联网经济泡沫的破灭给美国经济带来巨大打击，随后的“9R26;11”恐怖袭击与两年之后的对伊战争无疑又在雪上加霜，巨额的财政赤字严重威胁到美元的世界货币地位，对美国几成致命打击。同样欧盟的情况也不容乐观，欧盟在成立之初曾被寄予厚望，然而时至今日，各成员国之间却仍未走出尴尬的磨合期，各国在政治上还有很多亟待解决的问题，经济方面则更是如此。再说日本，日本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被认为是世界上最有活力的国家，有望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当时如《日本第一》等的很多著作都纷纷抛出了这一观点，然而日本却同样没能逃脱90年代的房地产与网络泡沫破灭的打击，直到2003年后才勉强走出90年代的萧条阴影。 反观中国，自2003年至今GDP连续保持10%以上的增长，贸易增长则更快。中国产品广泛占领世界市场，中国成为名副其实的“世界工厂”。在进口方面，中国市场的巨大消费潜力使得中国成为带动亚洲、拉丁美洲甚至非洲经济发展的火车头。进口贸易的快速增长实际上成为中国崛起的重要因素。（二）长城不是一日建成的——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就 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始于1978年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在80年代初，邓小平同志为改革开放提出了一个发展目标，那就是从1981年到20世纪末的20年内国民生产总值要“翻两番”。这个目标意味着中国平均每年的经济增长率必须达到7.2%。当时我作为在北大学经济的学生对这个目标的实现有所怀疑，因为根据那时学界普遍接受的发展经济学“自然增长率”理论，任何一个国家除了在战争和受到自然灾害破坏之后的恢复期外，都不可能长期维持年均7%以上的增长速度。20世纪60年代以后，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的经济虽然曾有20多年超过7%的增长，但是这些经验因属于特例而被称为“东亚奇迹”。1978年年底的中国拥有10亿的庞大人口数量，其中80%是农民，文盲众多。这样一个贫穷落后的农业国家要在20年内维持 7.2%的年均增长率，实在让人难以置信。中国有句古话叫做“取法乎上，始得其中；取法乎中，只得其下”，于是“翻两番”的目标在那时看来更像是一个动员的口号而非切实的目标。然而20多年的时间过去了，现在回头再看，邓小平同志当时提出的目标实在还太过保守了一点，中国经济不仅翻了两番，而且在1978—2007年的29年间，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达到9.7%，比7.2%高出了2.5个百分点。这几个百分点看起来不大，但是经过29年的时间，中国的经济规模已经发展为1978年的14.8倍，而不是以20年“翻两番”的速度计算的7倍。由此可见，邓小平同志确实是一位伟大的政治家，他提出了被认为是不可能完成的目标，并最终真的实现了。 按照官方汇率计算，目前中国已成为世界第四大经济体，如果把购买力平价因素考虑进去，中国就是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的贸易增长速度则更为引人注目。1978年年底中央提出的政策是“改革和开放”。“改革”针对的是经济体制，“开放”则是要扩大贸易，增加和国外经济的往来。衡量一个经济体的开放程度，常用的方法是计算“贸易依存度”，即进出口贸易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1978年，中国大陆的进出口总量是208亿美元，比当时台湾一省的贸易总量232亿美元还少12%；从相对量看，当时进口占中国国内生产总值的4.8%，出口占4.7%，两项相加占9.5%。但是在过去29年中，中国平均每年的贸易额增长率高达17.2%，比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率还高出7.5个百分点，到2007年贸易总额超过21700亿美元，在29年的时间里增长了108倍。 1987年我从美国学成回国，当时国内正在推行以“大进大出”、“三来一补”等加工贸易的方式参加“国际大循环”的战略。我参加的第一个政策讨论是：如果我国参加国际大循环，对外贸易在国民经济中可能达到的比重将有多高？一般而言，小经济体的对外贸易比重可以比较高，比如“亚洲四小龙”这些经济体，它们的对外贸易依存度可以超过100%，而大经济体的进出口在它的经济总量中所占的比重通常都较小。我在世界银行每年出版的《世界发展报告》里的各国统计数据中，查到在人口超过1亿的大国中，印度尼西亚的贸易依存度在1984年达到了23%。如果中国努力一点，有望做到更好，所以我提出中国的贸易依存度有可能达到25%，这个数字在当时同样不被大多数人所接受，普遍认为我在美国受外国理论的影响，不能够很好地了解中国国情：像中国这样的国家在1978年时贸易依存度只有9.5%，到1984年才达到16%，而当时美国的进出口约占其国内生产总值的15.2%，日本也只有23.9%，所以即使推行这个新战略也不可能达到25%的贸易依存度。现在回头再看，当时我的预测与小平同志在1978年的预测一样过于保守，因为2006年的数据显示，中国的贸易依存度已经达到了60%。 除了大力拓展对外贸易，中国还不懈于积极引进外资，目前在国内的外资已达到6700亿美元，中国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外资吸引国。伴随着中国经济连续30年的不断增长以及对外贸易的日益扩大，国家积累了大量的外汇储备，总额已超过1.5万亿美元，是世界上最大的外汇储备国，这对中国在国际社会所能起到的影响添加了重量级的砝码。（三）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 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的快速经济增长对国内外均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国内方面最大的影响就是人民生活水平的迅速提高。在80年代，凡是出国即可免税带回“三大件”，出国半年可免税带回“六大件”。1987年我从美国学成回国时，国家为鼓励留学生回国特别准许免税带回“八大件”。我带回来的“八大件”中，除了彩电、冰箱、洗衣机和电热水器外，还有给家里四口人每人带回了一台电风扇，当时还根本无法想象，有一天学校的办公室和城里几乎每户人家都能装上空调。城市白领的生活水平提高了，农民的生活质量也普遍得到了改善。在1978年，中国农村还有将近30%的人生活在温饱线下的所谓“生产靠贷款、吃粮靠返销、生活靠救济”的“三靠队”，这部分农民的绝对数量估计有2.5亿，与现在生活在贫困线下的2100万人口相比，减少了2.3个亿。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成立了包括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联合国开发总署、联合国粮农组织等在内的一批国际机构以减贫扶贫为努力目标，但是到了20世纪末大盘点的时候才发现，扣除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减少的2亿多贫困人口之后，世界上的贫困人口数量不仅没有减少反而增加了。2004年5月，世界银行在上海召开了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世界减贫高峰会议。会议一方面肯定了中国经济发展对世界减贫努力所做出的重大贡献，也让与会国分享了中国在减贫实践中的成功经验。 中国公民绝非改革开放的唯一受益者，从世界人民的角度来看，最直接的，从中国向外输出的主要是消费产品以及生活必需品，这些低价优质的中国产品无疑使得不少穷人的生活得到了切实的改善。中国对世界经济的另一个大的贡献是促进其稳定，最为显著的例子就是中国在1997年10月开始的东亚金融危机中所做出的突出表现。 东亚在发生金融危机的时候，各国的货币都在大幅贬值。例如，韩国在发生金融危机之前汇率大约是770韩元兑换1美元，金融危机时跌到了1700韩元兑1美元；泰国在金融危机之前是25—26泰铢兑换1美元，金融危机爆发后跌到了70泰铢兑1美元；印度尼西亚在发生金融危机之前大约是1500盾兑换1美元，金融危机最严重的时候曾经跌到12 000盾兑换1美元。东亚经济的发展阶段与中国相差不远，出口产品的结构也比较类似。这些国家的货币大幅贬值，使得它们的产品在世界市场上的价格大大下降，给中国的出口产品带来很大的竞争压力。各国的政策一般都以自己国家的利益为考量，既然出口对中国很重要，那么从中国的国家利益出发，国际金融界普遍认为中国的人民币一定会贬值。而人民币一旦贬值，就很可能会诱发“竞争性贬值”，使得那些陷入危机的国家未来更加风雨飘摇。东亚金融危机发生时，很多危机发生国的经济下滑尤甚于1929年美国经济大萧条时的状况，国际经济学界和金融学界有许多人认为东亚经济可能要十年甚至更长的时间才能恢复，在这种看法甚嚣尘上的1998年和1999年，世人把目光齐对中国，人民币是否会贬值这一问题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焦点。面对种种猜疑和推断，中国作为一个负责任并且有远见的大国，此时将周边经济的稳定放在了首位，终于顶住压力，宣布了人民币不贬值的明确决定，并以之后的行动对这一承诺做出了兑现。这一举措对亚洲经济能够在金融危机后的两三年内就迅速复苏做出了巨大贡献，这种贡献背后的支持则是与改革开放后中国对外贸易迅速发展所积累的充足外汇储备分不开的。这些外汇储备在关键时刻维持住了人民币的币值稳定，并以中国快速的经济发展和对东亚经济的大量进口，拉动了东亚经济的复苏。 中国的经济增长不仅泽被周边，我们将视线投远一点，在过去十年，非洲有65%以上的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增长率超过了5.5%，又有将近30%的地区达到7%，这种增长速度在非洲是史无前例的，也同样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中国的带动作用。中国是一个自然资源相对短缺的国家，支持经济增长的资源严重倚赖于进口，进口拉动世界资源价格上涨，这对资源相对丰富的非洲国家经济无疑是一个有效的推动。同样的情况也适用于一些亚洲及拉美国家。例如日本新日铁公司，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曾有过非常辉煌的历史，70年代以后逐步衰弱，钢铁业在日本已经是一个夕阳产业。但是，近两年新日铁利润大增，又重新焕发出青春，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中国钢铁的迅猛进口拉抬了国际钢铁市场的价格。此外，阿根廷、巴西、智利等拉美国家近几年的经济发展也都得益于与中国的贸易往来，中国市场对世界经济的拉动作用不言而喻。 目前，从经济总量上看，中国与美国还有很大差距，但从增量上看，中国和美国已常可并驾齐驱。以2003年为例，中国的经济增长率是10%，增长额达1237.1亿美元，美国的增长率则只有1.3%，增长额为1354.2亿美元；2003年中国的对外贸易比2002年增加2302亿美元，同期美国的贸易增量只有1333亿美元。一国对世界其他国家产生影响的不仅是这个国家总体的经济规模，增量也同样重要，因为增量意味着新的市场和新的机会。（四）中国未来经济持续增长对中国和世界的意义 尽管中国经济在过去的30年中已经取得了长足的进展，但直到2007年，中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才达到2500美元，仅为美国的5%多一点；即使从经济总量上讲，中国也只有美国的18%到20%，要接近发达国家的人均收入水平还有很长的距离要赶。没有稳健的增长速度作保证，这样的差距是很难被缩小的。增长中的劳动力人口同样需要经济的持续增长来提供足够多的工作岗位，以满足城市与农村人口的就业需要。另一方面，改革作为一种政策的变动也是利益的再分配过程，因此其间总是要损害到一部分人的既得利益，这种情况最易引发社会矛盾。中国社会之所以在改革中保持了稳定，没有重蹈苏联与东欧的覆辙，正是由于经济的迅速发展创造出了更多的可控资源，使得政府有能力补偿在改革开放过程中利益受损的那部分群体，避免了矛盾的激化。 对于整个世界而言，在18世纪之前，经济增长得非常缓慢。18世纪工业革命以后，经济增长加快，经济发展不平衡同时加剧，各国的经济增长速度出现很大的差距。值得注意的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总有一两个国家会一马当先，成为拉动世界经济增长的火车头。最早担任这一角色的是作为工业革命起源地的英国，而从19世纪末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美国则取代了英国，成为带动他国经济的领跑者。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和德国经济的快速复苏又为世界经济注入了新的活力。然而进入到21世纪，英、美、日、德等高度发达国家已很难再找到新的经济增长点，其所面临的诸多政治与社会问题也为自身的经济发展添设了重重障碍。与此同时，中国已经明显担负起了这些国家过去曾扮演的角色，驾起世界经济这列火车。至于这趟“中国号”列车究竟能开多远，无疑取决于“火车头”的燃料是否足够，而这些“燃料”就是中国经济增长的潜力所在。二、中国经济增长的潜力（一）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 关于中国未来经济增长的潜力，各界的看法多有不同。总体来看，有两种具有代表性的预测。一种预测认为中国经济到2015年，最迟到2030年能赶上美国；另一种预测是中国经济可能随时崩溃。要正确看待这两种截然不同的看法，首先必须了解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即经济增长从生产函数的角度主要决定于以下几个方面： （1）生产要素投入的增加。经济学家所讲的生产要素包括自然资源、劳动力以及资本。如果各种生产要素成比例地增加，产量也一定会增加。然而在现代社会中，自然资源受国土面积的限制可以视为给定。劳动力虽然能够增加，但是受人口增长速度的制约，每年的增加也非常有限。在三种生产要素中，变动可能性最大的就是资本。中国在改革开放后，资本积累率占国内生产总值的40%左右，这个数字在有些国家只有10%到15%，甚至在某些非洲国家接近于0，由此可见资本积累率的差距之大。因此，从投入要素来看，资本的积累是促进一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 （2）产业结构升级。如果将给定的生产要素配置在附加价值高的产业部门，那么产值就高，所以经济增长还取决于经济中的产业结构。如果将生产要素从低附加值的产业部门转移到高附加值的产业部门，即使要素投入不增加，经济也可以实现增长。 （3）技术进步。技术进步是产量增长的又一重要因素。即使产业结构不变、各种要素不增加，如果技术取得进步，就能获得较高的生产效率，从而提高产出，带来经济增长。 （4）制度的完善。利用前面给定的投入要素、产业结构和技术水平的情况可以计算出一条生产可能性边界，即在理想状态下一个经济体可能取得的最大产出。但能否最大程度地贴近这条边界，在既定条件下取得最优结果，就取决于制度的安排。完善的制度能够充分调动劳动者的积极性，有效利用各种资源，选择适当的技术，获得最大产值。 在以上四个决定因素中，对实践操作意义最大的就是技术进步。其他三个因素事实上都在一定程度上受制于技术变迁的可能性和速度。 首先，从技术进步和资本积累的关系来看，土地、自然资源基本上是给定不变的，劳动力增长相对缓慢。如果技术不进步，即使资本积累速度非常快，由于边际报酬递减，资本的回报也会不断下降，资本积累的积极性也就会越来越低。因此，一国的资本积累速度取决于该国技术变迁的速度，只有维持比较快速的技术变迁，才能在资本积累的同时打破资本回报不断下降的规律，维持较高的资本积累的积极性。 关于技术进步对资本积累的作用，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西奥多R26;舒尔茨曾做出精辟的论述。舒尔茨获诺奖的一个最主要的贡献来自于他在1964年出版的《改造传统农业》［这本书的中文版参见商务印书馆1987年的第一版或2006年的第二版；英文版可参见本讲的参考文献。］一书。在这本书之前，大部分经济学界人士认为，传统农业社会的农民是不理性的，因为他们一般不进行储蓄和积累；而现代农业社会的农民则是理性的，他们会进行各种投资，例如美国一位农场主花费在农业机器设备上的投资经常会超过100万美元。因此，这些经济学家认为传统农民的非理性行为是导致传统农民贫穷的主要原因，而现代农民是理性的，因此贫穷程度会相对较低。舒尔茨教授在《改造传统农业》一书中提出了与众不同的观点。在传统农业社会里，农民不进行储蓄和积累其实是一种最理性的选择。因为传统农业社会的技术进步缓慢，农民的储蓄已经达到一种均衡的状态，如果农民在技术停滞的情况下增加积累，可能反而会导致生产力下降，当期的储蓄则要以省吃俭用为代价，这样做的结果是增长了成本却没有获得收益。以一个形象的例子来说：中国农民一般种植水稻和小麦，收获时需要用镰刀。传统农业社会里每个农民都有一把镰刀，在这种情况之下如果增加投资，每个农民将一把镰刀换为两把镰刀，在割稻子的时候同时使用，效率反而会下降。因此大部分农民会选择在一把镰刀用坏之后才进行储蓄，投资购买新的镰刀用以替换，但没有积极性去追加积累。所以，在传统的农业社会里，农民不储蓄是理性的。在这种状况下要打破这样的局面，只有不断给农民提供一些更新更好的技术，从而使得资本积累能有较高的回报，才能调动起农民进行资本积累的积极性。 其次，从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的关系来看，如果没有新技术，就不会产生新的高附加值产业，产业升级也就无从谈起。像现在被认为具有高附加价值的电子、生物工程等产业基本都是最新技术发明和创新导致的结果。只有技术不断创新，新的高附加价值的产业部门才会源源不断地出现，企业在高额利润回报的驱动下，会自发地投资于这些新兴的高附加价值的产业部门，最终影响整个产业结构的变化。 最后，制度完善与资本积累、产业升级甚至技术进步这些利益驱动下的主动变化有所不同，是一个消极适应的过程。制度本身无所谓优劣，马克思最早提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制度作为上层建筑的内容必须要与实际的经济状况相适应。上文我们讲到技术变迁会在不同方面改变经济基础，从而进一步会对制度的完善有所要求，因此制度完善仍要以技术变迁作为前提。关于制度变迁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我们将在第二讲中作详细说明。 综上所述，要对一国经济发展的潜力做出判断，最重要的还是要分析其技术变迁的可能性。研究长期经济发展的经济史学家麦迪逊在其著作《世界经济千年史》［这本书的中文版参见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的第一版，英文版可参见本讲的参考文献。］中的研究发现：18世纪以前的一两千年，最发达的欧洲国家平均每年人均GDP的增长速度只有0.05%，也就是说要经过1400年的时间人均收入才能翻一番。工业革命以后，欧洲国家的经济增长速度加快，18、19世纪人均收入平均每年增长1%，人均收入翻一番的时间缩短为70年。到了20世纪年均增长提高到2%，是工业革命前的40倍，人均收入翻一番的时间只需要35年。也就是说，一代人多一点的时间内，人们的收入就会翻倍，这种翻天覆地的变化充分证明了技术变迁对经济发展的关键性作用。我们要了解中国未来发展的潜力，就需要研究中国技术变迁的可能性。 （二）技术创新：自主研发与技术引进 技术创新的方式主要有两种。一种是产品创新，新的不同的产品出现，取代旧的落后的产品，例如由计算机取代算盘。另一种是流程创新，即产品不发生变化，但以成本更低、更有效率的方式组织生产，其中最著名的例子就是福特汽车采用高效的流水线生产取代传统的集中装配，这一高效的生产方式最终将汽车这一产品推向了大众市场。 无论是产品创新还是流程创新，技术变迁或创新［关于技术变迁和技术创新，可参考我的著作《发展战略与经济发展》（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中的“技术创新、发展阶段与战略选择”一文。］都主要有自主研发（R&D）和从国外引进两种机制。技术创新的英文是“innovation”，是指在下一次生产时，所用的技术比现在好，效率比现在高，不一定要求使用最新的技术。但是，不同的国家在技术变迁的方式上可以有不同的选择。像美国、日本、德国等这些目前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家，人均收入世界最高，技术水平处于世界前沿，要想取得技术创新只能依靠自己的力量进行研发。而对于一个发展中国家来说，技术水平与发达国家有很大差距，在多数产业中都可以通过向行业内比自己领先的国家进行技术引进、模仿和购买专利来实现自己的技术创新。 如何比较自主研发与技术引进的优劣，不同行业、不同分工的人往往会给出不同的答案。科研人员作为技术研发的主体，往往更加关心研发的具体成果以及研发过程中的经验积累等研发内容本身，较少关注研发之后的技术推广以及科研机构或企业的R&D部门对研发项目的资金投入。因此研发对于这些人来说总是收益为正，比起使他们的参与度大大降低的技术引进，这些人的意见多半会支持自主研发这一机制。如果是向经济学家和企业家进行咨询，相反的，答案就很可能是支持引进技术。