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晚年为何殆政：都是贪官暴民无可救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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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乾隆晚年为何殆政：都是贪官暴民无可救药帝国基本制度的变革探索在乾隆十三年画上了休止符，踩在近现代转型的门槛上，为何没有继续走下去?这是向市场自发力量的投降，对自然趋势的顺应?还是形势比人强，另有难言之隐?皇帝此后终其一生对此保持缄默，不作任何解释，也留给后人无限的遐想。《乾隆十三年》，这名字乍看上去颇有些比附黄仁宇先生的《万历十五年》的味道。有胆量这样为作品命名的著者，要么是市场嗅觉灵敏、初出茅庐而不畏人言的“青年历史发明家”，要么就确实是在本领域经年耕耘、“内功”深厚又能于往返于古今雅俗之间、心潮逐浪高的资深学者。高王凌先生属于后者。他向来擅长借古喻今，或者应当这样说，

2、读他的书，总有一种在不同时代间穿越、相看两不厌的阅读快感。他对于中国改革特别是农村改革政策的强烈问题意识总不时跃然纸上，这恐怕与其亲历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改革政策研究与实践过程不无关系。在这本新著中，高先生用历史的显微镜，从经济、政治、文化几个维度，对乾隆朝的前十三年作了一个剖面分析，向人们展示了一个老大帝国现代转型的一次重要尝试，以及这种尝试的戛然而止、急转直下以致功败垂成的全景。之所以会失败，绝非统治者庸碌无能。恰恰相反，这位皇帝是抱着一番独步古今的大志向，也确实有所作为、开出了一番新气象。这就很难以个人事功作为判准，只能说是体系的崩塌了。对十八世纪以来中国转型的艰难历程

3、，大致有这样几类典型的看法：一是西方中心论下的“冲击-回应”模式，认为中国的现代化基本是历史的偶然，是对外力的一种被动反应;二是经典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五阶段论，这里面带有一种必然性和规律性的意味;三是侧重讲中国自身的特殊性，以黄宗智先生为代表，强调人口压力、人地关系格局导致劳动相对于资本总是处于更具优势的地位，故而长期处于一种“无发展的增长”或糊口经济的停滞状态;四是同时反对上述三种判断，以王国斌、李伯重先生为代表，认为明清以来的中国传统社会中已然孕育了诸多现代性要素，并取得了丝毫不逊于同时期西方的一些渐进转型成就。乾隆狩猎以上述分类体系观之，《乾隆十三年》可归于第四种。作

4、者试图在繁杂的历史材料中挖掘出特定行为主体在特定时代挣扎、折腾以转型求存之处。高先生受到法国学者布罗代尔和美国学者斯科特的影响较大，这不仅体现于本书，还有他此前对于中国农民”反行为”的系列研究中。布罗代尔对十八世纪世界历史进程中若干共时性特征的敏锐判断，斯科特在《国家的视角》中观察到同一时期欧洲历史中国家触角的延伸、政府功能的扩大及其对社会领域的嵌入，凡此种种，都为高先生写作本书提供了很好的后见之明和分析框架。借用钱穆先生的概念，就是表达了一种“时代意见”。人口的持续增长，这是前现代末期最明显的共时现象。在欧洲主要是工业革命带来的技术进步、福利改善，降低了新生儿死亡率;在

5、中国则是盛世滋丁、永不加赋的政策放松的产物。在传统生产方式下，劳动力投入是农业产出的决定性因素，所谓精耕细作、集中种植，都依赖于此;另一方面，人口繁衍也带来了需求的扩大，逐渐地，各省区之间开始根据某种比较优势，自发形成一定的产业集聚和功能区划。人口稠密的江南、两广一带俨然已大幅领先于广大中原、内陆地区，进阶到更高水平的发展阶段。康雍乾时期，面对人口的超增长(短短一个世纪中由一亿增至三亿人)，倘若继续依循传统的治国理政模式，听凭小农经济自我调节，已明显捉襟见肘。康熙初步意识到人口问题的存在，试图以一种积极姿态加以应对，他说：“户口殷繁固是美事，然当预筹安养之策。”但康雍两朝

6、，无非只是在“多予、少取”上做文章，永不加赋、摊丁入亩，却终究没有出台一套系统性的经济对策来应对史无前例的人口转变和它所对应的全新的人地关系结构。政府力量的崛起，特别是对经济事务的深度干预，是十八世纪又一个显著的共时现象。乾隆朝的前十三年，着重在农政、粮政这两方面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并以此为突破口，在整顿吏治和社会治理方面也做了一些探索。乾隆七年六月的一份上谕中写道：“《周礼·太宰》以九职任万民，一曰三农生九谷，二曰园圃毓草木，三曰虞衡作山泽之材，四曰薮牧养藩鸟兽。其为天下万世筹赡足之计者，不独以农事为先务，而兼修园圃、虞衡、薮牧之政。”乾隆九年又批示：“三农、园圃、虞

7、衡、薮牧，何以非滋生养赡之术?”这其中渗透出的政策取向，就不单是着眼于一个粮食安全问题，而是要“爱民、养民、足民”，使民众通过种植经济作物、开展多种经营和专业化经营，实现过剩人口的“充分就业”。上有所好，地方