因为企业家考虑的是企业的成本和效益。首先，新技术的自主研发投入非常大，例如IBM和Intel每年在R&D上的投入多达数十亿美元。其次，自主研发成功率非常低，因为前沿技术的研究风险非常大，99%以上的研究都以失败告终，即使是研发成功的产品，也不能确保一定会得到市场的接受。当然，成功的产品在专利保护期内可能拥有全世界的市场，回报率非常之高。但是我们往往只看到了这种高额的回报率，却忽视了这一件成功产品的背后那99次失败所导致的高额成本及巨大风险。正所谓“一将功成万骨枯”，大多数人只看到了那位将军的功成名就，却没有看到成千上万死去的士兵。 总的来说，两种创新机制各有优劣，涉及具体情况还要视各国的国情而定。对于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一般来说引进技术优于自主研发，在可以引进技术的时候，还是引进较为有利。一般新技术的专利保护最多为20年，实际上因为当前技术变迁速度较快，有众多技术在十年以后引进就基本不需要任何花费了。如果引进的是比较新的技术，花费虽然会有，但是根据一些统计分析表明，引进所需的专利费大致也不会超过当初研究这项技术所花成本的30%，如前所述，若将失败的研究所消耗的成本也算进去，那很可能连发明这项技术所共花费成本的1%都不到。三）技术引进与后发优势 依靠从发达国家引进先进技术和经验，发展中国家可以在较短时间内用较低成本实现自身的技术创新，从而带来效率的提高，增加资本回报率，并通过快速的资本积累，促进产业升级和经济增长。这就是发展中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的后发优势。从工业革命后的国际社会来看，进入快速增长阶段以来，世界各国第一次人均产出翻倍所花费的时间分别为英国58年（1780—1838），美国47年（1839—1886），日本34年（1885—1919），土耳其20年（1957—1977），巴西18年（1961—1979），韩国11年（1966—1977），中国10年（1977—1987），时间跨度按照经济开始快速增长的先后顺序依次递减。前文又说到发达国家在工业革命后的100年人均GDP的年均增长率为1%左右，20世纪以来为2%左右，而成功的发展中国家人均GDP的年平均增长率可高达8%。这些国家和地区包括日本、“亚洲四小龙”和改革开放后的中国。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出现了众多的经济奇迹，首先是日本的崛起，然后是“亚洲四小龙”的腾飞，二者并称为当时的“东亚奇迹”。二战结束后“亚洲四小龙”与中国大陆的起点基本相同，但是“亚洲四小龙”到80年代已发展成为新兴的发达经济体，人均收入达到美国的1/3。这一奇迹背后最主要的原因就是这些东亚经济体善于利用与发达国家之间的技术差距，以引进技术来取得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亚洲四小龙”在50年代绝大多数人口都是农业人口，但是依靠不断引进新技术，发展高附加值的新兴部门，劳动力不断被重新配置到服务业等附加价值高的行业。这些行业的资本回报大大提高，资本迅速积累，整个经济也如同“滚雪球”般越做越大。 中国改革前后从经济发展的不同绩效来看，也能说明以引进技术为先决条件的后发优势对整体经济的带动作用。中国在1978年之前，提出过“七年超英，十五年赶美”的口号，60年代试爆成功了原子弹，70年代发射人造卫星，在尖端科技领域取得相当大的突破，但是经济总体发展并不快。自1978年以后，改革开放的中国开始走上东亚的经济发展道路，以引进技术和引进外资参与“国际大循环”，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增加外汇储备。引进技术的成本低，技术变迁速度快，这是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最主要原因。 （四）中国的高速增长能否维持 前面谈到利用引进技术，可以维持经济的快速增长，但是世界上还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可以在连续三四十年的时间里维持9%的经济增长速度。中国在改革开放后已经实现了30年的高速增长，那么这种增长有没有可能持续下去，再维持二三十年甚至更长呢？我个人是对此持以肯定态度的。这一观点并非只是纯粹乐观的估计，而是有最近十多年来中国经济发展的实践作为支持。 对比中国与日本的经济发展过程可以发现，中国在2000年的经济发展情况相当于日本1960年左右的水平（见表1.1）。例如，在预期寿命方面，中国1998年女性为72岁，男性为68岁，1965年日本的这一数字为女性73岁，男性68岁；在婴儿死亡率方面，日本为30.7‰，中国为31‰；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日本为16.7%，中国为15.9%；在教育方面，中日两国各阶段的学生比例也非常相近。众多的指标表明中国在2000年前后的经济水平相当于1960年前后的日本。如果与韩国进行比较能够发现，中国2000年的水平相当于韩国20世纪70年代的发展水平。 表1.1中国和日本的主要发展指标比较 中国日本预期寿命（年）女：72男：68（1998）女：72.9男：67.7（1965）婴儿死亡率（每千人）31（1999）30.7（1960）农业占GDP比重（%）15.9（2000）16.7（1959）城市地区恩格尔系数（%）39.2（2000）38.8（1960）人均用电量（KWH）1071（2000）1236（1960）日本从1960年开始，用28年的时间在1987年人均收入赶上美国。如果中国能够在2030年人均收入达到美国的1/5，那就意味着中国从现在起直至2030年每年的经济增长都要维持在9%左右。2000年中国的人均收入是870美元，美国是34000美元，中国的人均收入是美国的2.5%。30年内达到美国的20%，平均增长速度必须每年比美国高出7.2%，10年翻一番，20年翻两番，30年翻三番。很长时间以来，美国年人均收入的增长率保持在2%，两者相加能够得出每年的人均收入增长为9.2%，再加上未来30年每年的人口自然增长率大约为0.5%，人均收入增长率就要达到9.7%，正好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相当。这样的预测显得有些乐观，但讲到中国在30年后人均收入只达到美国的20%，又会让人感觉过分悲观。日本用了28年的时间赶上美国，从技术创新的潜力来讲，中国与发达国家的技术差距比1960年时日本与美国的差距要大，因此中国有更多机会可以借鉴国外技术，充分利用后发优势。当然，日本赶上美国，除了真实经济增长之外，还有日元升值的因素存在。1960年360日元兑换1美元，1987年升值到140比1。中国现在的汇率是大约人民币7元兑换1美元，真实经济的快速增长将导致人民币升值，这是从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的经验得出的结论。所以，加上汇率升值，30年后中国的人均收入很可能达到美国的40%甚至50%。如果中国维持快速经济增长，即使人均收入达到美国经济的20%，那么在经济总量上中国仍然可以达到美国的水平；如果考虑进人民币升值的因素，中国的经济总量就会超过美国。三、中国经济存在的问题 上一节集中讨论了中国经济发展的潜力并对未来做出了相关的预测，但是所有这些潜力能否最后被发挥出来仍取决于许多经济以外的种种因素。中国是正处于体制转型过程中的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也出现了很多前所未有的问题，不能不加以关注。 （一）城乡差距问题 在改革开放初期，城乡收入差距以及东部、中部和西部的地区收入差距都在不断缩小。但从1985年以后两类收入差距又开始重新扩大。这种趋势积累到现在，中国的基尼系数已经超出了0.45的国际警戒线，贫富差距成为亟待解决的社会问题之一。古语有云“不患寡而患不均”，过大的贫富差距会让低收入人群产生不平衡心理，加之当前我国教育、医疗、卫生事业以及社会保障体系的发展还相对滞后，因而极易引发矛盾，影响社会的和谐与稳定。 （二）资源与环境问题 在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过程中，消耗了大量的能源和资源。2006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只占世界的5.5%，却消耗掉全世界9%的石油、23%的氧化铝、28%的钢材、38%的煤炭和48%的水泥。自然资源的总量是有限的，中国目前的这种资源消耗水平和增长模式如果持续下去，势必会影响到世界其他国家乃至子孙后代。同时资源价格的不断攀升也使得过度利用资源的成本不断加大，有悖于科学发展观的战略思路。 由经济快速发展所造成的环境问题同样也不容忽视，近年来国内频发的矿难、水灾就多与环境的恶化有关。90年代中国发生了三次大的水灾，每一次都号称“百年不遇”，为何“百年不遇”的水灾在十年内发生了三次，值得人们去深思。自然灾害对经济的打击常常是致命的，保护环境，将灾难防患于未然是一个重要问题。 （三）投资过热问题 在2007年一年的时间内，央行曾先后十次上调存款准备金率，且上调力度有逐次加大的趋势。然而从目前国内市场上的情况来看，中国股市和房地产业的投资过热问题能否得到有效控制，依然还是未知数。上世纪90年代中国曾经历过一段由政府主导的以投资拉动的经济增长，但因投资过热导致了大量的生产过剩，引发了其后长达数年的通货紧缩。如今政府积极推行加息政策是为了减少货币信贷并引导投资，但由于巨额外汇储备始终有增无减，人民币升值的压力也越来越大，央行一再推行紧缩的货币政策不可避免地要为这一压力雪上加霜。 （四）腐败问题 改革前，中国社会各阶层收入来源单一，贪污腐化的现象易于察觉并加以遏制。改革后，物质刺激成为提高效率的主要手段，每个人的收入来源因而多元化，但在积极性提高的同时，也给形形色色的灰色、黑色收入提供了各种保护伞。各级政府官员的贪污腐化现象，扩大了改革后原本难以避免的收入分配不平等，增加了在改革中利益受损者的不满情绪，也降低了政府的公信力。在亚洲金融危机以后，只有印度尼西亚的经济至今仍未恢复，其中的重要原因就是印尼政府的贪污腐败现象过于严重，造成人民对政府失去了信心。民众一旦对政府失去了信心，在大的危机面前，社会就难有向心力，影响经济和社会的稳定和发展。 （五）教育问题 教育问题因其影响长远而不易被立刻发现，却并不代表不重要。中国现阶段的教育政策仍然存在求量大于求质的问题，尤其在大学这样的高等教育领域，这种政策在长期是不利于人才培养和社会的长足进步的。上节讲到技术创新对经济发展的关键作用，无论技术引进或是技术的自主创新都需要人才去实现，人才的产生背后无疑是教育的支持。 以上谈到的只是中国当前所面临问题的几个侧面，还有社会发展滞后、技术能力不强、地方保护主义盛行、全球化挑战加剧、法律法规体系不够完善等政治、经济、社会乃至来自外部的各方面存在的众多问题需要去发现和一一解决。这些问题都是切实存在着的，如果在一定时期内得不到有效解决，任何一个问题严重到一定程度都会带来社会经济大的矛盾，甚至威胁到政治体系的稳定。而如果没有稳定的政治经济大环境作为保证，发掘经济潜力、维持高速增长的目标也就无从实现。设想一下，如果我对中国经济未来二三十年持续快速增长的预测能够实现，那么中国走上世界领先之路也就指日可待。近来常能听到这样一句话，说“21世纪是中国的世纪”，那么对于在座的各位来说，二三十年后正是你们在各自的行业里经过多年拼搏、最终同富强起来的国家一起收获努力成果的时刻。21世纪全世界的眼光都投向中国，我们身在其中，更没有理由不这么做。 可以预见到，未来若干年里，中国将迎来一个从社会科学到自然科学各个领域都人才辈出的时代。这门课讲的是经济学，从历史经验上看，世界经济学的研究中心往往是和世界经济的中心相重合的。经济学作为一门独立的现代科学，从亚当R26;斯密出版《国富论》［《国富论》的全称是《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中译本和英文版可参考本讲的参考文献。］开始，直到19世纪30年代以前，世界著名的经济学家不是英国人就是在英国工作的外国人，马克思也是在英国工作的。而30年代之后，世界上的经济学大师不是美国人就是在美国工作的外国人。这是由经济学的学科特性所决定的。经济学用简单的逻辑体系来解释各国在生活中所看到的社会现象的原因和机制，它是一门解释性的科学。［关于经济学方法论，可参考我的著作《论经济学方法》（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因此，经济学理论贡献的大小不是取决于理论的复杂程度，而是取决于它所解释的现象的重要性。经济上越重要的国家，其经济现象也就越重要。如果到2030年中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那么中国的经济现象就是最重要的现象。理论是简单的逻辑体系，在理论中一定要作众多的抽象。现实中的变量成千上万，研究的时候只能保留少数的几个，只有真正生活在这个社会中的人才能正确地对各种变量进行选择，正所谓“近水楼台先得月”。在未来的21世纪，享有这一优势的将是中国的经济学家。其他社会学科的情况也大致如此，对一国各方面现象研究最为透彻的，一定是该国的“当地人”，自然学科虽然少有地域限制，但自然科学研究往往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这与一国的国力水平也是分不开的。 中国在新世纪的经济振兴为中国学者带来了众多的机会，对于躬身在市场上拼杀的企业家们来说则更是如此。中国经济会不断增长，水涨船高，与发展平稳的经济体相比，有波动、有风险才有更多机会。只要正确地掌握方法，就能比竞争对手更早更准地做出决策，从而获得商业上的先机。2002年的《财富》500强中，美国公司占192家，日本公司占88家，中国公司仅占11家。2002年美国的经济规模占世界的32%，日本占14.5%，中国只有 2.5%。美、日、中在《财富》500强企业中的比重与三国在世界经济中的分量是相当的。根据保守估计，2030年中国经济将与美国平分秋色，各占20%。那么《财富》500强当中就会有100家中国的企业。机会多了，竞争是平等的，同样的企业家在更大的舞台上，势必会取得更大的成就。商界如是，同样的道理在政界也是行得通的。 总之，无论是有志于学术、实业或政治，中国经济持续的强劲增长都将为中国的英才们带来前所未有的机遇。中国的当前和未来道路上总会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与矛盾，有才能的人在解决问题与矛盾的过程当中锻炼了自己，并获得了成大功立大业的机会。21世纪是中国的世纪，更是各位中国英才的世纪，希望这种责任意识与光荣的使命感，能成为各位进步道路上的一块指路石。林毅夫，《发展战略与经济发展》，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 林毅夫，《论经济学方法》，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 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年。 MaddisonA.,TheWorldEconomy,Paris:OrganizationforEconomicCooperationandDevelopment,2006. SchultzT.W.,TransformingTraditionalAgriculture,NewHaven:YaleUniversityPress,1964. SmithA.(1776),TheWealthofNations,Chicago:UniversityofChicagoPress,1976.一、中国在前现代社会的成就（一）首屈一指的经济规模 在第一讲里提到，中国经济在未来有可能成为全世界最大最强的经济，这对中国人来说算不得什么新奇难想之事。在研究长期经济历史的经济学家中，著名法国经济学家麦迪逊（Maddison）在近作《世界经济千年史》［可参见第一讲的相关注释。］中对中国、欧洲以及世界上很多国家和地区的长期经济发展历史作了非常细致的数量研究。根据他的分析，中国直到19世纪中叶还是全世界最大的经济，而且在之前的17、18世纪将近2000年的时间里，中国也一直是全世界最大最强的经济。在公元元年，欧洲有古罗马帝国的盛世，中国也即将迎来“光武中兴”，当时中国的汉朝与欧洲的罗马帝国相比，因为没有发生过战争很难说明哪个更强。但是麦迪逊通过对各种历史数据的推算，认为当时中国在人均收入水平方面与罗马帝国不相上下。欧洲在罗马帝国之后很快就分崩离析，进入到封建社会。封建贵族各自拥有独立的城邦，每个城邦就是一个自然经济，城邦之间很少交易。根据亚当R26;斯密在《国富论》中论述的第一个经济发展规律，劳动分工是经济发展的动力之一，分工越细，生产力的水平就会越高。但是分工的规模又取决于市场的规模大小，市场规模越大，分工就可以越细，否则即使提高了产量也无法为市场所吸收。欧洲在罗马帝国时期是大一统的帝国，进入封建社会后分解为各个城邦，市场规模急剧缩小，分工和生产力水平下降，所以在罗马帝国以后欧洲的人均收入水平有所下降。中国自汉朝以来，固然有所谓的“天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但总体而言，绝大多数年代中国都是一个统一的国家，中国的市场规模也要远远大于欧洲。在这种背景下，中国的劳动力分工水平不断提高，经济不断发展。因此，2 000年前的中国与欧洲处于同一经济发展水平，但在罗马帝国结束以后，欧洲的经济水平逐渐下滑，而中国的经济规模还在继续上升，中国的经济在当时世界上确实是首屈一指的。 （二）领先的技术水平 从长期经济发展来看，技术变迁是相当重要的。与发达国家相比，技术落后是一个国家经济发展落后的主要标志。从技术的角度看，在17、18世纪之前，中国的技术处于全世界领先的水平。当时英国的著名政治家、哲学家弗兰西斯R26;培根（FrancisBacon，1561—1626）在一篇文章中指出，有三项技术让欧洲走出黑暗时代，这三项技术分别是火药、指南针以及纸张和印刷术。 火药不仅打破了固若金汤的封建贵族城堡，也打通了统一的全国市场。从13、14世纪开始，统一的民族国家代替了割据分立的贵族城堡，国家内部市场规模得以扩大，分工可以变得更细，经济持续发展。因此火药是让欧洲走出黑暗时代的第一个重要技术。 第二个重要技术就是罗盘，也就是指南针。如果没有罗盘，也就不会有所谓的“地理大发现”，也就没有哥伦布的横渡大西洋、发现新大陆。新大陆的发现不仅给欧洲带来了大量的财富（比如黄金），还带来了许多新的作物品种，极大地改变了欧洲的人类发展历史。16、17世纪以后欧洲的人口激增都与这些新作物品种的引进有很大关系。与中国的情况相类似，玉米和马铃薯等高产或耐旱作物从美洲新大陆发现并被传到欧洲，使得原本不适宜耕种的土地承载量大大上升，人的生存变得更有保证，人口迅速膨胀起来。 在没有纸张和印刷术之前，知识传播是相当困难的，因为在纸张之前文字只能写在羊皮上，羊皮又比较贵重。书的制作也不是靠印刷而要靠手抄。修道院里的一个修道士可能一辈子只能抄出一部《圣经》，一部书的价值就相当于一个人的生命。当出现了纸张和印刷术以后，书的生产成本大大下降，书籍作为知识的载体，知识的积累和传播也就不断加快。 上述三个要素就是“让欧洲人走出黑暗时代的三大技术发明”。培根看到这三大技术的重要，却不知道这些技术来自哪里。现在知道，这些技术是中国人发明的，这代表当时中国的科技水平实际上处于世界的前沿位置。不仅这三大技术处于世界的前沿，很多其他技术也是如此。例如，钢的产量是衡量一个国家工业化水平的重要指标，因为钢铁是生产所有机器设备和武器的原材料。在前现代社会，中国在钢和铁的生产上远远领先于西方。根据研究，在11世纪的宋朝，中国的钢产量就已经达到15万吨，当然在现在看来这点数量很微不足道，但在当时这个产量是整个欧洲的5—6倍。就战争武器而言，中国的铁制武器比同时代欧洲的铜制武器更具杀伤力。就农业工具而言，中国的铁制农具也比欧洲的木质农具拥有更高的生产力。由此可见当时中国在技术水平上的领先地位。（三）活跃的市场经济 中国在当时世界的领先地位还体现在活跃的市场经济上。现在认为私有制是市场经济的基础，而土地的私有是私有制中最重要的一环。中国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就已经开始推行土地私有，允许土地自由买卖。而欧洲在整个封建社会时期，土地都属于贵族，不存在土地市场。中国从春秋战国时期开始，就已经有相当活跃的劳动力市场。例如，春秋时期有很多像孔子之类的人周游列国，这在今天相当于白领高级人员出国寻找就业机会，可见当时劳动力市场非常发达。《管子》里有句话叫做“国多财则远者来”，即如果一个国家比较富裕，这个国家就会吸引很多人从远方移民过来。这表明当时就存在活跃的劳动力市场，而且劳动力的流动原则与现在劳动力的流动原则是完全一致的。而在同时代的欧洲，土地属于封建贵族，农民是半农奴，即农民依附于土地，不能自由流动，必须取得自由农的身份才能自由流动，但只有极少数的人有办法成为自由劳动力。 中国在当时不仅要素市场极为活跃，商品市场更是如此。中国在春秋战国时期就已经有了期货市场和投机行为，而且投机的原则与今天毫无二致。一个最著名的例子就是关于范蠡的故事。在2500多年前的吴越之争中，范蠡曾是越王勾践的重要谋士。范蠡帮助越王勾践打败吴王夫差后就选择“弃官从商”，并在很短的时间内“三聚其财三散之”。意即在很短的时间里积聚了大量的财富，并在积聚了财富以后，为了构建和谐社会的需要，又把这些财富分给了贫穷的老百姓，还一共做了三次。一个人要在很短的时间内赚取很多的财富，最简单的手段就是投机。在司马迁的《史记R26;货殖列传》里，有一段关于范蠡的传记。范蠡又叫陶朱公，他在很短的时间内依靠投机敛聚钱财，并且掌握了投机的规律，那就是“论其有余不足，则知贵贱。贵上极则反贱，贱下极则反贵。贵出如粪土，贱取如珠玉”。“论其有余不足，则知贵贱”说明他深谙价格是由市场上的供求关系决定的这一道理。“贵上极则反贱，贱下极则反贵”是指价格机制在调节供求关系上的作用，生产者通过价格这一指标来决定生产，价格高时生产得多，导致供给增加，在需求变化不大时，价格就会下降；价格下降抑制了生产积极性，到一定程度供给会大量减少，在需求变化不大时，就会出现短缺，价格又会大幅上扬。而“贵出如粪土，贱取如珠玉”就是指投机的原则，即在商品价格贵的时候要像清理脏土一样赶快把囤积的商品卖掉，在商品价格便宜的时候要当珠宝一样买进越多、囤积越多越好。当然一般人都正好相反，东西贵的时候就握在手里舍不得卖，东西便宜了又认为不值得去买，非常类似今天很多股民的心态。在股票价格高的时候买进，在股票价格下跌的时候卖出，因此只赔不赚。由此可见21世纪的投机原理在范蠡的时代就已经被掌握。 在投机中最困难的就是如何判定商品的价格是贵还是便宜。例如，前几年在纳斯达克非常热的时候，纳斯达克指数从90年代初的1000点上升到了1998年的2000点，在1999年升至3000点，在2000年涨到4000多点，2001年3月达到了5300点。在5300点的时候还有人不断买进股票，因为当时有人估计可以涨到10000点，所以他们认为在5300点的时候买进还很便宜。随后纳斯达克从当时的5300点跌到2002年的3000多点，这时有人认为已经跌到谷底，开始买进，结果最后跌到1200点。可见投机最难的是如何确定商品的贵贱。 商品的贵和便宜都是由商品的供给和需求来决定的，正如范蠡所谓的“论其有余不足，则知贵贱”。商品的贵贱由其供给和需求决定，这完全符合市场经济的规律。但更重要的是如何判断价格的变化趋势，范蠡将价格的变化规律归纳为“贵上极则反贱，贱下极则反贵”，当生产者按照市场价格来决定生产和投资决策时，如果一种商品很贵，就会有很多人以牟利为目的大量生产这种产品，当供给增加到一定程度时如果需求不再增加，价格就会下跌；价格下跌导致很多人亏本，就有很多人撤出投资停止生产，供给逐渐减少，而需求可能还会增加，当需求的增加达到一定程度以后，成为供少于求，价格就会再度上升。以上情况的基础是必须有一个非常灵活的市场制度，市场价格能够很好地反映供求情况。这意味着在2000多年以前的春秋战国时代，中国就已经有了活跃的市场经济。中国在现代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的过程中，一向对欧美的市场经济制度非常崇拜，殊不知中国早在2000年前，不管是土地市场、劳动力市场还是产品市场都已经非常完善。当时中国的文明不仅在经济基础、科学技术上领先于西方，在制度层面也走在世界前列。（四）繁华的城市 中国在前现代社会比西方发达，人民的生活水平也比西方高出很多。中国在15、16世纪以前是世界上最发达、最富有的国家，也是城市化水平最高的国家。当时中国的城市相对于西方而言非常繁华。我们常说繁华如烟，转瞬即逝，今天我们坐在这里，很难想象千百年前这片土地上的繁盛，然而即使是从当时留存于世的为数不多的艺术作品当中，也能略窥出一些形貌。北宋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就是这些艺术作品中的代表作，它描绘的是北宋都城汴梁的胜景。画面巨细靡遗地再现了这一当时世界第一大都市的繁华景象，其艺术价值当然毋庸置疑，而这幅画呈献给后世的种种关于当时社会历史、文化、自然等诸多方面的信息细节，还要远远超过单纯的艺术享受。 又如词人柳永在名篇《望海潮》中就有对南宋都城临安即今杭州的描述，这些描述即使在今天看起来依然让人无限神往。 望海潮 柳永 东南形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云树绕堤沙，怒涛卷霜雪，天堑无涯。市列珠玑，户盈罗绮，竞豪奢。 重湖叠巘清嘉，有三秋桂子，十里荷花。羌管弄晴，菱歌泛夜，嬉嬉钓叟莲娃。千骑拥高牙，乘醉听箫鼓，吟赏烟霞。异日图将好景，归去凤池夸。 “钱塘自古繁华”自然不用多讲。“烟柳画桥”说明杭州的绿化非常好，而且河流很多，河流之上还建有雕画的桥梁。“风帘翠幕”指的是外观家家户户都装饰得非常漂亮，连帘幕都十分讲究。“参差十万人家”虽然作为文学上的描写不一定非常准确，但是可以推测当时的临安城至少有百万人口，那时又没有计划生育，各家都是子女成群，而且当时又盛行一夫多妻，所以不只孩子，连妻子各家也不止一个，因此十万人家有百万人口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市列珠玑，户盈罗绮，竞豪奢”，讲的是不管是在商店还是家里都堆满了绫罗绸缎以及奇珍异宝，一些富裕的家庭还会相互攀比。从“菱歌泛夜”中可以看出当时临安人的夜生活也是非常丰富，到了晚上还会去湖上采菱放歌。至于“乘醉听箫鼓，吟赏烟霞”的声色犬马之乐，虽说可能并非寻常百姓都能体会得到，但也至少体现了当时娱乐生活的奢华情调。 也许柳永的词句还多少有些艺术夸张的成分在里面，那么由当时远渡重洋前来的欧洲人所描述的中国就应当比较客观了。意大利人马可R26;波罗在元朝的时候来到中国，在扬州等地不仅做生意而且还当上了官，后来他回到意大利去，在《东方游记》中形容苏州“周围四十里”，并且认为苏州大到人口无法计数。提到杭州时，他认为杭州是全世界最漂亮、最繁荣的城市，杭州的繁华让他不禁发出这样的感叹：“一个城市怎么可能有办法养活如此多的人口！”二、逆转：近代中国的突然衰落 曾经有人统计过，在18世纪以前，全世界超过百万人口的城市当中，中国有8个。在13世纪，不仅是马可-波罗，当时整个欧洲对中国的印象都有点像现在中国对欧美的印象，欧洲人都觉得中国很富有。亚当-斯密在《国富论》（1776）中就有对中国的很多描述，他认为中国在长期以来都是一个非常富足的、生产力水平非常高的、经济发展程度也非常高的国家。在18世纪末对东西方的比较中，有一位名叫奇波拉（Cipolla）的历史学家曾经出版过一本著作（1980）［关于这本书可参见本讲的参考文献。］，研究的是工业革命以前从公元1000—1700年的欧洲社会。这本著作最后的结论非常有趣，它认为在11—18世纪初这段时间，将西方与中国作一个对比，西方基本上是一个贫穷、落后的农业经济，而中国则是一个富有的、发达的工业经济。而现在只要把上述的“西方”与“中国”两两互换，这句话同样适用。 中国落后于西方，其实是在很短的时间里发生的一个很大的逆转，主要的事件就是西方在18世纪中叶出现了工业革命。有学者对此使用了一个非常好的描述，“当中国使用铁犁的时候，欧洲还在使用木犁；但是当欧洲使用钢犁的时候，中国还是在使用铁犁。”在很短的时间里，欧洲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而中国没有变化，因此才会落后于西方。18世纪中叶工业革命在英国发生并逐渐传播到欧洲大陆，从纺织业的机械化开始，以蒸汽机的发明和钢铁的大量使用为标志。很多人研究欧洲为什么会发生工业革命，尤其是工业革命为什么发生在英国。当然从各种条件看，英国确实具有各种各样的有利的条件。但是研究中国历史的不少学者发现，英国在18世纪中叶发生工业革命时的经济、科技和工业条件，中国早在13世纪就基本上已经拥有了。这意味着中国在13、14世纪初的时候，就已经到了发生工业革命的边缘。但更重要的问题是中国在接下来的几个世纪并没有迈入工业革命的大门，所以直到19世纪中叶鸦片战争爆发，中国才会突然发现已经落后于世界。由此出现了一个很有趣的问题，这个问题是一位研究中国科技史的叫做李约瑟的学者提出来的，他对中国科技史进行了大量的细致的研究，所以这个问题就以他的名字来命名。下面就对李约瑟之谜进行详细介绍和解释。三、李约瑟之谜的提出 李约瑟其实是一个很有趣的人，在上世纪初他还很年轻的时候，就已经是英国剑桥大学研究生物化学的著名科学家，在生物化学领域做出了很大贡献。当时在剑桥大学做研究的时候，实验室里有三位中国学生，在实验休息的时候李约瑟经常与他们一起聊天，聊天的话题主要是科学技术。在李约瑟看来，当时的英国是全世界最大最强的经济，不仅技术领先，而且是工业革命的发源地。在研究这些技术的时候，李约瑟想当然地认为当前的先进技术应该都是欧洲发明的，并且更有可能是英国发明的。但是这三位学生当中有一位女生的父亲是北大的科技史教授，家学渊博，所以对科技史非常熟悉。每当谈论一个过去的技术时，李约瑟总是认为那是欧洲发明的，但这位女生都会告诉他这是由中国发明的，而且在哪本书上已经有过记载。开始李约瑟并不相信，后来他查阅了很多资料记载，才发现这些技术果然早在中国古代的某本文献里就已经有了记载。因此他感到非常惊讶，惊讶之余便是好奇，而他的兴趣从此就转到研究中国科学技术史上面来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他在重庆英国领事馆做文化参赞，利用此次机会收集了大量的中国史籍。在二战结束以后，他先到联合国的教科文组织工作了一段时间，后来又回到英国，在剑桥大学建立了一个李约瑟图书馆（里面收集了大量中国的历史文物资料），随后就开始编辑中国科技史。他所编辑的中国科技史非常详细地记录了每一个科学技术或者机械设备、工具最早在哪一本史书上可以确定出现的年代，还比较同样的技术在中国与在欧洲出现时间的差异，并由此推测这些技术到底是从中国流向西方还是相反。根据他的研究，在15、16世纪以前，东西方科学技术的交流是中国的技术传向西方。但是到了16、17世纪开始有一些西方的技术传到东方，到了18世纪中叶以后，这种流向逐渐固定下来，基本上都是西方的技术传向东方。 由此，李约瑟提出了一个问题，后被称为“李约瑟之谜”。这个问题包含了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是为什么在前现代社会中国的科学技术非常发达？第二个方面是为什么在现代社会中国又成为技术落后的国家，没有继续维持原来的领先？这是历史上一个很大的转变，当然就会激发很多人去思考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转变。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对于中国人来说尤为意义重大，因为中国的知识分子一向以振兴国家为己任，虽然过去的历史已经成为过去，但这段历史背后的因由对于预测中国在未来的复兴一定有所启示，值得我们去深入发掘。 在人类文明史上有很多文明都曾写下过光辉的一页。像埃及在5000—7000年前是全世界最大最强的经济，后来到3000年前，两河流域文明成为世界上最发达的文明，之后才有中华文明的辉煌。但是世界上大多数的文明，都是由弱到强，强了以后各领风骚几百年乃至几千年，就会逐渐走向衰弱，最终湮没消失在了历史长河中。对于埃及文明，虽然从地理名词上看，现在的埃及与5000—7000年前法老时代的埃及用的是同一个地名，但就文化角度而言，古代的埃及文明已经消亡。其他如两河流域文明同样也是如此。中华民族被认为是唯一一个延续了几千年并传承不灭的文明，但是中华文明到底会不会像埃及和两河文明那样由小而盛、由盛到衰、最后走向消亡呢？对李约瑟之谜两个问题的回答可能会影响到对这个问题的判断，会让我们明白中国到底有没有再度复兴强大起来的可能。要回答上述问题就要弄清中国过去为何繁盛，又为何由盛转衰，这是预测中国未来发展前景的一个突破口，由此我们可以知道未来的发展需要克服哪些不利因素，才能重新恢复中华民族原有的创造力。这个问题引起很多人的关注，也有不少各式各样的解释和理论在不断提出，但是目前的理论大多只能解释两个问题当中的一个，即要么回答为什么中国在过去较强，要么回答为什么中国在现在较弱，不能同时对两个问题都非常适用。一个真正有效的理论，应该同时对两个问题都有很好的解释力，只有这样才有可能在中国未来如何变强的问题上具有可信的指导意义。四、解释李约瑟之谜的现有理论（一）文化决定论与李约瑟之谜 文化决定论是解释中国现代之所以落后的一种重要理论。文化决定论中的文化指的是儒家文化。这种观点认为，因为儒家文化强调社会的和谐，强调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和谐，所以比较保守。文化决定论的提出者是韦伯（Max Weber）［韦伯的主要观点体现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这本书的中译本可参考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英文版可参见本讲的参考文献。］，他认为资本主义之所以在西方出现是因为西方信奉新教，只有新教文明才能产生出资本主义和工业革命。因此，强调儒家文化消极影响作用的人指出中国的儒家文化不讲科学、不够先进，受儒家文化影响的人都表现得比较中庸和保守。因为自然是和谐的，所以中国人只会讲“天人合一”而不去追求科技发明和科技革命。在五四运动时期提出的口号就是“科学”与“民主”，针对的就是儒家文化不讲科学、注重礼教、不讲社会秩序和迷信权威的弊病，儒教被认为是“吃人的礼教”。因此文化决定论者认为中国落后的原因是由于长期无法摆脱的儒家文化的影响。 但是只要稍微分析一下就能发现，如果这个原因是对的，那么中国在未来就不会有多大希望，因为中国的文化经历了几千年的历史积淀，已经深深植根于国家以及国民当中，没有再过几百年甚至几千年的时间是很难受到动摇的。文化不会在短期之内改变，是因为文化具有传承性。当然文化包括很多领域，像物质、社会体制以及思想观念等。从思想观念来看，并不是接受了西方文化，一个人的思想就会完全改变。俗话说“三岁看大，七岁看老”，说的就是一个人的价值取向在很早的时候就已经基本确定了。现代研究心理学的学者在实验室里通过很多控制严谨的心理学实验也证实了这一点。如果一个中国的新生儿在很短的时间内就从身边的父母、兄弟以及周围的人和事物当中接受了本民族当前的价值取向，那么要改变这一结果的唯一方式，就是在他刚一出生的时候就把他送到欧美国家去，让他从小就接受西方的教育，等长到思维成形之后再接回到国内来。中国每年有数以千万计的新生儿，每一个都这样做显然是不可能的，还不要说将民族性格可能的遗传因素考虑进去后的结果。因此，要是“文化决定论”是正确的，那么它的结论就是悲观的。 可是，如果中国现在落后是因为中国没有像西方那样挑战自然的价值取向，那又如何解释1000多年前中国强盛和领先世界的原因？因为二者有着一脉相承的价值取向。所以文化决定论尽管也许能够解释中国现在为什么落后，但却没办法解释中国过去为什么强盛。因此这个理论并没有真正揭示中国在现代落后的原因。 （二）国家竞争假说和专利保护说 一些学者在报纸杂志上讨论中国问题的时候，认为欧洲之所以强盛是因为欧洲分成很多小国，国家与国家之间存在着竞争，为了让国家强盛，各个国家就会努力去倡导科学技术。而中国是大一统的国家，不存在这种竞争，由于长期缺乏竞争的压力，因而不会有进步。这种理论看起来似乎说得通，因为欧洲确实是分成许多小国，国家间相互竞争。但是如果这个理论是正确的，就不能解释为什么中国在过去的1000多年里是一个既统一又非常强盛的国家。因此，这个理论也没有真正解释问题。此外，还有很多类似的理论。例如，有人认为欧洲出现工业革命是因为欧洲有专利制度，英国在15世纪时就有专利制度，所以后来才会强盛，但是这个假说也无法解释为什么在前现代社会中国科技比欧洲进步。 这些理论都是用现代的状况来判断当时的状况，其实在讨论社会经济问题和讨论历史问题的时候，绝对不要着眼于欧洲社会现在看来非常重要的东西，然后与几百年前的情况进行对比。实际上现在有的一些东西，欧洲在两三百年前并没有。例如，在工业革命早期的时候，绝大部分的技术没有专利的保护，因为申请专利时必须把技术信息公开，申请专利后别人只要在上面稍作变化就可以在不侵犯专利权的情况下很容易地把技术学去。尤其是在工业革命的早期，因为信息收集和执行保护的成本很高，专利保护的效率很低，所以多数新技术宁愿不申请专利以保护技术秘密，直到现在还有不少新技术基于同样的原因而不申请专利。因此专利制度在当时的重要性是值得怀疑的。专利制度即使在现在非常重要，也并不代表它是工业革命的决定因素。（三）高水平均衡陷阱假说 在国内外的学术界，尤其是在国外的学术界中，目前影响最大的一个假说是从需求不足的角度解释这个问题。这个假说认为在中国当时的社会经济状况下，对新技术的需求不足导致了中国的技术进步停滞。假说的提出者是研究中国经济史的英国著名学者伊懋可（MarkElvin）。伊懋可（1973）在《中国过去的模式》（ThePatternoftheChinesePast）一书中提出了“高水平均衡陷阱”理论。他认为在前现代社会（工业革命以前的社会），中国拥有先进的现代制度，包括土地市场、劳动力市场和产品市场制度以及私有产权等等，由此导致较快的技术发明和传播。但是由于中国人受传宗接代的传统观念等因素的影响，人口增长非常迅速，在2 000多年当中积累的人口相当多。 中国人口的快速膨胀会产生几个结果：首先，由于总的土地面积是不变的，相对而言人均土地就会越来越少。伊懋可以及和他有同样主张的学者认为，人均土地越来越少可以从两种不同的机制对技术的需求产生不利影响。第一个机制就是随着人口增加，人均耕地下降，导致经济中的剩余越来越少，当新技术出现的时候，已经没有足够多的剩余来购买新技术。因为工业革命产生的都是新技术，而新技术又很贵，机器设备价格很高，如果经济中的剩余非常少，那就买不起新的机器设备，导致新机器设备的需求不足，因此就不会鼓励发明新技术。第二个机制就是，当人口越来越多而土地越来越少的时候，劳动力的价格就会越来越低。当劳动力的价格越来越低的时候，即使新技术出现，人们也不会去购买这项新技术，不会使用机器设备来替代劳动力，因此对这项新技术的需求不足。 所以伊懋可认为，中国过去之所以兴盛繁荣，技术发明快，是因为中国有很好的市场制度，就像欧洲的技术发达是因为它有很大的市场需求以及市场竞争压力等。他把当时的中国称为“高水平均衡”。发展经济学在五六十年代有一个“均衡陷阱”理论，指的就是一些非洲、南亚的发展中国家曾出现过的情况。当时有一位著名的经济学家叫罗斯托（Rostow），他提出过一个关于经济起飞的理论［这个理论主要体现在《经济增长的阶段》一书中，这本书的中译本可参考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英文版可参见本讲的参考文献。］，指出欧洲国家进入现代社会都有一个经济“起飞”的阶段。经济“起飞”阶段的一个主要特征是：只有经济的积累率超过国内生产总值的11%，经济才能开始起飞。一些非洲和南亚的落后国家，每年生产出的剩余达不到国内生产总值的11%，所以无法跨越经济“起飞”的门槛。这种低生产能力、低发展水平的阶段称为“低水平均衡陷阱”。中国古代的发展水平并不低，到17、18世纪，中国还属于发达国家的行列。亚当-斯密在写《国富论》的时候，欧洲人还认为中国是非常富有的国家。因此伊懋可就给当时中国的这个阶段取名为“高水平均衡”。本质上“高水平均衡”与“低水平均衡”一样，都是指剩余的积累太少，换句话说就是，人口太多，劳动力的价格太低。 在国外有关中国经济史的研究中，“高水平均衡”是被普遍接受的理论。但是一个被普遍接受的理论不一定就是一个正确的理论。仔细分析后，不难发现这个理论有明显的错误，先说第一个关于剩余不足的机制，它暗含的前提是没有技术变迁，或者技术变迁的速度非常缓慢。例如，人越来越多，土地越来越少，剩余并不一定就越来越少。如果技术变迁非常快，剩余也可以越来越多。因此理论成立的暗含前提就是没有技术变迁，却想解释中国为什么没有出现快速的技术变迁的原因，其大前提就是错误的，由此推得的结论自然也不可能正确。人口越来越多可能会导致劳动力越来越便宜，但是劳动力越来越便宜的背后机制是劳动力的边际产值下降。如果给定土地面积不变和没有技术进步，劳动力的不断增加的确会导致劳动力的边际产值下降，劳动力的工资也就会越来越低。这个理论有一个明显的假设是土地给定，但另一个暗含假设没有技术变迁或技术变迁的速度很慢却被很多人忽略了，而我们想解释的恰恰就是为什么没有技术变迁这个问题。从没有技术变迁的假设出发，推出没有技术变迁的结果，这是明显的循环论证。并且，对于劳动节约型技术的需求不仅取决于劳动的成本，同样也取决于该技术的成本。如果劳动替代的技术进步的速度足够快，新技术的成本下降速度可能会超过由于人口增长导致的劳动成本下降速度。那么即使劳动力价格已经有所下降，使用机器生产还要更便宜，也就不存在以劳动力替代机器设备造成技术需求不足的问题了。“高水平均衡陷阱”理论不仅存在内部逻辑不自洽的缺陷，同时也与真实的经济现象存在矛盾。中国人口从长期趋势来看是不断增加的，但是人口的增长速度却存在着波动，如图2.1所示。 图2.1中国各时期的人口变化 资料来源：Feuerwerker（1990, p.227）。 按照一般学者的研究，公元前400年中国的人口大概是3000万人，然后人口数量一直增加，到公元元年西汉末期的时候最高达到6300万人，随后由于战乱人口开始减少，到公元800年时减少到了5000万人；到了唐朝由于政通人和人口又开始增加，到宋朝达到了6650万人；到了元朝人口又开始下降，明朝初年的时候人口是8100万人，并在明朝末年最高达到1.6亿人；到了清初，战争使人口减少到了1.4亿人，随后因为新的农作物品种传到中国，人口再次快速增长。历史上的大部分时期，欧洲人口只有中国人口数的一半。由于有朝代的更替导致的战争以及自然灾害，人口会周期性地减少，但是耕地面积的变化速度相对而言较小，人均耕地面积也没有发生相当大的波动。按照赵冈（1986）的研究（见表2.1），从人均的角度来分析耕地的波动，人均耕地从原来的将近10亩，减到最低6亩，又上升至9亩（战乱造成很大伤亡），然后很快地降到了大约4亩，明清之间开始有所提高，随后就一路下降，直到现在下降为1.5亩。 表2.1中国的人均可耕作土地面积（公元2—1887年） 年份耕地面积（百万亩）年份人口数量（百万）人均耕地（亩）25712599.671055351055310.091465071464710.78976255961327.96107266611091215.5013935221391608.70158179315922003.9616625701657727.92178488617762683.30181294318002953.191887115418484262.70资料来源:KangChao,ManandLandinChineseHistory:AnEconomicAnalysis,Stanford:StanfordUniversityPress,1986，p.89。 研究中国科技史的学者公认，公元8—12世纪是中国历史上技术进步最快的时期，也有外国学者称那段时间是“中国的工业革命”。从8世纪开始，科技发明的速度加速上升，这种趋势一直持续到12世纪，12世纪以后技术创新的速度开始减缓，直到接近停止，技术的进步也越来越慢。如果从技术变迁速度的变化和耕地面积的变化趋势来看，就可以看出“高水平均衡陷阱”这个理论存在的问题。首先，从剩余的多少来看。如果人均耕地越多剩余就越多，那么从2世纪直到10世纪人均耕地在减少，意味着剩余也在减少。如果剩余减少是导致技术变迁缓慢的原因，那么9世纪到10世纪的技术变迁速度应该比它之前的时期更慢。但是8世纪以后中国技术变迁的速度是不断加快的，所以这些资料与“高水平均衡陷阱”的逻辑推论不一致。到14世纪时，中国的科技创新速度日趋缓慢，但是耕地面积在这段时间内却在增加，剩余也在增加，这也与“高水平均衡陷阱”理论的推论不符。因此，从历史数据看，“高水平均衡陷阱”理论与历史资料并不一致。 其次，从剩余数量与经济发展的关系来看。按照罗斯托的“经济起飞”理论，一国的积累率超过11%后会进入到经济起飞阶段。而各种资料研究证明，中国在20世纪的实际剩余率一直超过11%。美国研究中国近现代经济史的著名学者瑞斯金（Riskin）在对20世纪30年代中国社会的研究当中，发现中国30年代超过国民经济30%的产出被用在非必要性消费上，所以他由此推断当时中国经济的剩余率应该超过30%，只不过这些剩余没有被用于投资。剩余没有用于投资，可能是因为没有投资的机会，而“高水平均衡陷阱”理论却认为有投资的机会只是没有投资的能力。从经验上看，中国历史上的实际情况应该是有剩余却没有进行投资。最好的证明是在“一五”计划启动的时候，人口多于历史上的任何时期，而且使用的大多是传统的技术，但是“一五”计划时期的积累率却达到了25%，由此可见以前国内市场上至少存在占产出25%的剩余，只是这些剩余没有被用作投资。最后，从人口与耕地的关系来看。如果“高水平均衡陷阱”理论是正确的， 那么人均耕地越多劳动力就会越贵，人均耕地越少劳动力就越便宜。从8世纪到11世纪，劳动力越来越多，人均耕地越来越少，按照这个理论劳动力在这段时间内应该越来越便宜，所以技术的更新速度应该减慢，但实际上技术更新的速度却在加快。又如，16世纪到17世纪耕地面积增加，劳动力的价格应该上升，但是技术变迁的速度在这段时间内并没有加快。因此“高水平均衡陷阱”理论不仅在内部逻辑上不一致，而且它的逻辑推论与历史现象也不一致。使用近现代的一些资料也可以证明这一点。 在20世纪30年代的时候，南京金陵大学农学院有一位美国教授叫Buck（中文名为卜凯），他让自己的学生利用暑假的时间收集资料，并把这些资料整理出一个研究30年代中国农村经济常用的资料库。［这本书的出处可参见本讲的参考文献。］根据他们的统计，中国在30年代的时候，农民全年平均只有一个半月的休息时间，而且这一个半月主要是北方农户在冬天的休耕。当时江南的农民不休息，除了过年过节休息三两天外，一年到头都在耕种。可见，中国并没有因为人口多，农民就闲着没事干；恰恰相反，中国的农民一年到头都非常忙碌。也就是说，只要有新的便宜的劳动替代技术可以引进，农民肯定会采用这项新技术。例如，中国现在的劳动力已经比20世纪初的时候多了许多，20世纪初中国只有4亿人口，现在已经达到13亿，但现在的农民还要买农业机械，就是因为农业机械很便宜。所以问题的关键在于有没有更好的便宜技术不断涌现。在没有更好、更便宜的新技术涌现时，给定耕地数量，劳动力的增加就会导致劳动力越来越便宜。这样的情形确实发生过，比如有很多在宋朝发明的纺织机器到了明朝就已经不再使用，因为在没有技术变迁的情况下，劳动力变得便宜了，就可以使用廉价劳动力去替代技术。五、解释李约瑟之谜的新理论对做学问来说，指出现有理论的不足只是第一步，更重要的是能否在总结现有理论的基础之上提出一个能合理解释同样现象的新理论。中国在工业革命以后才落后于西方，这是大多数学者的共识，所以在研究这个问题之前必须首先理解“工业革命”究竟是什么。传统的方法将“工业革命”定义为“蒸汽机的发明和使用，纺织工业的机械化以及钢铁的大量生产和使用”，但这只是我们所能看到的工业革命的表象，而不是其最本质的特征。 （一）工业革命的本质 18世纪中叶以后，西方技术变迁的速度加快，并且是以加速度的方式加快，一直到今天也没有看到尽头，也正因如此才会使中国在那么短的时间内与西方产生那么大的技术差距。所以技术变迁的速度加快才是工业革命最重要的特性。如果工业革命只是纺织业的机械化、蒸汽机和钢铁的使用，那么在13世纪时中国纺织业的工业化程度已经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天工开物》中有很多对此的详细记载。如果当时中国的机械化水平再往前多走一步，那么结果也无非就是机械化水平停留在一个更高一点的层次，然后就停止在那里不动。如果英国在18世纪中叶以后只停留在纺织业的机械化、蒸汽机和钢铁的使用水平，没有此后一系列的新技术和新产业的出现——比如没有后来在化工产业、汽车产业、航天产业和信息科技产业的一连串不断的技术发明，那么中国就不会在短短100年的时间里从遥遥领先于西方变为远远落后于西方。在公元元年的时候，欧洲与中国处于同一经济发展水平，中国在公元元年以后因为技术变迁速度加快，所以在收入水平和经济发展水平上领先于欧洲。在18世纪工业革命以前中国的技术变迁速度比欧洲快，并在8到12世纪期间有一个技术变迁的加速期，随后中国技术变迁的速度减缓。欧洲的技术变迁速度在17世纪前比较慢，从17世纪开始不断加速。当欧洲的技术变迁速度不断加快时，中国依旧维持不变，以至于比较而言沦为贫穷落后的国家，与西方的差距越来越远。如果要解释工业革命为什么没有发生在中国，就要解释欧洲技术变迁速度加快的原因是什么。 （二）一些概念 （1）技术与“技术分布曲线”。首先我们需要了解技术的定义以及技术的发明机制。一般的研究往往把技术当做机器设备，但是经济学家通常认为技术是一种关于怎样组织各种投入要素生产某种产品的知识。高水平的技术和低水平的技术，可以从投入和产出的关系进行定义。假设生产某种产品的投入包括资本、劳动和土地，可以使用各种不同的要素投入比例生产出相同价值的产品。在投入要素的价值相同的情况下，如果产出的价值更高，那么这种技术就是一种高水平的技术；反之则是一种低水平的技术。 可以用如下的方式来表示技术的概念：画一条横轴，横轴的左边较小，右边较大，较小的代表技术水平较低，较大的代表技术水平较高。在横轴之上有一些点，每个点都对应一定水平的投入产出。例如有A、B两点，A点是使用一个单位的成本，组织资本、劳动和土地来进行生产，对应既定的产出；在B点，同样通过一个单位的投入使用来组织生产，但是组织的方式和A点不同，产出既可能比A点多，也可能比A点少，还可能和A点的产出相同。把各种可能的投入组合方式都想出来，全部画在图上，可以使用一个分布来表示这些点的集合，这条分布的界线我们称之为“技术分布曲线”。在分布曲线内部的点都是在生产上可能的组合方式，而曲线外面的点是不可能的。 （2）发明与“发明可能性曲线”。发明是发现一种可能的要素的组合方式，这种要素组合方式的成本和现在的生产组合方式的成本是一样的，但产出比现在更高。假定现在的技术是在A点，如果发现一个点C，它用相同的成本却只能生产比A点更少的产出，那就可以把它舍弃掉，因为它不是发明。跟A点相比，只有类似于B点的点，才会算做是发明。由此我们可以定义“发明可能性曲线”。给定技术分布曲线，在现在采用的技术右边面积中的每一点都是发明可能。例如，如果现在的技术在A点，那么A点右边、技术分布曲线下边的任何一个点都是发明可能。所谓“发明可能性曲线”就是把这些点组合起来，这些点本身的高低并没有意义，因为生产率的高低只是相对于这条线上的生产率高低而言。3.1 3.2 （3）发明的机制：“尝试错误”（trying error）。通过“发明可能性曲线”可以理解发明的机制。发明的机制不管在前现代社会还是在现代社会都可称为“尝试错误”。例如，在前现代社会，一般是按照传统的耕种方法进行耕种，假如有一天突然有一个农民因为偷懒或其他原因没有完全按照传统的方法去耕种，在多数的情况下他的产出应该比原来少。但是如果这个农民在偷懒使用了其他方法之后，结果却发现产出反而比原来多，那么第二年他就可能会按照“错误”的方法再做一次。如果再做一次的结果还是比原来的产量更多，那么这个农民就“发明了一个新技术”。开始的时候这个农民可能不愿意把自己的发现告诉别人，但是别人会一直奇怪为什么他的产出总是更多，就会去探听，想方设法学到他的技术，于是这项技术就传播开来。现代的技术发明方式与古代基本一致。比如中国科技大学现任校长朱经武是研究超导材料的著名学者，他在实验室里做出了多种能够产生“高温超导”特性的不同的材料组合。高温超导材料的研制其实与农民的发明方式一样，就是使用尝试错误的方法，把不同的材料组合都试一试，看哪一种组合制作出来的材料会具有超导的特性。 尝试错误有两种方式。在前现代社会里都是靠经验的方式，因为当时不管在中国还是在欧洲真正从事生产的是农民和工人，士大夫基本不参加生产活动，正所谓“君子远庖厨”，连杀生做饭都不能去做，更不要说下田种地了。在现代社会，尝试错误主要靠科学家在实验室里进行的可控试验。可控实验是以科学为指导的尝试错误。虽然从机制上看两者是相同的，但方式上有很大差别。因此尝试错误是一个关于可能性的概念，就像买彩票，每张彩票都有一定的中奖概率。如果尝试错误是一种概率，那么在技术可能性曲线图上右边的面积越大，做每一个尝试时“中奖”的概率就会越大。 技术分布曲线可以往右边移动，有几个决定因素能够导致这种移动。第一个因素是个人的天赋。比如牛顿被苹果砸中了头可以发现万有引力，但要换作一般人，可能只会抱怨一句或是感谢上帝送给他一个免费的水果。从个人的角度来看，发明的可能确实与个人的聪明才智密切相关。第二个因素是进行发明的材料。生产活动有一些前提，例如种田一定要发明耙子。如果社会里有钢，就会用钢来做耙子；如果没有钢，就只能使用木头，等到后来社会出现了钢这种材料，再改用钢制作耙子。虽然此时耙子的形状和功能还是和原来一样，但这也是一种技术变迁，因为钢耙使得社会的生产力水平大大提高了。第三个因素是科学知识。在现代化学没有出现以前，很多人相信可以“点石成金”，但是无论怎样也无法把石头炼成黄金。现代科学知识告诉我们，只有从含有黄金成分的石头当中才能提炼出黄金。在了解这一知识的情况下，就不会有人去提炼没有金属成分的石头。因此，尝试错误的次数同样多，在有了科学知识以后，炼出金的概率就会较过去多出很多。 当人口达到一定规模以后，社会中具有不同天赋的人的分布情况应该是一样的：可能天才占1％，蠢材占1％，两者之间的占98％，所以，人口数多的国家，天才的数量就多，在技术创新上就具有优势；同时，给定了人口总量，天才的数量就等于是给定。 3.3（三）三个假说 根据以上对技术、技术发明和技术变迁的理解，现提出以下三个假说： 假说一：给定现有的技术水平和技术分布曲线，就可以决定现有的技术发明可能曲线。在给定发明可能性曲线的条件之下，尝试错误的次数越多，发现新技术的可能性就越高。尝试错误就像随机抽取彩票一样，每一张彩票都有一定的中奖可能性，每一个中奖的可能性都是一样的，因此买10张彩票中奖的可能性就一定比买1张彩票中奖的可能性高。 假说二：给定尝试错误的数量和技术分布曲线，如果现有的技术水平越高，那么发明新技术的可能性就越低。道理很简单，因为给定技术分布曲线并给定尝试错误的数量，现在的技术水平越高，发明可能性曲线下面的面积就越小，“中奖”的概率当然也就越小。仍旧使用买彩票的例子：假设头奖只有1个，二等奖有100个，任何一张彩票中二等奖的可能性就是中头奖可能性的100倍，因为数量多时面积比较大。 假说三：给定现有的技术水平和尝试错误的数量，技术分布曲线越往右移动，发明可能性曲线下面所包含的面积就越大，发明新技术的可能性就越高。对自然界认识的加深是人类进步的关键，例如，“炼金术”曾在中世纪的欧洲大行其道，但几百年上千年的时间过去了，却依然没有人能够成功，当有了科学知识作为指导，可以有选择地进行实验，成功的概率就比没有科学知识时大很多。同样，发明所能够使用的基础材料物质不同，发明的可能性也会有所不同。例如我们讲到的钢物质还没被发现的时候，钢耙的发明就是无从进行的；但在钢物质作为一种基础材料被发现之后，不仅钢耙的发明成为可能，其他各种钢制工具也都会陆续地被发明出来，于是整个技术分布曲线都向右移动了，发明可能也因此大大增加。 将以上三个假说结合起来，我们现在就来逐个解释一下李约瑟之谜所涉及的几个问题。 （四）对李约瑟之谜的解释 （1）中国在前现代社会具有优势的原因 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家，因为中国良好的自然条件造成耕地的生产力一直高于西方，人的生存成本较低，人口繁衍也比较迅速。相反欧洲虽然也是人类文明的发源地之一，但气候条件不适宜高产农作物的生长，土地承载人口的能力比较低，所以在历史上人口一直远少于中国。 在前现代社会里，技术创新主要来自工人和农民的经验性尝试错误。在人口较多时，参加劳动的农民和工人的数量也会较多，发明新技术的概率也就相对较大。当时的技术主要来自于经验的积累，然后一代一代地延续下去。所以中国有句古话叫“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就是教育年轻人要遵从老一辈的传统做法，否则就会因犯错而受到惩罚。但是在传统的做法中偶尔也会有创新，就像前面讲过的那样，一个偶然的“尝试错误”发现了一个可以提高生产力的好方法，之后就推广开来。不管在东方还是西方，在前现代社会都是依靠经验试错的方式来进行技术发明，在这种情况下人多就是一种优势，因为人多能够进行尝试错误的数量就多，技术发明的概率也就更大。不仅中国是如此，大多数文明古国，如尼罗河流域的古埃及、两河流域的古巴比伦、印度河流域的古印度等，都是人口稠密并且劳动力数量庞大，才使得这些地区的技术进步有更广阔的基础，从而创造了伟大的文明。 （2）8—12世纪中国的技术创新加速的原因 在公元8—12世纪，中国技术创新曾一度不断加快，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北方少数民族的入侵，导致经济重心南迁，人口大量南移。南方与北方相比较，同样有3—11月的雨季与阳光，但是北方比南方降雨少，所以北方的粮食作物以小麦、高粱和谷物为主，南方则是以水稻为主。人口迁移到南方以后，以高产的水稻作为主要的粮食作物，生产力水平得到提高。生产力水平提高的前提是必须有合适的工具，但是北方带来的工具并不适合南方的环境。北方的主要劳动工具是像猪八戒拿的那种耙子，但耙子不适用于南方水田，必须把耙子改进为锄头，这一改进本身就是一个技术变迁的过程。同样的情形，北方的交通工具以马车为主，到了南方则需要改进为乘船，所以与船相关的一系列技术就相继出现。生产力水平较高的地方，给技术变迁也提供了更为广阔的空间。对于给定的技术分布曲线，由于南方的阳光、水、土质等环境条件提供了较高生产力水平的可能性，技术分布曲线向右移，所以不断有新技术涌现。 在8—12世纪，由于人口自北向南的迁移，南北自然环境的差异使得人口迁移到南方之后技术分布曲线往右移动，但是由人口迁移引起的技术分布曲线移动不可能永远持续进行下去，因此在出现一段时间的加速期后，技术发明的速度就会不断减缓，出现第二个假说的情况：随着生产力水平和技术水平的不断提高，在给定技术分布曲线的情况下，右边的面积越来越小，达到一定程度以后，即使人口和尝试错误的数量还在增加，技术发明的速度也会放慢。当然，如果人口减少，技术发明的速度同样会放慢，因为人口减少意味着发明新技术的尝试错误次数减少。在历史上的8—12世纪以后，中国有时人口增加，有时人口减少，但是技术变迁的速度再也没有加快过。 （3）中国在现代落后于欧洲的原因 在前现代社会，欧洲与中国比较起来，人口少是一个劣势，所以欧洲技术变迁的速度一直慢于中国。中国在技术上领先于西方，新的技术以及产品通过丝绸之路和海洋航线之上的商贸往来不断传往西方，引起了西方人的羡慕。18世纪以后，欧洲出现了工业革命。工业革命的特征包括纺织机器、蒸汽机以及钢铁的使用，但最重要的特征是技术变迁的速度加快。技术变迁的速度能够不断加快，是因为经验的重要性已为实验所取代。在前现代社会，经验主要是生产的副产品，农民通过偶然的试错发明新技术。到了18世纪，试错变为通过主动的实验来进行，一个科学家在实验室里一年所能做的尝试错误数量，可能是几千个工人和农民一辈子尝试错误的总和。在这种情况之下，人口的数量就变得不再重要。如果有意去支持实验，即使人口很少，也可以通过密集的实验来增加发明技术的可能性。在工业革命的前后，由于经验型的技术发明转变为实验型的技术发明，欧洲尝试错误的数量突然间迅猛增加，技术发明的速度也就随之不断加快，远远超过了中国和其他地区的技术进步水平。但是按照上面第二个假设的说法，在技术发明的速度加快到一定程度之后，由于技术水平不断提高，就会造成发明可能的空间越来越小，从而出现发明新技术的瓶颈。但是欧洲人在遭遇到发明瓶颈后，能够在基础科学上大力投资，增加了对自然界的了解，于是技术分布曲线右移，技术发明的可能空间又再度扩大。如此循环往复，加速的技术发明就得以持续下去。在18世纪，科学对于技术进步的作用曾引起过科技史上的争论，例如瓦特发明了蒸汽机，但瓦特并不是知识分子，而只是在实验室里帮教授做实验的工人。到了19世纪以后，科学对于技术进步的作用才有了定论，几乎所有的新技术发明都要依靠科学知识进步。科学增进了人们对自然界特性的理解，给新技术的发明创造了很大的空间。 中国会在很短的时间内落后于西方，最直接的原因是西方的工业革命，但更为重要的原因是西方在18世纪和19世纪以后，每当遇到技术发明瓶颈的时候，可以通过对基础科学进行投资的方式来克服这种瓶颈，使技术发明可能曲线不断右移，开发出新的技术发明空间。这一切之所以成为可能，前提就是西方在15、16世纪的时候出现了科学革命。因此要寻找中国为什么没有出现工业革命的原因，关键不在于了解中国为什么没有出现工业革命这一问题本身，而是要回答中国为什么没有出现科学革命。 （五）为什么科学革命没有发生在中国 要弄清楚中国为什么没有出现科学革命，首先要从原始科学和现代科学之间的区别出发来进行研究。 科学的定义很简单，它是对自然现象的一种系统性的知识，它的发现机制与技术的发明是一样的。科学革命不是内容的革命，因为在科学革命之前就存在有原始科学，原始科学与现代的科学都是一套对自然界现象的系统解释。例如，亚里士多德除了是哲学家，还是一个科学家，他对自然现象提出过系统性的解释，例如“四元素”说就认为任何物质都是由四种元素组成的，中国也存在类似的“五行说”，认为世间万物都是由金、木、水、火、土五种物质组成的。在古代还有一个关于老鼠来源的解释，只要在箱子里装上布，然后放在床铺底下就会生出老鼠来。这是一个假说，当然现在知道，老鼠跟人一样是由父母生育出来的，但当时人们不了解这一背后原因，只凭借对自然现象的好奇，加上长时期的观察，再通过自行的总结归纳，就能够得出一个看似正确的结论，提出一套假说。比如床下的箱子里能生出老鼠，虽然现在来看这种提法是荒谬的，但就单纯的现象来看，仍具有一定的解释力，因为箱子放在床底下就总能有老鼠出现。 当然现代科学与传统科学是有很大差别的，虽然作为一套系统的知识来解释自然界，它们并没有本质上的差异。两者的不同之处在于：第一，现代科学使用数学模型来表述关于自然界现象的假说；第二，现代科学使用可控制实验或可复制的实验的方式来检验假说的真实性。传统科学与现代科学最大的不同之处在于方法论的进步，这种进步主要表现在：第一，使用数学模型来表达对自然界现象的理解，比其他方式更为准确；第二，有利于知识在时间和空间过程中的传播。例如，中国的“阴阳五行”理论就让人难以理解，因为金、木、水、火、土的具体所指实在令人难以捉摸。比如说一个人“火气很大”，但是身体没有冒烟，哪里会有“火气”？所以对于“阴阳五行”会有各种不同的解释，这样就不利于思想和概念的传播。孔子讲五十学《易》能知天命，但是《易经》内容的解释实在是五花八门。又如《道德经》里“玄之又玄，众妙之门”一句，一种解释是“又深邃又幽暗是了解各种道理的最根本的办法”，这样的解释等于没有解释。如果使用数学的方式，理论和概念的理解就会简单明了，因为数学符号的含义一清二楚，不会发生变化。另外，在文字的翻译过程中总会产生一些问题，难以做到严复先生所讲的“信”“雅”“达”，即使是最低的“信”的程度有时也难以达到，因为译者可能也会有理解的错误。语言的理解需要有文化背景，每个民族的文字都带有本民族文化的烙印，即使在同一语言体系当中，不同时代的词也有不同的含义，所以，使用自然语言不利于知识在不同时代、不同国家之间的传播，使用数学语言则可以克服这些问题，更利于知识的传播。 方法论的革命非常重要，工业革命和科学革命本身也是一场方法论的革命。科学革命对工业革命有两个方面的贡献：第一是在方法论上的贡献，以可控制实验作为试错的方法和手段；第二就是推动分布曲线往右移。到了15、16世纪以后，以实验来试错的方法逐渐得到普及。更为重要的是，利用可控制实验发明新技术在遭遇到瓶颈时，可以通过基础研究增进对自然的了解，从而使技术分布曲线向右移动，因此在欧洲出现工业革命以后，技术变迁的速度才能得以不断加快。 科学革命是方法论的革命，方法论本身也是一种技术，想去掌握这种技术的一定是那些对自然现象感到好奇的人，他们有这种愿望去找到一个比较好的方法来解释自然现象。在西方，科学革命是数学与可控制实验的结合，最初只是对自然现象有好奇心的人偶然将它们结合在一起，他们发现使用数学模型，可以把规律更清楚地描述出来，并且使知识变得更易于传播，同时，用可控制实验可以很快地把可以接受的解释和错误的不可接受的解释分开。 有好奇心的人在社会中服从人口的正态分布，也许就是正态分布右边那很小的百分之一或者千分之一，他们在不同的社会中有一定的比例。中国的人多，有好奇心的人自然也多，中国人并非不会使用数学，也并非天生就不会进行可控制实验，那为什么中国众多有好奇心的天才没有发现数学模型和可控制实验这种可以较好地满足他们的好奇心的新方法呢？ 根据李约瑟的解释，中国是官僚体制，欧洲是封建贵族体制。封建贵族体制比较有利于重商主义的价值观的培养，随着封建贵族体制的崩溃，就出现了资本主义与现代科学。李约瑟并不是一个很好的经济学家或者历史学家，他只是罗列现象，在解释现象的时候缺乏逻辑性。李约瑟认为中国的封建社会不利于重商主义的出现，是因为儒家文化是按照“士、农、工、商”的地位排列，商被排在最后。而且从历代官方的文件看，商人不能够参加“举孝廉”和科举考试，也就不能够做官。但是实际上，从唐朝开始，商人就可以参加科举，甚至可以买官。中国传统工商业在春秋战国时代就已经非常发达，所以才有范蠡的“三聚其财三散之”。即使后来汉武帝接受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商人阶级也没有完全被压制下去，至少在明代的时候工商资本依然非常发达，而且有很多研究认为，明朝时中国已经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欧洲封建体系的崩溃是在14、15世纪以后，因此至少在14、15世纪的时候，中国的“资本主义”不会比西方的“资本主义”差。 另有一些人认为，英国之所以出现工业革命是因为有专利、产权的保护等。既然科学革命决定工业革命，而科学革命又发生在工业革命之前，那就要从欧洲当时科学革命发生时的状况进行分析，而不能以现在的标准去衡量过去。四百年前中国没有的制度，西方国家也不一定会有。例如，现在经常讲产权很重要，但是15世纪出现科学革命的时候，西方并没有完善的产权保护，那时候的研究完全是出于好奇心而没有商业动机，研究的成果也基本上都是公共知识。所以，商业价值也不能够解释科学革命为什么发生?原因。 在国内外还有一种比较流行的观点，认为中国在历史上就是一个大一统的国家，大一统的环境缺少竞争，而西方则分成很多小国，小国多了有利于竞争。竞争会产生压力，压力能够转化为促进技术进步的动力，因此西方的技术进步速度就比较快。现代社会也是如此，在美苏争霸时期，由于两国竞争十分激烈，美国和苏联都在科技上、尤其是航天技术和军事工业技术上进行了大量投资。我们需要对这种观点进行仔细的分析。 第一，中国虽然是大一统，但是在思想控制上不一定比欧洲更严格，因为欧洲在宗教上是统一的，对自然界的理解来自于宗教。在当时的欧洲，如果有人提出与正统宗教思想相悖的理论，就会被视为宗教异端而被判处死刑，但在中国并没有出现类似的宗教迫害现象。虽然中国历史上也有过秦始皇的“焚书坑儒”，但在这以后就没有再发生过类似的事情。在自然探索方面，政府基本是放任不管的态度，即使对自然界的解释与主流学说不同，也没有被烧死的危险。因此，大一统的政治氛围至少在思想方面，不会成为进行自然探索的阻力。 第二，国家竞争并不一定是促进科学发展的决定因素。即使在现代社会遇到技术瓶颈，如果不对基础科学做出研究，也没有办法打破瓶颈。而三百年前，更不会有哪一个国家为了打破技术瓶颈和国家强盛，就去投资基础科学研究，因为当时把科学知识转化为技术要滞后两三百年。当时对科学的投资，并不是像现在的人所理解的为了国家的强盛。 第三，科学研究需要经费，大国显然可以拿出更多的资金支持科学研究。中国在宋代就曾经由国家出资制造使用水来驱动的时钟。当然，这种由大一统的国家政府出资研究的概率较小，但还有很多富有的家族或者王公贵族也有可能支持科学研究。但是，中国的富有家族并不像有些欧洲贵族那样支持科学研究。 因此，国家竞争理论在现代可能有一定的解释力，但在500年之前基本行不通。下面，将给出一个新的解释。 既然好奇心是与生俱来的，中国人口多，有好奇心的人就多，在技术创新上取得发现的概率就比较大。但是中国没有出现科学革命，主要的原因是虽然好奇心是与生俱来的，但是使用数学与做可控制实验却需要后天学习。在前现代的中国，有好奇心的人因为以下所要讨论的科举制度，没有积极性去学习数学与可控制实验，从而导致在数学与可控制实验上的人力资本投资不足，科学革命就无法产生。相对而言，欧洲有好奇心的人对于数学与可控制实验有比较高的积极性，因为欧洲的政治体制和官僚选拔体系与中国不同。欧洲的封建贵族采用的是继承制，如果父亲是贵族，儿子就是贵族，所以，欧洲有好奇心的人数可能比中国少，但是，有好奇心又学习了数学和可控制实验的人反而比中国多得多，从而导致了科学革命在欧洲发生而没有在中国发生。 在秦朝以前中国和欧洲国家一样是封建社会，但是，是从秦朝开始废除封建贵族，设立郡县，地方官员都由中央政府委派，以后的朝代都是沿用秦朝的制度。隋朝以来，官员通过科举制度进行选拔。宋朝以后，科举考试的教科书指定为“四书五经”。在古代对于科举的评价是“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因为当时做官的投资回报率最高，所谓“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千钟粟”，而且还可以光宗耀祖。在这种状况之下，任何有聪明才智的人都会为科举的物质回报所吸引，热衷于参加科举考试。聪明人不一定有好奇心，但是有好奇心、懂得去观察发现并能总结出科学理论的人却一定是聪明的人。人的行为方式会受到激励机制的高度影响，对于这些有着聪明才智的人来说，参加科举考试获得加官晋爵无疑是投资回报率最高的行为，因此当然会被科举考试所吸引。对于科学技术，即使他们有心研究，也不会有多少时间。宋朝以后，四书五经是标准的科考教科书，有人做过统计，仅仅是四书五经的字数之和就有四十多万，如果要把这四十多万字倒背如流，假设每天背两百字，而且背完以后不会忘记，也需要六年多的时间才能够完成。此外，还要读史书，学作诗和作八股文，所有这些至少要花上十年的时间，所以叫“十年寒窗”,比现在读书要辛苦得多。 就算有考生一朝得中，还要一层一层地爬官阶，并且必须按照官僚阶层的考核标准要求自我。考核标准就是四书五经里所灌输的价值标准与理论体系。这成为解释中国历史的一个谜，即在信息与监控手段非常落后的古代，皇帝是如何控制全国的官僚并维持国家的稳定。中国的统一与秦朝以后的官僚体系有很大的关系。在秦朝以前，中国的统治者确实与欧洲的国王一样没有控制力，所以才会出现春秋战国时的局面。但自秦朝以后，这样的现象就再也没有发生，因为科举制度为那些既聪明又有野心的人进入官僚体系提供了一个机会。如果可以通过正常的手段成为统治阶级的一部分，他们就不用造反。所以各个朝代都依靠科举不断吸收社会当中有能力又有抱负的人进入官僚体系，使其不必造反就可以成为统治阶级。既然社会里有能力的人都被吸收到统治阶层，统治阶层当然就会比较稳定。这与欧洲的制度不同，欧洲没有文官体系，贵族都是世袭的。到了宋朝以后，通过科举考试前四书五经的价值灌输，儒家哲学“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思想被内化为个人的价值观体系。如果臣子不忠于皇帝，就会有极大的罪恶感，因为他从小就是在这套价值体系里被教育长大。同时，整个社会也是以儒家的价值标准作为道德标准。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是了解中国古代政治社会体系的一本好书。书中写到张居正是明神宗时候的内阁首辅，推动变法革新，但是他的母亲去世后，按照中国的儒家传统文化，他必须辞官“丁忧三年”。当时张居正的改革大业正处在关键时期，如果他辞官“丁忧三年”，改革大业可能就会夭折，所以张居正本人不太愿意离开，明神宗也不太愿意让他走。但是当时就有一些言官因此将他弹劾。皇帝的权位来自官员对儒家伦理价值体系的遵守，如果连内阁首辅都不遵守这个体系，就是鼓励对皇帝的不忠，从而动摇国家的根基。可见，在传统社会中央政府的统治成本特别低，因为整个社会都有一套统一的价值观念。这是中国古代能够长期维持大一统的重要原因。 在科考制度实行初期，考试的科目也曾包括数学。但是皇帝很快发现，考数学对于维持自己的统治没有什么帮助，所以就在后来把数学考试取消掉了。明代宋应星的《天工开物》是中国科技史上非常重要的著作。在《天工开物》的序言中，宋应星写到，聪明而又有抱负的人是不应该读这本书的，因为读这本书对于科举没有帮助。每个人的时间有限，在学四书五经的同时难以兼顾数学和可控制实验。即使有一些聪明的人，可能分心进行科学观察，但是由于缺乏数学工具，也难以产生科学革命。例如，王阳明有一首诗，“山高月远觉月小，便道此山大于月。若人有眼大如天，还道山高月更阔。”这是一种观察，从现代科学来看也是对的，但他不可能发展出一套科学体系，因为他缺乏适当的数学工具。 一个在特定的技术和物质条件下显得优越的制度，在其他条件下可能会成为社会进步的障碍。这也就是经济学里所说的制度障碍。当然，在信息手段非常有限、监测成本非常高的年代，科举制度本身是一个非常卓越的制度安排，它让那些有野心有抱负的人，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进入官场。科举制度有一个考核的客观标准，因此相对来说是公平的，是客观的。它让那些有能力的人不断进入到官僚体系，维持官僚体系的活力。如果有能力的人不造反，那么国家就很安定，就能维持着大一统。这与过去中国的繁荣和中华文明的鼎盛有很大的关系。但是，它的优越性只局限在技术创新都是依靠经验来发明的时候。到了需要科学实验发挥作用的时候，科举制度便开始妨碍新发明的产生和科学技术的进步。 还有一个相关的命题，因为是韦伯提出的，所以叫韦伯疑问，与前面分析的李约瑟之谜有共通之处。按照韦伯的研究，中国在明朝就已经出现了资本主义的萌芽，于是他就问：为什么资本主义在中国很早就出现了萌芽，但是中国最终并没有进入到资本主义社会？其实仔细思考以后就会发现，问题的关键还是在于没有科学革命，没有科学革命也就不会出现工业革命。中国在8世纪到12世纪期间，技术变迁速度非常快，但之后技术就基本处于停滞状态。在技术处于停滞状态的状况之下，资本就没有办法深化，当然也就不会出现全面的资本主义。资本主义的含义是，资本不断深化，在此基础上资本与劳动的雇佣关系也不断深化。在中国传统的技术之下，资本能够雇用的工人非常少，没有办法进行现代的机械化大生产，也就不会出现与机械化大生产相伴随的资本主义。回答韦伯疑问，追根溯源还是在于中国没有工业革命。没有工业革命，就没有技术的不断创新和资本的不断深化，所以虽然中国的资本主义形态已经出现，但是只能停留在萌芽的阶段。六、结语本讲讨论了中国在前现代社会科技、经济发展程度领先于西方，到了现代社会却远远落后于西方之原因,认为技术的不断创新、升级是一个国家经济长期发展的基础,在前现代社会技术的发明以农民、工匠的经验为主，中国人多，农民、工匠多，所以，在技术发明上具有优势。到了工业革命以后，技术发明的方式变为以科学家在实验室里进行以科学为指导的实验为主，中国人多的优势消失。工业革命产生的前提是以数学和可控制实验为主要特征的科学革命的发生和普及，中国由于科举制度所产生的激励机制妨碍了中国人对数学和可控制实验这种后天能力的学习，使得科学革命无法在中国产生，因此也就无法自发地从以经验为主的技术变迁方式向以科学为指导的实验方式进行转变。在西方完成了这个转变以后，中国的科技与经济发展水平和国际地位也就迅速地从领先变为落后。然而，中国人并非先天就不能进行科学与工业革命，在现代社会，中国人学习数学、可控制实验的激励已发生变化，中国人在将来一样能对科学与技术的进步做出贡献。 在古代，以儒家哲学为主要内容的科举制度给中国知识分子培养了一种“以天下为己任”的责任感。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屡遭列强侵略，使整个社会弥漫着一种很大的挫折感。可以说，中国近代的政治和社会史就是中国知识分子的责任感和挫折感这两种心态相互交融所推动的过程。林毅夫，“李约瑟之谜、韦伯疑问和中国的奇迹——自宋以来的长期经济发展”，《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4期，第5—22页。 FeuerwerkerA.,“ChineseEconomicHistoryinComparativePerspective”,inPaulS.Ropp,ed.HeritageofChina:ContemporaryPerspectivesonChineseCivilization,Berkeley:CaliforniaUniversityPress,1990. LinJ.Y.,“TheNeedhamPuzzle:WhytheIndustrialRevolutionDidNotOriginateinChina?”,EconomicDevelopmentandCulturalChange,1995,41,269-292. BuckJ.L.,LandUtilizationinChina.Nanjing:NanjingUniversityPress,1937. Chao,K.,ManandLandinChineseHistory:AnEconomicAnalysis,Stanford:StanfordUniversityPress, 1986. CipollaC.M.,BeforetheIndustrialRevolution:EuropeanSocietyandEconomy,1000-1700,secondedition,NewYorkandLondon:Norton,1980. ElvinM.,ThePatternoftheChinesePast,Stanford:StanfordUniversityPress,1973. MaddisonA.,TheWorldEconomy,Paris:OrganizationforEconomicCooperationandDevelopment,2006. NeedhamJ.,ScienceinTraditionalChina:AComparativePerspective,Cambridge,MA:HarvardUniversityPress,1981. PerkinsD.H.,AgriculturalDevelopmentinChina,1368-1968,Chicago:Aldine,1969. RostowW.W.,TheStagesofEconomicGrowth,Cambridge:CambridgeUniversityPress,1960. WeberM.,TheProtestantEthicandtheSpiritofCapitalism,London:AllenandUnwin,1930.一、前现代经济增长与现代经济增长（一）前现代经济增长的特征 第一讲中提到中国未来经济快速增长的潜力主要来自于中国与世界发达国家之间存在的巨大技术差距。在研究技术进步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上，最有名的学者是197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西蒙-库兹涅茨（Kuznets）。［关于现代经济增长，可参考Kuznets（1969）的著作，见本讲参考文献。］他在研究中有一项非常有趣的发现：在前现代社会（工业革命前的社会）经济增长的特性是人口增加，经济规模扩大，但是人均收入却基本保持不变，这种增长属于外延性的增长。 有众多例子可以验证库兹涅茨的发现。例如，美国哈佛大学研究中国经济的权威学者珀金斯（DwightPerkins）所著的《中国农业的发展：1368—1968》［关于Perkins的这本著作，可参见本讲参考文献。］一书研究了从明朝开始一直到20世纪60年代中国农业的发展情况。他从中国2 000多本县志中把各种有关生产、人口的数据逐一统计，然后拼成一幅完整的图像。根据他的研究，在1368—1968年这600年当中，中国的人口增加了10倍，耕地面积增加了5倍，单产增加了2倍。由此算出，粮食增产10倍，但是人均粮食产量却维持不变。在比较落后的农业经济中，粮食生产是主要的生产活动和收入来源，因此人均粮食拥有量就代表着实际的收入水平。人均粮食拥有量基本不变，就反映出实际人均收入水平也基本没有变化。这是典型的前现代社会的经济增长特性：人口增加但是人均产量并没有增加；国家经济规模的扩大主要依赖于人口的增加；技术进步非常缓慢，在经济增长中的贡献相对不大。 另外一位具有相应研究贡献的学者是麦迪逊（AngusMaddison），他研究的领域包括从公元元年一直到现在的长期经济增长史。2003年我在哈佛大学参加了一个研讨会讨论麦迪逊教授的一本新的著作《世界经济千年史》（TheWorldEconomy：AMillennialPerspective）［麦迪逊的这本著作可参见第一讲的相关注释。］。按照他在这本书中的估算，公元1500年（中国的明朝时期）中国的人口约有1.3亿。以1990年的国际货币单位为基础的国际元进行计算，1500年中国的人均收入是600单位国际元，而当时欧洲是450单位国际元，中国人均收入高于欧洲。到了公元1820年（中国的清朝时期），中国的人口达到3.8亿，而人均收入同样是600单位国际元。这表明中国在前现代社会时期的经济增长是一种依靠人口增加的外延性的经济增长。 （二）现代经济增长的特征 现代经济增长（moderneconomicgrowth）的一个特性是人均国民收入会长期地持续地增加，当然人口数量也会有所增长。同样以中国为例，改革开放之后的情形与明清或更早的古代相比完全不同。1978年改革开放刚开始的时候，中国的人口数是9.6亿，2001年中国人口达到12.8亿，增加了3亿多。在1978年，中国人均收入以人民币计算是379元。到2001年，不扣除通货膨胀因素人均名义国民生产总值是7081元，如果扣除通货膨胀的因素，按照1978年不变价计算，人均收入是2255元，个人生产的实际价值和产量相对于1978年增加了将近6倍。在公元1500到1820年的300多年漫长时间中，中国的人均收入基本未发生任何改变；而在改革开放后的仅仅20年间，人均收入就增加了6倍。这就是现代社会和前现代社会经济增长方式的显著差别。 现代经济增长不仅带动了人均收入的增加，还使得人们的工作时间相应减少。经济学的前提假设是人是理性的，理性人除了追求收入的最大化外，还会尽可能地争取最多的休闲时间。收入增加会导致收入的边际效用递减，这样就会促使人们不断减少工作时间以换取更为有价值的休闲时间。具体的例子是在改革开放初期，每周有6个工作日，而现在减少到5个。萨缪尔森在其所著的大学本科通用课本《经济学》一书中，写到这样一个关于工作时间变化的案例。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的产业工人每星期工作6天，每天工作12个小时，一个星期的工作时间一共是60—70个小时；而现在美国工人一个星期只工作5天，每天只工作7个小时，一周的工作时间还不到40个小时。工作时间不断减少的同时人均产出却不断增加，根本原因就是生产效率的提高。生产效率的提高是技术进步的结果，所以技术进步是现代经济增长最重要的决定因素。 在上一讲中我们知道不仅投入的增加和技术的进步能够促进经济增长，产业结构的升级同样也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决定因素，然而产业结构变化本身可以在技术变迁的过程中被诱导出来。自工业革命以来，技术变迁在某个时期通常会集中在某个产业上。在工业革命刚开始的时候，技术变迁集中于纺织业，然后转移到钢铁产业和机械制造业。到19世纪末期以后，技术变迁主要集中在化工业，飞机发明以后就集中在航空、航天产业，到现在则是电子和IT产业。产业变化发展到现在，可以看到纺织业等传统产业的技术变化速度已显得较为迟缓，而相对的技术的发明创新最为活跃、最为集中的领域正是那些新兴的产业部门。尤其是在技术领先的发达国家经济发展的过程中，不同的产业在不同的时期会有不同的技术变迁速度。技术不是一直沿着一个产业的发展路径而不断更新变化，而是会随着技术变迁重点的变化引导产业的重点发生转移。新的技术可能创造出新的高附加值的产业，从而带来新的经济增长点。也就是说，技术变迁可以通过影响产业结构的变化而作用于经济增长。 此外，还可以从需求变化的角度分析现代的经济增长。经济学中讨论收入变化与需求变化的关系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收入弹性。人们对不同产品的收入弹性也是不同的。例如，对于休闲这一需求的收入弹性就非常高，当收入增加到一定程度，休闲的需求就会大幅上升。如果把消费产品分为农产品和工业产品，那么农产品的收入弹性就会相对较小，而工业产品的收入弹性则相对较大。如果收入增加10%，正常情况下对农产品和工业产品的总需求也会增长10%，但其中对农产品的需求增长会低于10%，而对工业产品的需求一般会超过10%。在经济增长过程中，因为农产品的需求收入弹性小，农业在经济中所占的比重就会不断下降，而制造业和服务业等产品收入弹性高的产业部门在经济中所占的比重就会越来越大。 正是由于农业部门在现代经济增长的过程中所占的比重会不断地下降，因而政府相对地不重视农业的发展也被视作理所应当。但是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分析便能看出，在现代经济增长的过程当中必须同时重视农业的发展。 首先，在现代经济中，农业的相对比重会下降，但是对农产品需求的总量并不会下降，原因如下：第一，农产品的需求收入弹性只是小于1但并不是负数，所以对农产品的需求还会增加。第二，在现代社会，从一般的情况来看，虽然人口出生率和自然增长率都在下降，但各地的人口总量还是在不断增加，对农产品的需求总量也一定会不断增加。第三，收入增加以后，消费的食品结构会发生改变。通常在收入增加以后，对粮食的直接消费会减少，但对其他农产品的消费会增加。例如，人们对肉类的消费量会增加，而肉类的生产都是由粮食转化而来的。根据经验数字，粮食到肉类的转化率是一斤牛肉需要八斤粮食，一斤猪肉需要四斤粮食，一斤鸡肉需要两斤粮食。因此，虽然直接的粮食消费减少，但是间接的粮食消费会增加，粮食的总消费量依然在不断上升。 其次，在现代经济增长过程中，农业部门所雇用的劳动力比重会逐步减少，劳动力的就业结构会随着产业结构的变化而发生变动。任何国家在开始现代经济增长之前，大部分生产活动都是农业生产活动，大部分劳动力也都集中在农业区。例如，美国在1870年，50%的劳动力是农民；而到1980年，农业劳动力只占劳动人口的2%；到了2000年，农业劳动力占总劳动力的比重低于2%。再如，日本在1870年明治维新时代，农业劳动力占总劳动力人口的70%；1950年，日本还有48%的农业劳动力；而到1990年则只有6%。韩国、中国大陆以及中国的台湾地区也有同样的趋势。从世界银行的统计数据看，1990年全世界低收入国家的农业劳动力占总劳动力的比重是69%，但高收入的OECD国家的平均水平是5%。OECD国家在前现代社会中与其他发展中国家一样，主要的劳动力集中在农村，但随着经济增长和人均收入的提高，农业和农村劳动力的比重逐步地降低。这是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一个必然规律。 既然随着现代经济增长对农产品的需求会不断增加，而农业和农村劳动力却在急剧下降，这就需要农业的技术进步发挥超凡作用。从技术变迁的速度来讲，农业的技术变迁速度一直不亚于工业的技术变迁速度。对于一些发展中国家而言，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应该是农业部门，而不是在发达国家更具优势的工业部门，但是不少发展中国家却忽视了这一点，以致在农业发展中出现了一些问题。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命脉，对于基础薄弱的发展中国家来说，农业方面的问题可能会给经济带来重大打击，因此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在重视发展工业的同时，也一定要重视发展农业，以及农业的技术进步。 二、制度变迁的内在机制生产增长的潜力是否能够被挖掘，除了是否发生技术变迁以外，还在于是否有配套的制度作保障。例如，把一个新的高产品种引入到一个非常落后的国家，农民可能因为市场、保险和金融等制度不完善而拒绝采用该技术。如果市场条件不好，增产的粮食卖不出去，粮食价格下跌，就会出现“谷贱伤农”的情形，造成增产不增收。此外，即使有有效的商品市场，如果缺乏好的金融制度，也会缺乏储蓄的方式。当农业减产的时候，虽然农民预期将来能够增产赚钱，但缺乏借贷的方法，农民的生活甚至生存就会因为金融保险市场的不完善而受到威胁，特别是当产量突然降低的时候，农民的收入水平会下降到生存水平以下。所以，为了使技术的潜力得以发挥，还必须深入了解当地的各种制度安排。另外还需注意的是，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制度会随着经济形势的变化而不断进行调整和完善，完善的制度可以有效地推动经济增长，这也是制度变迁最重要的意义所在。 （一）原始人为什么躲在树后 现在被认为非常重要的市场制度，早在原始共产主义社会就已经出现了某种雏形。按照一些人类学研究和小说的描述，在原始社会和现代社会的某些原始部落，人们采用最原始的以物易物的方式进行交易。在那些原始的地方，交易时双方通常不见面，如果人们生产有剩余，就有可能拿出去和别人交换。他们把物品放在路边的大树旁，然后人躲在树后，路过的人走过去，如果正好看到有他需要的东西，可能就会把它带走，然后留下等价的物品。 原始社会的人在交易的时候为什么躲在树后？原始社会的人是理性的还是非理性的？这是一个经济行为还是一个文化行为？一个通俗的讲法是原始社会的人非常怕生、害羞，所以要躲在树后不与人相见。但是，作为经济学家应该提出更好的经济解释。如果原始人不躲在树后，他就需要站在交易物品的旁边，直到有恰好需要这个物品的人从旁经过，并找到合适的物品来与他进行交换，这个过程也许需要三个月或者半年。这就需要把劳动力长期绑在一个地方，大大增加了交易的成本。原始人躲在树后有一个好处，那就是前来交换的人不知道他是否在旁边，这是用一种随机检查的方式来节约原始人自己的劳动时间。还有一种情形是东西被拿走了，但留下的物品并不与原物等价。为了防止这种情形的出现，就产生一些惩罚严厉的制度安排。按照一些描述，在原始共产主义社会中，如果有人把东西带走而没有留下等价的物品，物主会选择“千里追杀”。这有两层含义，一是因为追到“凶手”的概率非常小，所以要一追“千里”毫不松懈；二是一旦追到就一定要把对方杀掉。之所以需要施以如此严酷的惩罚措施，就是为了增加“违规”的预期成本以减少“违规”的概率。在这一点上，原始社会的人和现代的人一样聪明。其实这些方法在现代也有研究和应用。根据芝加哥大学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加里-贝克尔（Gary Becker）的研究［关于这项研究的论文可参见本讲的参考文献。］，政府如果要减少犯罪率，有这样几个办法：一个办法是增加警察的数量，这样会使罪犯被抓到的概率增加，从而使得罪犯的预期收益减少；另外一种方法不是增加警察，而是处以重罚，这样也能够使犯罪减少。而且通过加重处罚来减少犯罪的政府成本较低。 随着原始社会生产力的提高和剩余产品的增加，需要交换的东西也随之越来越多，慢慢的交易就开始采用比较固定的、文明的方式。例如，许多地方都有庙会。在庙会期间，剩余的产品就可以带来进行交换，从而形成了一个集中的交易场所。随着生产的进一步发展，交易活动也日渐频繁，农村中每月一次的集市最终形成了固定的市场。固定的市场形成的前提是生产的发展和剩余的增加，如果交易的产品非常少，设置一个固定市场就非常不经济。例如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许多地方政府纷纷设置商品交易市场，但是却出现了交易者与交易量都不足的情况。当时依靠知识分子的设想和政府的推动所形成的市场并不成功，其中一个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当时的经济发展水平不够。同样的市场交易制度，从躲在树后，发展到庙会和集市，再到每天都有的固定市场，制度不断地演化，但是变化背后的原因是能够进行交换的剩余在不断增加。（二）制度的定义 制度［关于制度的更详细的论述可参考我和Nugent合作的论文“制度与经济发展”，原文发表于《发展经济学手册》，后收录于我的著作《再论制度、技术与中国农业发展》（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在英语中是“institution”，它有众多不同的定义，其中比较适用于这里的一个是：“制度是一套由人制定出来的、用以规范人们互动行为的规则。”制度是由人们在共识的基础上制定出来，用以规范人的行为的。它如同设计一副框架把自己禁锢在一定的范围之内，以达到规范自己和他人的行为的目的，从而使社会更好地运转。 早在原始社会就已经出现的市场制度有着多种内涵，包括交易的地点和时间等等。在原始社会只要把东西摆在路边就可以进行交易，交易者拿走路边的物品，并留下自己的等价物品。但是，在现代社会如果随便拿走路边的物品，即使留下费用，也会被人认为是小偷，因为大家现在所共同接受的交易制度已经发生了变化。现代社会如果需要进行商品交易，就会去固定的百货市场和超市，因为现代的市场制度中规定了明确的交易地点和方式。 另外，市场制度还需要规定交换的原则。最简单的原则就是交换必须经由双方同意。如果有一方不同意，交换就不能够发生。另一个原则是等价交换。经由双方同意之后，交易产品的价值还应该相当。此外，市场制度还规定了交换的中介。例如在原始社会中是以物易物，后来就逐渐开始使用贝壳作为交换媒介，再后来慢慢地变为以贵金属为交换媒介，现在则是以纸币和信用卡为交换媒介。所有的交换中介都包含在市场制度当中，这些制度都是为规范交易双方的互动行为而产生和存在的。交易的行为、地点和原则都被社会所共同认定，并且都包含在交易的制度之中。 （三）制度的分类 制度一般可分成两种不同类型：一种是正式的制度，另一种是非正式的制度。正式的制度和非正式的制度的差别在于，正式的制度通常经过政府或者权威机构制定公布，例如法律和大学制度等。非正式的制度是由社会成员自发产生，并为大家共同遵守，没有经过政府的认定。常见的非正式制度有乡规民俗、家庭责任、婚姻道德等，这些在正式的法律中都没有正式规定。 除正式与非正式的制度分类方法之外，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分类方法，就是分为单一的制度安排和整个社会的制度结构两类。单一的制度安排一般也称之为制度，但有的时候制度是指整个社会的各种单一制度安排的总和，即制度结构。典型的单一制度安排是婚姻制度。婚姻制度有多种，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也有所不同。例如，历史上有“一夫多妻”、“一妻多夫”和“一夫一妻”等各种婚姻制度，它们是在逐渐变革的。单一的制度安排规范人在某一个方面的行为，规定出可接受与不可接受的范围、权利与义务的范围等等。 制度结构是社会中各种单一制度安排的总和。例如，原始共产主义社会制度、奴隶社会制度、封建社会制度和资本主义社会制度，都是宏观的制度结构，其中每一个都包含着众多单一的制度安排。谈到制度变迁的时候，首先需要明确是单一的制度安排的变化，还是整个制度结构的变化。只有众多单一制度安排都发生变化，整个制度结构才会出现从量变到质变的飞跃。（四）制度产生的原因 人们要互相交往，利益就会产生冲突。如果每个人都一味地追求个人的利益最大化而罔顾对他人的影响，那最终的结果就只有可能是鱼死网破。如果是《鲁滨逊漂流记》中的鲁滨逊，在认识“星期五”之前就不需要与别人交往，既不需要规范自己的行为，也不用去规范别人的行为，因此制度安排也就不必要。制度是由人们制定出来、用以规范其自身行为的一套准则，这套准则虽然束缚着个人，但也能给个人带来巨大的收益。人们互相交往，形成一个群体在一起生活可以给群体中的每个人都带来诸多好处，其中既有直接原因，也有间接原因。 直接原因中重要的有以下几个： 第一，人一生当中生产与消费的时间不一致。人要到十几岁以后才能够参加劳动，一直到六十岁左右，当中有四十多年的工作时间。在十几岁成年以前和六十多岁退休以后，还有几十年的时间需要消费，但却不参加工作，所以能够赚钱的时间与生活的时间并不完全一致。在这种状况之下，就必须有制度安排，使得人在不生产的时候也能够消费，只有这样人才能够活下去，社会才能够延续下去。 第二，不仅从生命周期的角度看每个人的生产和消费的时间不一致，在生产的过程当中也存在着一定的风险。例如，当一个青壮劳动力发生意外事故的时候，就需要有一个制度安排，使得青壮劳动力因为意外事故丧失掉劳动能力的那段时间也能够维持基本的生计。 第三，规模经济。人与人在一起劳动的时候，经常会出现“1加1大于2”的情况，这就是规模经济的结果。例如在原始部落，生产活动主要是狩猎，但是一个人只有一个大脑和两只手，反应速度以及体力都远不及野兽。即使原始人会使用一些简单的工具和武器作为身体的延伸，狩猎的难度依然大得超乎想象。一个人打猎困难，一群人就容易得多，因为相互的配合产生了规模经济。所以单纯从生产角度，人与人也需要生活在一起来提高共同的福利。 第四，人与人共同劳动形成专业分工。同样是在狩猎这一项生产活动中，有的人变成武士，有的人变成工匠，有的人上场司职打猎，有的人在后方专门制造武器。进行了分工以后，效率就会大大提高。 综上可知，一群人在一起生活与一个人独自生活相比，不仅能够提高生产和消费的总量和效用，而且能够提高消费的人均量和效用。作为一个理性人，必然会追求更高的消费水平和效用。这就是为什么原始人选择群居、现代人选择社会作为栖息之地的原因所在。 人们生活在一起固然可以得到规模经济、克服风险等好处，但是人与人交往多了也会产生各种各样的问题。首先是协调的问题。“日中为市”就是一个协调的例子，它规定了交易的时间与地点。其次是需要防止“搭便车”。与“1加1大于2”的规模经济效应相反，利用群体生活而偷懒、“搭便车”会使群体工作的效率低于个人努力相加之和。例如，在原始社会中，个人离开部落就无法生存。因为狩猎是非常危险和不确定的生产活动，所以在原始社会中，并不是整个部落的人一起狩猎，而是分成几组人分别去打猎，这样可以起到减少获猎不确定性的作用。在狩猎的过程中，有的组有收获，有的组却两手空空，打到猎物的一组就会与其他没有收获的人共同分享猎物。因为在当时生产力极端落后的情况下，很难预测何时能再捕到猎物，加上食物难以保存，与其自己吃不完让剩下的食物很快腐烂，还不如分给别人吃，这样当下次自己没有收获时还可以分享别人的劳动果实。但也会有一些人在打猎的时候偷懒，想在回去后不劳而获，这就是“搭便车”的行为。为了防止这种行为的发生，在原始社会中，会出现一些迷信思想，例如认为如果部落成员打猎偷懒就会触犯神灵等。虽然人们看不到神灵，但是神灵可以看到每个人并处罚他们的过失。通过以禁忌和鬼神为形式的制裁，能够降低“搭便车”的个人进行投机取巧的动机，所以在这里迷信起到了制裁“搭便车”行为的作用。此外，原始人还会报复违背交易规则的人，例如前面提到的“千里追杀”，形式虽然危险，但却能有效地制约别人把自己的东西拿走而不留下等价物品这一行径，做到以儆效尤。因此报复行为也是一种减少“搭便车”的制度安排，它规范着人们的行为。 总而言之，规模经济、专业分工等好处决定了人们在一起生活是必要的，它有助于克服生产消费时间不对称、风险等方面的个人问题，然而群体生活所产生的协调问题与“搭便车”现象又有待于解决，这就需要有制度来制约这些行为的发生。（五）制度安排与意识形态 在制度经济学中，减少“搭便车”行为和降低交易成本的最重要的一种制度安排就是意识形态（ideology）。意识形态在任何社会都会存在。字典里给出的意识形态定义是：一套反映一个人、一个群体、一个阶级或一种文化的社会需要与意愿的思想总和。另外一种定义是：意识形态是关于政治、经济、社会以及其他制度基础的一系列主义或信仰。既然意识形态是政治、经济、社会以及其他制度的一个基础，那它当然也同样可以被看做是非常重要的制度安排。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道格拉斯-诺斯（DouglassNorth）认为意识形态非常重要。根据他的研究［诺斯的研究可参见North（1981）。］，意识形态有几个特性：首先，意识形态是一种世界观，它描绘了理想社会的蓝图。其次，意识形态是一种非常强的价值判断，告诉人好与坏的区别，而这种价值判断本身就是一种信息节约的工具。通常每个人都想当好人做好事，意识形态会告诉人们什么是好人好事和理想社会。再次，意识形态虽然是社会制度的基础，但是当价值判断与经验长期不一致的时候，意识形态会发生改变。例如学生在学校中会学会一套行为规范，但有时候学生在毕业后还将学校的行为规范应用在社会当中就会四处碰壁，久而久之，这些人的意识形态就会发生改变。 研究意识形态的学者通常认为意识形态不能通过理性来解释。例如，在革命战争时期，社会主义是一种世界观，为社会主义革命抛头颅洒热血被认为是好的行为。有些共产党员为革命抛头颅、洒热血，献出了生命，但是奉献出生命似乎是非理性的行为。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也有类似的被认为是非理性的行为。例如，民主制度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制度基础，在民主制度中，选举是最重要的一项活动，在民主制度中，需要民众投票来选举国家领导人。某些研究意识形态的学者认为投票是非理性的行为，例如美国的总统选举，通常会有1.3亿人投票，两大党总统候选人的得票数都在6500万左右。每个公民的投票只是6500万分之一，对选举的结果几乎没有影响，而参加投票却需要花费时间和精力。经济学家所认为的理性是边际成本等于边际效用，但是参加选举的边际效用近似于零，边际成本却不小，难以从理论上进行解释。所以有众多研究意识形态的学者认为选举是非理性的。 然而，如果采用芝加哥大学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加里-贝克尔（Gary Becker）的解释［可参考贝克尔的著作《人类行为的经济学分析》（上海三联书店和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英文版可参见本讲的参考文献。］，选举就是一种理性的行为。因为一般人都有成为好人的愿望，做好人就需要干好事。意识形态给定了好事的标准，在民主国家中，参加投票选举既是权利也是义务，属于应做的好事。一般人如果做了好事，心情就会变得舒畅；相反如果做了坏事，心里就会觉得内疚。做好事会得到来自内心的无形收益，所以参加选举从意识形态的角度看是理性的。 换句话说，意识形态可以解释为一种人力资本。这种人力资本的形成过程有点像听古典音乐，有些人非常喜欢古典音乐，因为他们熟悉这种音乐，已经培养出了一种欣赏古典音乐的素质，内心能与音乐产生共鸣。欣赏能力是一种人力资本，只有欣赏古典音乐的能力足够强的人才会喜欢去听，享受去听的这样一个过程。理性人追求个人效用最大化，听音乐能够增加效用，所以听音乐是理性的行为。而随着听古典音乐的时间越来越长，对古典音乐的欣赏能力也会逐渐加强，欣赏的乐趣也会不断加深。音乐的欣赏能力需要培养，意识形态也是如此。如果相信民主制度是一个理想的制度，并接受这种意识形态，那么对意识形态越虔诚，投票后内心得到的满足感就会越大，不去投票时内心受到的惩罚就会越大。意识形态并非与生俱来的，它需要花时间去学习、了解和接受。意识形态是一种投资，当意识形态被接受以后，就会保持相对的稳定，具有类似于资本的特性。资本的特性就是相对稳定。例如，一个人投资建一个工厂，一旦建成后可以带来多期的生产，这就是资本的相对稳定性。教育可以提高人力资本，因为接受教育的效益具有长期性。意识形态作为一种人力资本，意识形态教育的效益也具有长期性。意识形态的教育越强，对这种意识形态的接受程度就会越高。有时候并不一定要有外在的奖励才能诱导出某些行为，依靠内心的自我奖励就可以决定是否做这些事情。 把意识形态解释为人力资本的理论，可以用几种方式来进行检验。例如，可以从人力资本的角度解释“为什么年轻人比较容易改变自己的意识形态，而上了年纪的人不容易改变自己的意识形态”，这其中有以下两个方面的原因：第一，年纪大的人往往已经接受了某种意识形态，如果要改变原有的意识形态，就需要把旧的意识形态替换掉。只有当许多积累的经验与当前的意识形态不一致时，他才会有动力把旧有的意识形态替换掉。第二，建立新的意识形态需要进行学习和了解，这也可以算作一种投资。如果预期生命比较短，那么享用一个新的意识形态这一投资回报的时间就比较短。对年轻人而言，旧的意识形态对他们的影响较小，而且年轻人的预期寿命还很长，新意识形态的回报就会比较高，所以年轻人比较容易替换掉旧的意识形态。 意识形态非常重要，它是一个社会政治经济的制度基础。意识形态最重要的功能是证明现有政治体制的合理性。在所有的国家，不管是社会主义国家，还是资本主义国家，抑或是封建社会、奴隶社会中的国家，当权者都会花大量的时间和力量来进行意识形态的教育。因为意识形态是社会稳定的基础，关系到民众对统治者合法性的承认。 一个社会中还有其他的制度安排，虽然没有上升为意识形态，但是与意识形态非常接近，例如道德、价值观念等，它们在规范和协调人的行为中也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意识形态中有很多的道德与价值观念，有些与意识形态无关，例如博爱、互助、同情弱者等。这些道德和价值观念同样影响着人们的行为。例如在路上看到一个可怜的乞丐，就会不自觉地把钱掏出来给他，虽然从投入产出的角度看并没有得到任何物质回报，却因帮助了别人而得到内心的满足。所以，道德与价值观念有着与意识形态类似的性质，它们也是通过教育获得的，也可以从人力资本的角度进行解释。在任何社会中都需要强化道德教育，只有这样，才能创造出一个和谐的、充满人情味的社会。 （六）最优的制度安排 制度是发挥技术潜力和促进经济增长的重要保障。当经济持续发展，制度本身也会不断地发生变化。这自然就引出了一个重要问题，即“什么是最优的制度安排，以及什么是最优的制度结构？” 制度结构过于复杂，可以从单一的制度安排谈起。关于最优制度安排，首先必须明白，最优的选择不是唯一的，可能会有多种。制度有多种功能，它能够带来规模经济，能够减少“搭便车”的行为，能够解决收入和支出的时间不对称性问题，等等。这些都是制度能够提供的服务。对于每种制度服务，都可以由多种制度安排来实现。例如，一个人工作的时间与消费的时间不完全一致，人老的时候不能工作却要消费，社会就必须有养老的制度安排，以解决人的后顾之忧。养老的制度安排有多种形式，原始共产主义社会的保险制度就是一种群体保险（groupinsurance）的制度安排。在原始社会中，总有老人与年轻人一起生活。年轻人的收获可以与小孩和老人共同分享，这可以被看做是一种保险制度。分组打猎的形式也是一种减少风险的保险行为。人类进入农业社会以后，原始共产主义社会的制度已经瓦解，就改为采取养儿防老的形式。进入现代社会，不再依靠子女养老，这时就需要社会保险为老年人提供保障。年轻的时候进行储蓄，年老的时候再动用储蓄来养老。同样是以养老为目的，在不同的时期会有不同的制度选择。 交易的方式也有多种制度安排。交易的进行可以躲在树后，也可以采取庙会和集市的形式。交易的中介，可以是以物易物，也可以是以贝壳、黄金、纸币、信用卡作为媒介。制裁违反交易制度的方式，可以“千里追杀”，也可以进行起诉。在原始社会，交易的方式是以物易物，看起来非常落后。现代的纸币制度就非常方便，只要口袋中有钱，即使没有可供交换的产品，也可以进行交易。 现代的交易方式似乎大大优于古代的方式。纸币作为交换媒介看起来固然方便，但前提是必须有政府和中央银行发挥作用，同时需要先进的印刷技术来防止假钞。所以，使用纸币这种交易方式需要支付一定的成本，如果交易的密度没有达到一定程度，那么高昂的交易费用就会使得纸币交易得不偿失。制度可以提供服务，各种不同的制度安排可以提供完全不同的服务，也可以通过不同的方式提供某一种相似的服务以满足不同的情况需求。但是每种制度安排都有它存在和维持的成本。要确定最优的制度安排，自然要从能达到同一个目的的众多制度安排中选择出成本最低的那一个。在原始社会和农耕社会，交易的数量和频率都较低，以物易物的制度安排比贵金属和纸币的制度安排更能以较低的成本完成同样的交易数量，所以在当时的条件下，它是更好的制度选择。判断一种制度安排的好坏，必须将它放在当时的经济发展阶段、交易情形以及社会状况等背景当中，权衡这种制度安排的成本与效益是否相等。制度经济学研究中常用这样一个例子来说明问题。在哥伦布发现美洲大陆之前，美洲的印第安人还处于原始共产主义社会阶段，他们以狩猎为生，没有产权的概念。欧洲人到达美洲以后，当地的印第安人开始把森林划界，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当时北美的森林中有一种野兽，这种野兽的毛皮在欧洲有着相当广阔的市场，所以价值非常高。在与欧洲市场进行交易之前，印第安人并不重视这种毛皮。但是，当这种毛皮越来越值钱的时候，印第安人就开始把森林划界，目的在于划分森林中的猎物。森林划界需要有成本，需要派出武士去守卫，未经允许就擅自出入其他部落的森林甚至会导致战争。愿意付出成本去维护对森林的产权，是因为产权界定以后可以带来更高的收益。 归根结底，最优的制度安排取决于几方面的因素：需求的密度、制度安排的效益与成本、交易的费用等等。意识形态以及制度结构中其他的制度安排也会在某种程度上影响到最优的制度安排，例如法律制度、政府执法能力、法律的完备性等等。三、影响制度变迁的因素制度不是某种自然资源，而是要人为地去进行创造和规范，当目前的制度因维护的成本增加或相对收益较小而不再能满足需要，就会产生一种动力去改变和替代它。影响制度变迁与决定最优制度选择的因素有着共通之处，之所以要改变一种制度安排是因为看到有更有效的制度安排方式可以带来更大的收益。这种更有效的制度可以通过学习借鉴来获得，也可以通过自己摸索找到最优的一种。 （1）交易技术的变化可以引起制度安排的变化。在18世纪至19世纪的时候，美国出现了西部大开发的热潮。在开发的初期，市镇周围的土地一般都是公共土地，可以进行公共放牧，于是人们都会有过度放牧的倾向，由此出现了一个在经济学中非常有名的现象——公地悲剧（tragedyofcommons）。比较好的解决方法是土地划界，划界以后再把土地租出去。在18世纪至19世纪之交的短暂时期内，美国大部分的公共地都变成了私人圈地，因为当时出现了一项非常重要的技术发明——带刺铁丝。过去划地界需要建木围栏，而木材的价格又非常贵，带刺铁丝的出现则极大地节省了划界的成本，所以土地划界的过程能够在短期内迅速完成。从宏观历史看还有一个著名的例子。欧洲在罗马帝国崩溃以后，就变成了封建社会。在封建城邦有众多贵族，每个贵族都有一个城堡。到14、15世纪以后，欧洲封建社会逐步崩溃，形成了许多民族国家，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火药进入到了欧洲。在封建社会的时候，进攻的主力是骑兵，防御的方式是城堡。骑兵难以攻破城堡，因此王室的力量也就很难强加于这些封建贵族之上。因为城堡易守难攻，在这种状况下想要强加中央政府的力量，就非得劳民伤财大动干戈，花费高额的成本。所以在火药传入欧洲之前虽然维持着封建的君臣关系，但中央的权力非常小，地方有很大的自主权。火药传进欧洲以后，城堡便不再是坚不可摧，此时加强君权的成本大大缩小，民族国家（nation state）也就应运而生。这种制度变迁与交易技术的变化大大降低了交易费用是密不可分的。 （2）意识形态的变化也会影响到一些制度的选择。奴隶社会的基础是奴隶所接受的意识形态。在电影《角斗士》中，片中的主人公本来是一名将军，战败后沦为奴隶。他很快地接受了从将军到奴隶这一身份的剧变，是因为当时战败后沦为奴隶是天经地义的事，所以他也接受这种制度的合理性。这就是奴隶社会的意识形态。在现代社会，战争中的俘虏必须按照《日内瓦国际公约》给予善待，不但不会沦为奴隶，一旦被虐待，还可以在战后到军事法庭上起诉，由此可见意识形态的变化所造成的影响。再如市场交换制度，在原始共产主义社会中，如果拿走放在路边的物品却不留下相应的等价交换物，可能会招致物品主人“千里追杀”的报复，但在现在这样的报复却是违法的行为，可以到法院进行起诉，但前提是必须存在法院和法律的保护。所以，最优的制度安排还取决于其他制度安排的存在。 （3）制度的选择和采用还受到历史、地域、文化等各种条件的限制。虽然同一个服务可以有众多制度安排来实现，但是可以选择的制度安排经常会受到认知能力和当时历史环境的局限。有许多在现实世界中存在的制度安排，因为某些国家或地区不知道其存在或者没有认识到其优越性，所以不在它们的可供选择的范围内。还有一些存在的制度安排，因为政府不允许，也不在可供选择的范围内。例如，1958年至1978年中国农业的私营生产方式就不被允许存在。另外，即使是最优越的制度也并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在评判最优制度时我们必须考虑制度安排所能够带来的效用和维持这种制度安排所需要的成本。最优的制度安排是在可选择的范围内实现同样目的的成本最低的制度。对于外国的制度，例如外国的信用制度等，虽然能够扩大可以选择制度的集合，但是只有在它的成本更低时才值得学习。在很多情况下，外国制度的成本并不一定比国内制度的成本更低，所以需要进行仔细的甄别。先进国家的制度并不一定就是适合落后国家的最优制度。（4）经济发展的过程同时也是制度不断变化的过程。一项最有效的制度安排是达到同一个目的或完成同一项服务的制度安排当中成本最低的那一种。制度变化最主要的原因是制度带来的服务的总量、价值与成本发生了变化，这些变化导致原来的制度不再是最优的制度。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道格拉斯-诺斯的主要贡献在于对长期历史发展的制度变化的研究。他认为，奴隶社会最重要的制度是对人的拥有；封建社会最重要的制度是对土地的拥有。关于从对人所有的制度到对土地所有的制度的转变，他提出一个可验证的假说：土地的面积基本固定，短期内不会增加，但是人口数量会不断增加。当人口非常稀少的时候，获得财富的最终途径是占有人，拥有了人就拥有了财富，因为土地基本上是无限的，只要拥有劳动力就可以随时开垦土地。在这种状况下，财富主要来源于对劳动力的占有，所以社会形态是奴隶社会。随着人口增加，可供开垦的土地越来越少，财富数量的决定因素从对人的拥有转移到对土地的拥有。只要拥有土地，劳动力可以随时雇用。贵族作为一个强势群体，从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角度考虑，选择占有土地而把人释放出去。这种制度变化的根本原因在于人口增长导致各种生产要素的相对价格和财富的主要来源、或者说是主要的资源约束发生了变化。 （5）经济增长也是导致社会制度变迁的重要原因。随着经济的增长，人均收入高于维持个人基本需要的部分越来越多，人们的风险承担能力也就越来越强。例如，原始社会的人过着群体生活，是因为在当时状况下个人的生产力非常低，人越多就越有保障。当生产力提高以后，就转变为以家庭为单位进行生产劳动。在狩猎社会中，猎获的野兽是不能够储存的，而农耕比打猎有更明确的预期，只要播种就会有收获，风险大大减小，而且收成好的时候，剩余的食物还可以留下来以作储备。在狩猎社会中虽然有各种禁忌来防止成员偷懒，却总有人仍旧不愿劳动；而当转变为家庭生产的时候，每个人对自己负责，“搭便车”的行为就可以大大减少。个人承担风险能力的变化导致原始共产主义社会逐步走向瓦解，变成后来的农耕社会。再如，就养老制度而言，由于农业社会中基本没有社会保险，所以以养儿的方式充当保险；而现代社会有一些家庭选择不生育，成为丁克（DINK，doubleincomeandnokids）家庭，是因为现在已经不需要用养儿的方式来养老。因为制度需求是变动的，有了新的制度服务，原来那些能够提供服务的旧制度的价值就减小了。 （6）制度的变化有时候来自制度集合的变动。首先，制度集合的变动有一部分可能是政府政策的变动。例如，从上世纪50年代中期以后一直到1978年，中国农村的个体经营一直被压制着，并不是农民不会进行个体生产，而是因为政府政策的限制。1978年政府的政策改变后，农民在短短几年之内就变成了向个体经营的转变。另外，与外界的接触也可以导致制度集合的扩大。在研究一些非洲国家和东南亚国家的制度变迁过程中，学者们发现商贩（traders）起的作用非常重要。在社会经济比较落后的时期，不断流动的商贩对外部世界有更多的了解，他们到各地行商的时候会了解到许多有关外界的信息，当地人通过跟商贩的接触也可以知道外面的世界还有众多不同的选择，从而扩大了他们自身可能的选择集合。这也是为何有些保守者对商贩非常反感，认为他们会“伤风败俗”，因为他们改变了许多原有的制度安排。 四、制度变迁的方式（一）制度变迁的两种方式 当一个社会的制度出现不均衡的时候，制度变迁可以促进效率的提高、社会财富的增加以及个人福利的增进。制度变迁分为两种方式［关于制度变迁的两种方式的更详细论述可参见我发表在CatoJournal第9卷第1期上的论文，见本讲的参考文献。另外，关于这一部分的诺斯（North）、速水佑次郎（Hayami）和拉坦（Ruttan）的文献，可参考上述论文的参考文献，这里不再一一列出。］：第一种方式是自发性变迁（spontaneouschanges）。自发性变迁的发生是因为出现了制度不均衡，通过制度变动可以带来整个社会效率的提高。在研究自发性制度变迁的学者中，最著名的是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道格拉斯-诺斯，他在研究欧洲历史上的制度变迁及其原因的过程中，提出了效率假说（efficiencyhypothesis）的理论，即当一种制度的不均衡会导致效率损失的时候，制度变迁中会有自发的力量来提高效率，从而恢复到一个新的高效率的均衡水平。另外，日本学者速水佑次郎和美国经济学家拉坦提出了诱致性制度变迁（inducedinstitutionalinnovation）的理论，用来解释制度变迁的过程。第二种方式是强制性制度变迁。强制性制度变迁依赖于政府的强制力，即政府可以运用政治力量进行制度变革。 （二）自发性制度变迁的案例 有一些案例可以用来说明上述自发性制度变迁的过程。 例如，速水佑次郎（1981）研究了一个制度变迁的著名案例。亚洲许多地区以生产稻子为主，土地归地主所有。在泰国、菲律宾、印度尼西亚等亚洲国家都曾经有过一个关于水稻收割的制度传统。当水稻收割和播种的时候需要大量的劳动力，而平时对劳动力的需求则相对较少。地主在水稻收割和播种时候通常会临时雇用一些劳动力帮忙。按照传统的分配体制，被雇用来割稻子的农民在完成工作后可以拿走所割水稻的1/6作为劳动报酬。这样的传统分配制度维持了相当长的时间。但是，当20世纪60年代“绿色革命”出现以后，这项传统的制度安排发生了改变。随着“绿色革命”的到来，农田单位面积的产量大幅增加，而劳动力的增长速度也非常快。在这种情况下，劳动力的工资本应下降，因为如果劳动力继续取走收割水稻的1/6，对地主来说就很不合算。这时出现了一些新的制度安排，主要表现为两种形式。第一种形式是，劳动力可以继续取走收获的1/6，但必须付出额外的劳动，例如在水稻插秧后还要进行除草的工作。速水佑次郎的研究发现，如果把除草的劳动投入加到总劳动中，获得收割水稻的1/6作为工资报酬就与原来的分配方式基本相同，接近于市场的均衡工资水平。另外一种方式是，地主将收割水稻的工作转包出去，承包者再以市场价格雇用劳动力进行劳动，不再遵守传统的1/6的规则。研究表明，这两种情况下，地主所付的工资水平基本相同。在这个案例中，技术和经济因素的变动导致了制度的相应变动，因此这种工资制度的变动方式属于诱致性制度变迁。 在非洲也有一个例子可以进行说明。非洲有很多部落在近代仍保留着比较接近于传统的原始公社的组织方式。因为非洲气候干旱，耕作的产量不稳定，所以大部分部落都有集体生产的习惯，个人财产没有明确的界定，类似于原始共产主义的生产方式。在非洲国家纷纷沦为西方国家的殖民地以后，殖民地政权雇用了一些当地人在政府机关工作。这些当地黑人变成了领工资的白领后，收入开始趋于稳定。在这种情况下，这些成为白领阶层的当地黑人就不愿再与原有部落里的人共享自己的财产。由于这些白领黑人很难再回到部落里与其他人共享财产，就导致了原有的原始公社组织方式逐渐解体。原始共产社会是财产共享的组织方式，在防止风险上有其存在的必要性，所以没有明确的财产界定；但当其成员获得固定的收入后，这种制度安排就不再适用。 另一个值得关注的案例是中国1978年后的制度变迁过程。从1958年至1978年的20年间，我国农村唯一的生产组织方式是集体生产。集体生产的生产队制度是在当时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下唯一被政府接受的制度安排。集体生产时人的生产积极性比较低，用当时的顺口溜来形容就是“上工一条龙，到地一窝蜂，干活磨洋工”，几乎没有人愿意积极劳动。不积极劳动产量就会下降，到最后每个人的收入都减少，所有人生活都非常贫困。比较有效率的组织方式是单家单户的经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不是政府设计出来的，而是当时安徽凤阳县小岗村的村民自发创造出来的。1978年年底开始改革开放，意识形态有点儿松动。这给他们进行这种提高生产、增加每个家庭福利的制度变迁提供了一个机会，于是就率先行动起来。 按照小平同志的说法，中国的改革过程中有两个意想不到，一个是家庭联产责任制，一个是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乡镇企业是有点儿“三不像”，它不是私有制，也不是国有制，而是集体所有制。这种方式同样不是政府设计出来的。农民看到80年代初城里的很多生活必需品都非常短缺，有很多获利机会，尽管当时不允许私有制，但集体所有制是能够被接受的，所以他们就创造了以集体经济为组织方式的工业组织形式，即乡镇企业。这也是一种很重要的制度变迁。虽然这种制度是一个过渡的形态，但即使是一个过渡的形态，它也是一种制度变迁，而且在当时的条件下推动了经济的发展。 在经济发展的过程当中，有很多制度变迁是自发的。看到一个获利机会后，行为主体创造一个新的制度来推动经济的发展，以获得更大的经济利益。但是一般来说，仅仅依靠自发的制度变迁很难实现最优的制度变迁，因为制度是人与人的互动，它不是一个人就可以决定的行为，而是一群人的行为。个人率先推动制度变迁要付出成本（这里的成本包括组织成本，即说服其他人接受这样一个组织安排的成本），而且还可能要冒点风险。这里所说的“冒点风险”，可以用举过的非洲白领阶层的例子来讲。非洲白领阶层如果不让他原来部落的人进城来与他分享财富，部落的人就有可能会说他进城之后道德败坏了，原来那种共享的美德没有了。当很多“道德败坏”了的白领阶层的人都这样做了以后，大概就不会再有什么风险。但是第一个这样做的人，风险是相当大的，部落的人对他产生出怨恨，并且有可能对他采取致命的报复性措施。倒霉的是第一个人，所以最好让别人去当第一个人，让别人去吃第一只螃蟹，这就是制度变迁上“搭便车”为什么产生的原因。 在安徽小岗村的例子中，当时农民推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制度变迁也冒了相当大的风险。我在1985年的时候到安徽小岗去访问过，那个生产队长向我表述过当时的过程。安徽小岗一直非常穷，自从出了朱皇帝以后，十年倒有九年荒，一年当中有半年或三个月到外面去行乞。在七八十年代，姑娘们一般都不愿意嫁给安徽出来的人，在部队里如果说是从安徽来的也会被人瞧不起。70年代的时候由于小岗太穷了，县里曾经派干部到村子里来帮助他们，村里一共18户，县里派了17个干部蹲点半年，结果半年以后县里的干部也放弃了，因为他们感觉没有希望。1978年秋，安徽凤阳地区遇到旱灾，农民眼看收成要减少，估计按照这样的收成状况明年春天会有饥荒，可能要出去行乞相当长的时间。在集体制度下，这些农民已经努力了二十多年，但生活状况还是没有改善，于是干脆就单干，把土地分到各家各户，交给集体的提留和公粮也全都分到各家各户。在“文革”期间单干是资本主义尾巴，是要被割掉的，谁倡导单干谁就是反革命，所以当时他们这样做冒着相当大的风险。尽管1978年年底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承认搞了30年的社会主义没有解决农村贫困的问题，也承认农村生产队的集体生产方式效率不高，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样的承认为新的制度变迁提供了一个机会，但在当时的意识形态下人们对单干还是有着恐惧心理的。当时农民写有一份血书，血书上说，如果单干被政府发现，生产队长被抓去关起来枪毙，其他17户就负责把他的孩子养大成人。血书现在已经成为历史文件放到历史博物馆。 那一年凤阳县普遍减产30%以上，但小岗村在单干以后不仅没有减产反而增产了30%。一个增加30%而一个普遍减产30%，效果非常明显。故事传到当时的安徽省委书记万里那里，万里感到奇怪，就到当地考察，问了几句以后，生产队长不得不老实招认自己犯了一个错误，即把地包到各家各户。万里同志是一个真正的社会主义革命家，他说社会主义革命就是要增加生产改善人民的生活，也就是后来小平同志所说的“三个有利于”。万里告诉他们，只要能够增加生产的就是社会主义。后来，万里向小平同志汇报说，小岗村把地分到各家各户后效果非常好，应该给予肯定。1980年，中央表示允许那些“吃粮依靠返销、生产依靠贷款、生活依靠救济”的“三靠队”以及那些非常贫困的地区把地包到各家各户，使得农民自发的制度变迁有了政策的支持得以固定下来。三）政府与制度变迁 安徽小岗村的制度变迁是一个先出自自发，然后政府事后追认的过程。大部分人都是理性的，由于第一个来推动制度变迁的人至少要付出可能的成本，所以大家都不想去当第一个吃螃蟹的人。这样一来，自发的制度变迁很难在速度上达到最优，以致在机会到来的时候没有办法把握住。因为制度是一种集体行动（collective action），是集体行为的决策过程，所以自发的制度变迁要想成功，通常必须有所谓制度企业家——一个社会里的积极分子来推动。积极分子看到机会，然后花时间来说服其他人，或是自己冒一定的风险率先这样做。制度企业家通常会付出一些成本甚至要冒一定的风险，因此往往需要有一定的报偿。比如说他在政治上有所企图，他做了好事，获得了一定的声望，下次选举或是下次政治变动的时候，他就会变成一个领袖。但是制度企业家是否会出现并没有一定的规律。既然制度变迁本身是一个集体行为，就有可能出现所谓的“搭便车”问题，那么政府就可以发挥一定作用来克服这个问题。政府本身就是一个制度，但政府作为制度有它比较特殊的地方——它可以合法地使用暴力。政府可以规定哪种制度或是组织形态可以存在，社会中的单个人很难去反对政府的规定。当一个社会出现制度不均衡的时候，政府有可能会干预制度变迁的过程，从而推动某种制度的产生。但重要的问题是，政府到底有没有这样的积极性以及有没有这样的能力让一个处于不均衡的制度安排恢复均衡。要弄清楚这个问题就必须研究政府到底是什么，政府有没有这样的能力，以及政府有没有这样的激励。 对于政府的研究，传统政治学者主要提出了两种观点：一种是政府主体说；另一种是利益集团说。这两种观点虽然有一些贡献，但也有一定的局限性，尤其在研究发展中国家政府的时候常常会不适用。我个人认为，研究发展中国家政府最适合的一种方式是领袖加上委托代理的理论。 政府主体说把政府看做一个主体，认为政府有自己的意志，可以像一个人指挥自己的手脚一样指挥政府的各个机构按照它的意志来运行。这在传统上一般是把政府作为一个人来研究，尤其认为政府有自己独立的思想，假定政府认为它该怎样做它就会怎样做。因为政府作为一个有机体，理应有一个思想者来推动整个政府的各个机构运行。这种理论经常在政治学里被采用。 利益集团说是由一些经济学家提出来的。从50年代开始，公共选择（publicchoice）学派的一些经济学家,包括芝加哥大学教授加里-贝克尔(1983)等，认为在一个社会中有各种利益集团，政府的行为是各种利益集团角逐以后的一种均衡。各种利益集团在政治的决策过程当中都有一定的声音并能发挥一定的影响，这些声音和影响相互之间可能会有冲突，最后达到一个均衡。公共选择学派的这种说法与主体论的说法正好相反，它基本上假定政府没有一个主导的意识决定要往哪边走，政府决策只不过是各个利益集团相互的一个制衡。他们把政府看做是一个黑盒子，黑盒子是利益均衡的结果。 这两个极端学说对研究发展中国家都不适合。主体论对一些独裁的国家也许还适合，比如说希特勒有非常大的个人魅力，纳粹德国基本上完全是按照他的个人意志来运作的。公共选择理论主要适合于研究美国、英国这样的发达国家的政治过程。这些发达国家的政治过程确实存在所谓的利益集团，比如议员参加选举一般是依靠各个利益集团的支持，因此被选上的议员也只能代表利益集团的利益。 正如我刚才所说，研究发展中国家最适合的理论应该是领袖加上委托代理的理论。不管在发展中国家，还是在发达国家，一般来说每个社会都有一个最高领导人。比如说，美国的最高领导人是总统，中国的最高领导人是国家主席。最高领导人一般都有一定的决策自由度，例如美国的政治制度虽然是三权分立，但是美国总统还是有一定的决策自由度，因此才会说克林顿总统的政策方向与布什总统的政策方向大有不同。要研究一个政府的行为，首先必须了解政府领导人的行为是怎么样的。但这与所谓的主体论不太一样，因为最高领导人需要很多官僚来执行他的命令，而官僚的利益和最高领导人的利益可能不完全一致。比如说，最高领导人可能希望青史留名，但官僚一般不会有这种“奢望”，所以历史如何评价并不会进入官僚的目标函数，或者即使存在目标函数但在当中也不是主要的目标。既然领导人和官僚的目标函数不能够完全重合，他们的决策就有可能会不一样。最高领导人会采用一些制度安排来诱导这些官僚比较好地执行他的意志，比如说考核制度和奖惩制度等。但是这种考核制度和奖惩制度还有“天高皇帝远”的问题，因为信息显然不充分。套用现在的公司治理的理论来讲就是，会有激励不相容以及信息不对称的问题。所以我认为，要研究一个政府的行为，就必须从最高领导人的目标以及政府中多层委托代理的信息和激励安排来入手。当一个社会出现制度不均衡的时候，照理说政府作为一个可以合法使用暴力的组织应该可以通过干预来使制度恢复均衡。从理论上讲，政府确实有这个功能，但现实中看到的更多的是两种情形。一种情形是原来的制度比较落后，而政府并没有改进这种落后的制度；另外一种情形是政府超越了社会的制度变迁或是经济发展阶段来干预社会经济。这两种情形都属于政府的失败。大多数政府干预都是不成功的，在此引用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瑟-刘易斯（Lewis，1955）在《经济增长理论》里的一段话，“任何一个经济发展非常成功的国家背后都有一个非常明智的政府，但更多的可以长篇累牍来写的是，那些不明智的政府对经济干预的失败造成的整个经济发展的停滞或衰败。” （四）政府干预失败的原因 从领袖加上官僚的委托代理的理论体系出发，可以把政府干预失败归结为以下原因： （1）统治者个人的效用与社会的效用不一致。我们这里的讨论基本上是从一个社会经济发展的角度来看制度变迁。有变化、有增长才会有发展。技术变迁了就要改变组织形态，让技术变迁的效率得以发挥；收入增加了就要改变收入分配的方式，让收入得到更好的分配。这才是最优的制度变迁，所谓有效的制度变迁指的也正是这样。但领导者个人并不一定追求社会财富的增加。首先，任何一个国家的领导人，即使是非洲穷国的领导人，他的生活大概也都非常好，所以国家财富的增加并不会导致领导人个人财富增加很多。其次，领导人首要的目标是巩固自己的政治权力。领导人为了不失掉权力而维护社会稳定，为了维护社会稳定而推动经济发展，这是一种好的情形；但领导人为了巩固和加强权力也可能导致社会发展的失败，这是一种坏的情形。最后，领导人还有可能关注的一个主要目标是“名垂青史”，而这一目标也可能与社会福利最大化的目标不一致。 以一个具体的例子来说明。菲律宾原是美国的殖民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取得了独立。在五六十年代，菲律宾被认为是亚洲地区除了日本之外最有希望的一个国家，菲律宾的货币比索是亚洲的硬货币，仅次于日元。在马科斯总统之前没有人连任过菲律宾的总统，马科斯上台之后为了巩固自己的政治地位，就在70年代初开始建立自己的利益集团。他垄断了很多产业，然后把垄断利润分给他的亲友以及在政治上支持他的人，最终形成了一个经济实力非常强大的利益集团。竞选总统需要高昂的花费，而马科斯控制了国家的经济命脉，于是果然成为菲律宾历史上第一个连任的总统。由于按照当时宪法总统只能连任两次，因此他就在1978年以共产党叛乱为名，宣布戒严，戒严后宪法废止，这样他就前后当了17年的总统。也就是在这17年当中，菲律宾变成了亚洲最落后的国家之一。 另外，如果领导人关心个人的历史地位和国际地位，他就很可能强化军事力量去支持其他国家或是干预其他国家内政。从某种程度上说，当时的伊拉克总统是为了追求历史上的地位，才加强军备力量吞并了科威特的。但是加强军备力量的大部分投资并不能增加财富，所以这种行为妨碍了经济发展。因此，政府的政策固然会有一定的自由度，但是自由度不一定被用来真正地推动社会的制度变迁以及经济发展，因为领导人自己的利益与整个社会的利益并不完全一致。 （2）政府领导人希望进行推动社会进步的改革，但是迫于政治生存的压力不能施行。一个领导人需要面对统治正当性（legitimacy）的问题，统治正当性指社会大众接受统治者，认为统治者的统治是合理的。在发展中国家，正当性并不完全依靠法制来规定，而是更多地依靠领导人的威信，依靠他的决策方向能否得到社会大众的普遍认可。通常领导人为了树立威信会用一套意识形态来强化他的领导地位，但他所倡导的意识形态不一定适应社会进步的需要。而即使他所倡导的意识形态不适合社会需要，通常在他的执政时期也很难改变，因为改变意识形态就等于放弃其统治的合法性。领导人明明知道意识形态要改，但为了自己的政治生存也不能去改。意识形态不改，很多制度安排也就改不了。从中国的历史来看就是这样，通常是换了领导人以后许多制度变动才得以施行。 （3）政府最高层的决议有时还会与官僚阶层的利益相违背。政府是一个多层的委托代理，即使领导人的利益与社会进步的利益是一致的，领导人所倡导的意识形态也适应社会进步的要求，他也必须依靠官僚阶层来推行社会变革。官僚阶层都有自己的利益。例如原来的计划经济给了官僚很多权力，包括在物质分配上的权力、在定价上的权力、在市场准入上的权力等。这些权力都可以通过寻租变成官僚的金钱收入。如果往市场方向变革，尽管对社会来讲肯定是进步的，但这些官僚的利益则会受损。因此从计划向市场的过渡从全国的角度?讲是好的，从最高领导人的角度来讲也是好的，却不一定会得到官僚的真心拥护而得以顺利推行。这是政府为什么在发生制度不均衡的时候可能不一定会真的按照社会最优的方式来推动制度变迁的第三个原因。 （4）按照公共选择学派对政府行为的解释，政府政策完全是利益集团角逐的结果。越是在发展中国家政府的领导人的自由度就越大，领导人在发挥这些自由度的时候也就越要依靠一些利益集团的支持。就国内的情形来讲，在改革过程中，民营经济在经济中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大，但在政治上却没有多少发言权，基本上是一盘散沙的状态，还不是政治上的核心力量。而国有经济在政府的各个部门都有自己的代表，在政府面前有相当大的发言权。领导人需要得到在政治上有发言权的群体的支持，在改革过程中就难免会受到国有经济集团的压力，从而导致有些对社会有利的改革无法实施。所以，有时候即使政府看到了社会发展的方向，也可能牺牲社会的进步来满足某些利益集团的要求。 前面都假设领导人作为最高领导者基本上清楚地知道社会需要什么样的制度变迁，但现实中的领导人并不完全理性，有时候他们并不能清楚地认识到什么样的社会制度安排最有效。毕竟，即使是最高领导人，他的社会科学知识也可能相当有限。在这种情况下，如果领导人的决策是正确的，那毫无疑问是好事情；一旦领导人决策发生失误，就会由于他个人的原因给国家和社会带来比较大的损失。这一点在集权国家更容易出现。 社会科学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可以分析出什么样的制度安排比较有效的。我的导师舒尔茨在研究了工业革命以后欧洲的重大社会变革后发现，巨大社会变革的背后通常有社会思潮的推动，但是多数的社会思潮并不正确。这在苏联与东欧的改革中可以看得很清楚。当时国际学术界的共识以及苏联与东欧内部的共识是使用“休克疗法”，但是这样的共识推行起来的效果却很差，原因是现代社会科学知识本身是有局限的。新古典经济学对市场经济发达的国家的现象有相当强的解释力，但是对转型国家的解释力就比较差。转型国家经济中出现的问题与发达国家的问题虽然在表面上看有类似的地方，但实际上背后的机制并不完全一样。由于社会科学知识的限制，最高领导人有可能一心想做好事结果却南辕北辙。就叶利钦而言，我相信他是希望俄罗斯变好的，但他推行“休克疗法”的结果是把俄国的GDP在很短的时间内减少一半。根据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的研究，1989年俄罗斯的经济规模比中国高出1/3，但是到了1997年至1998年，中国的经济规模反而比俄罗斯高了1/3。叶利钦绝不是有意要推行“休克疗法”把俄罗斯搞垮，而是在有限的社会科学知识条件下怀抱好的愿望却得到了坏的结果。历史的经验证明，主流的、有共识的思潮未必是完全正确的。 制度本身有两个层次，一个是组织的层次，另一个是价值和精神的层次。比如，在组织层次上，政治上的三权分立是一种用宪法规定下来的正式的组织形式，但是其他国家采取三权分立的组织形式是不是能像美国和英国那样发挥三权分立的效果，还取决于社会的每个参与者有没有民主和法制的精神，取决于这个社会中的个人是否能够很好地理解并遵守民主和法治的游戏规则。比如，谁当选上总统我就主动遵从谁的行政力量；司法部门判定总统违法，总统就得下台。 民主和法制的精神在不同的国家是不一样的。根据诺斯的研究，如果从正式的组织层次，比如从三权分立的组织层次来看，宪法在北美与南美是一样的，没有什么差别。但是南美的某些国家没有民主和法制的精神，其军队不一定服从民选的总统，所以很可能发生政变。而军队领导人政变上台以后一般老百姓也并不反对他，他可以慢慢坐稳那个位子直到当上总统。而美国的一个将军如果要政变，就没有人会跟随他，他即使可以把总统暗杀掉自己也绝对不能当上总统。所以，在这里民主与法制的精神就不相同。 既然民主和法制的精神不同，相同的组织不一定发挥相同的作用，那么哪种组织最有效率、最能推动整个的社会的发展进步就不太清楚。在一个社会里有效率的组织在另外一个社会里不一定有效率。政府能改变正式的组织，例如推行民主选举、三权分立，但是对于精神层次的东西政府则只能倡导，没有办法硬性规定每个人都必须从心底接受政府倡导的这种精神。打个比方，倡导民主是好事，但是如果倡导民主的人对任何异议都坚决不予接受，那么他自己首先就不一定那么民主。倡导民主精神是很困难的事情，不是说政府有这样的意愿或是社会精英有这样的意愿就能够成行。 总之，自发的制度变迁可能不是最优的，政府可以扮演一定的角色，但是由于以上种种原因，政府在干预的时候失败的概率会很高，好心干坏事的情况时有发生。政府是由人组成的，这是研究政府的任何学说都无法否认的事实。人非圣贤，做错事也就在所难免。现实世界的事情千头万绪，经济社会的利益千差万别，行错一步就可能满盘皆输。虽然不能完全否定政府干预的作用，但至少可以确定的是政府?预绝不是包医百病的良药，领导人在做出干预决策之前，必须考虑到多种因素。（五）小结：自发性与政府强制性制度变迁的结合 一种有效的政府强制性制度变迁方式是以自发性的制度变迁作为基础，这样的制度推行的过程会更加顺利。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就是这样的一个过程。它是安徽小岗村的老百姓最先创造出来的，农民看到制度存在不均衡，发现个体生产能够提高产量以及增加每个人的福利。政府刚开始是反对这样的自发制度变迁的，后来看到变迁在实际中行之有效，按照小平同志后来讲的“三个有利于”标准，才予以肯定，允许在全国各地推动这项改革。如果没有自发性的基础，仅仅由政府和社会精英来推动，那么通常只能是以行政命令的方式，而不是用法律的手段把组织层面建立起来，即使在组织层面建立起来以后，如果没有配套的价值观和意识形态，也很难发挥应有的作用，结果往往会以失败告终。林毅夫，《再论制度、技术与中国农业发展》，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 BeckerG.S.,“ATheoryofCompetitionamongPressure”,QuarterlyJournalofEconomics,Vol.98,1983,371-400. BeckerG.S.,“CrimeandPunishment:AnEconomicApproach”,JournalofPoliticalEconomy,Vol.76,No.2(Mar.-Apr.,1968),169-217. LinJ.Y.,“AnEconomicTheoryofInstitutionalChange:InducedandImposedChange”,CatoJournal,9,(1)(Spring/Summer1989),1-33. BeckerG.S.,TheEconomicApproachtoHumanBehavior,Chicago:UniversityofChicagoPress,1976. KuznetsS.,ModernEconomicGrowth,NewHaven:YaleUniversityPress,1966. LewisA.,TheoryofEconomicGrowth,London:AllenandUnwin,1955. LinJ.Y.andNugent,J.B.(1995),“InstitutionsandEconomicDevelopment”,InJ.R.BehrmanandT.N.Srinivasan(eds),HandbookofDevelopmentEconomics.Vol.3A.Amsterdam: ElsevierSciencePublishers(North-Holland),2301-2370. MaddisonA.,TheWorldEconomy,Paris:OrganizationforEconomicCooperationandDevelopment,2006. NorthD.C.,StructureandChangeinEconomicHistory,NewYork:Norton,1981. PerkinsD.H.,AgriculturalDevelopmentinChina,1368-1968,Chicago:Aldine,1969. SchultzT.W.,TransformingTraditionalAgriculture,NewHaven:YaleUniversityPress,1964.一、谜题一：中国的人均收入为什么在历史上长期保持不变 通过上一讲的学习我们了解到，前现代社会的经济增长和现代社会的经济增长最主要的差别就是在经济总量保持增长的前提下，人均收入是否随之增加。换句话说，就是经济的增长速度是快于人口的增长速度还是与之持平。根据哈佛学者珀金斯的研究，中国在明朝开始直至上个世纪60年代末的600年当中，人口与粮食总产量的增长速度的平均水平几乎是完全一致的。在漫长的历史时期，中国作为一个不发达的农业国，人均粮食产量几乎是实际收入的全部，那么中国的人均收入在这段历史时期就是基本保持不变的。也就是说，中国经济的增长方式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都停留在了前现代的水平上，经济增长伴随着人口规模的扩大，技术变迁速度缓慢，人们的收入水平状况相对停滞。 人们对必需品的消费受收入状况影响不大。收入水平的提高，一般反映在非必需品消费的增加。因此，人均收入水平长期没有提高的另一面就是人均非必需品消费没有增加。那么为何在前现代社会人均收入水平长期没有提高，技术变迁的结果只是表现为人口的增加，而在现代社会技术变迁的结果却是人均收入的增长？在解释这一谜题之前，有两个常用的经济学的概念需要首先了解一下。经济学家强调商品的相对价格，例如一个有趣的现象是日本人一般房子小而电视机特别大；美国人则正好相反，房子大而电视机非常小。这一选择上的差异固然有消费偏好和生活习惯的原因在里面，但更为重要的影响因素是相对价格。从收入水平看，美国与日本的收入水平基本一样，所以这种差异不是由收入差距所造成的。根据相对价格的原理，日本土地资源稀缺，所以房地产价格非常高，美国相对日本来说地广人稀，房地产价格便宜。80年代有个笑话说只要日本人把全国的房地产都卖掉，就可以买回八个美国。对于日本人而言，相对于高昂的房价，电视机就显得较为便宜，住小房子看大电视就是一种理性选择。同样的美国人住大房子看小电视也是一种理性选择，两种选择都是基于相对价格而做出的。 另一个需要了解的概念是从需求的角度，当收入增加时，总的需求会增加，但对各种产品需求的增加幅度会有不同，需求增长相对于收入增长的比值就是收入弹性。如果某种产品的收入弹性大于1，当收入增加10%，对这项产品的需求增加就会大于10%；相反如果收入弹性小于1，收入增加10%，对这项产品的需求增加就小于10%。人们消费的商品可以分为必需品和非必需品两大类。当收入水平提高，对非必需品的消费增加幅度会高于对必需品的消费增加幅度。必需品和非必需品在一定时期可以发生转变。例如，在前现代社会，因为养儿防老的需要，养孩子可以被看做是一种必需品。但在现代社会，因为有了更多其他的养老方式，养儿不再是防老的唯一选择，所以对有些人来说养孩子可能已经不再是一种必需品。 回过头再来看中国人均收入长期不变的历史经济谜题，在明初以后的几百年时间里，中国作为一个已经长期维持统一又相对封闭的封建国家，疆域内的资源条件基本上是固定的，这一时期技术变迁的结果主要表现为人口的增长和人均收入不变的经济规模的扩张。在上述谜题中，我们看到的结果是经济增长与人口增长保持同步，也就是说，技术变迁所带来的福利都转化为了人口数的增加，而对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则贡献不大。这与现代社会的情况恰恰相反，在现代很多发达国家，人口增长已基本停滞，技术变迁对人均收入的增加有着极为明显的影响。这其中的主要原因就在于，前现代社会的技术变迁大多发生在农业部门，现代社会的技术变迁则大多在工业部门。尽管技术变迁在两个部门都有发生，但是工业部门的技术变迁速度显然更快。技术变迁集中在不同的产业部门，就会导致不同类别产品的相对价格发生变化。 必需品主要为农产品，非必需品主要为工业产品。技术变迁会导致总的生产水平增加，因此对必需品和非必需品都会有一个正的收入效应。如果技术变迁集中于农业部门，农产品产量增加，必需品价格下降，对非必需品需求的收入效应为正，相对价格效应为负，所以以农业技术为主的技术变迁对非必需品需求的影响不大。同时，由于农产品属于必需品，必需品的收入弹性非常小，每个人的农产品需求量增加不多，但是养孩子的成本主要是作为必需品的农产品，只要农产品的价格降低，养孩子的成本就会降低。因此，如果一个社会的技术变迁主要集中在农业部门，人们对生孩子的需求不管从收入效应或是相对价格效应来讲都是正的，其结果自然是人口增长，而非必需品和必需品的人均需求均没有太大变化。从1369年到1957年，中国的农业生产率增长了1倍，耕地面积增加了5倍，人口增加了10倍，人均粮食产量却没有发生变化，原因就在于技术变迁主要集中在以养人为主的农产品这种必需品上。这是前现代社会的一个普遍现象。 工业产品一般属于非必需品。在现代社会，技术变迁主要集中于工业部门，导致非必需品变得相对便宜，对非必需品的收入效应和相对价格效应都是正的。也就是说，以工业产品为主的非必需品的技术变迁的结果必然是人均非必需品消费的增长，即生活水平的提高。但是，以必需品为主要成本的养孩子就变得相对昂贵，所以从相对价格效应的角度来说，对养孩子的需求就会减少。虽然技术变迁对养孩子的收入效应是正的，［但是，如果收入增长伴随着金融、保险等制度的变迁，父母自我储蓄养老的能力增强，那么，收入增长可能会因为养儿防老的需求降低而减少对养孩子的需求。这可能是为什么在现代社会收入增长和人口增长之间会有一个倒U字形曲线关系的一个原因。］但如果相对价格效应比较强，人口增长的速度就会放缓甚至出现负增长。因此，当进入现代社会，技术变迁主要集中在工业部门时，经济增长就表现为经济总体规模的扩张以及人均收入水平的不断提高，人口增长率则表现为先增后降。 由上述讨论可以看出，前现代社会与现代社会经济增长方式最大的不同，并不在于前现代社会没有技术变迁，而在于前现代社会的技术变迁主要集中在农业部门，而现代社会的技术变迁主要集中在工业部门，并由此导致对必需品、非必需品和养孩子的相对成本变化。二、谜题二：为什么中国在历史上一直是一个人口 众多的国家中国和欧洲的面积大致相当，分别是960万平方公里和1040万平方公里，但以2004年的数据来看，中国的人口数为12.8亿，欧洲则为7.3亿，中国的人口总量将近是欧洲的2倍。中国的人口数量多主要是因为人口密度高，这不仅是中国的特色，也是东亚国家的特色。例如，日本的人口数量超过1亿，朝鲜和韩国的人口数量之和也有8000万，都是世界上的人口大国。 关于东亚地区人口数量多、人口密度高的原因有各种不同的假说。一种是文化差异说，认为中国人讲究“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出于传宗接代的需要有早婚早育的传统；而且对生儿子非常在意，通常要多生几个，因为一个儿子可能会中途夭折。这些早生多生的观念导致中国人口众多。另一种是宗教因素说，比如东亚的宗教都限制堕胎等。以上两种假说是从文化和宗教的差异进行解释的，但是它们无法解释为什么中国东部的人口密度大于中西部的人口密度，以及为什么汉族地区的人口密度大于少数民族地区的人口密度，等等。如果是宗教的因素，孟加拉国和巴基斯坦曾经是同一个国家，都信奉相同的回教，应该有相似的人口密度。但是根据世界银行公布的数字，1999年孟加拉国平均每平方公里有981个人，而巴基斯坦只有175个人，孟加拉国的人口密度是巴基斯坦的5倍，同样宗教的国家在人口密度上会有如此大的差别。 我认为不同地区人口密度的差异主要与不同地区人的养人成本有关。养人成本越低的地方，通常人口密度就越高。中国的地理特征是西部高东部低，西部地区最高的青藏高原平均海拔在4000米以上，到东部沿海地区海拔则在几百米以下。这种地形条件受到太平洋季风的影响，使得中国的降雨主要集中在5—10月。农作物的生长需要水分和温度两个重要条件，中国每年的5—10月正好是“雨热同期”，特别适合粮食尤其是高产水稻的种植。欧洲也是人类文明的发源地，但在欧洲文明起源的希腊、罗马等地，雨季主要集中在冬春两季，正是温度较低的时候。降雨与高温不同期，因此欧洲比较适合小麦与草原畜牧业的发展。不同作物的单产有很大的不同，中国1952年农作物的单产，水稻是每亩产161公斤，小麦是49公斤，玉米是90公斤，高粱是79公斤，小米是78公斤，甘薯是126公斤。水稻的单产是小麦的3倍多。 在中国这种适合种植水稻的地区，同样的面积里粮食产量较多，以粮食作为计价单位来计算，养人成本较低，养人数量较多，人口密度就会较高。欧洲适合种植小麦和发展畜牧业，单位面积的粮食产量较低，以粮食作为计价单位计算，养人成本较高，单位面积所能供养的人数就较少。因此，欧洲的人口密度和总量历来就比中国低，大约只有中国的一半。 同样的，巴基斯坦和孟加拉国虽然曾属同一个国家拥有同一种文化和宗教，但孟加拉国适合生产水稻，人的生存成本相对较低，所以孟加拉国的人口密度就特别高。巴基斯坦比较干旱，适合生产小麦， 所以人口密度就比较低。 同样的道理可以解释中国的人口总量为什么到明朝以后突然急剧膨胀，从几千万快速膨胀到三四亿。原因是在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以后，玉米和甘薯两种新的农作物引入中国。玉米的单产比小麦高出很多，按照以上的数据，小麦的单产是49公斤，玉米是90公斤，甘薯的单产更是达到126公斤。虽然它们的单产都低于水稻，但是甘薯在几乎任何地区都能够生长，原来不能生产粮食的地区也能够生产甘薯，这相当于一种技术变迁。粮食供给增加，导致粮食价格下降，人的生存成本随之下降，所以人口就一直不断地增长下去。中国在历史上人口密度一直高于欧美国家，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气候的温度适合于生产亩产更高的粮食作物，单位面积里养人的成本低，相等面积的土地能够养活更多的人，所以人口密度也就居高不下。三、结语本部分内容讨论了中国经济史上的两大谜题。首先，在前现代社会中国和其他国家之所以人均收入长期没有提高，经济的增长表现为人口增长而人均收入不变的总量扩张，是因为当时的技术变迁集中在农业，降低了养人的成本，技术变迁对于养孩子的相对价格效应和所得效应均为正，而对非必需品的所得效应为正但相对价格效应却为负，因此，技术变迁的结果就主要表现为人口的增长。要打破传统的经济增长方式就必须有以非必需品为主的技术变迁方式的引进，这只有在工业革命以后才会出现。 其次，中国历来人口密度高、人口总量大，其原因主要在于中国和其他一些东亚地区的特殊地理和气候条件，雨量集中在温度条件好的3—10月。这种温热条件适合于高产的水稻作物生长，因此单位面积里以粮食计价的养人成本低，人口密度高，人口总量大。MaddisonA.,TheWorldEconomy,Paris:OrganizationforEconomicCooperationandDevelopment,2006. PerkinsD.H.,AgriculturalDevelopmentinChina,1368-1968,Chicago:Aldine,19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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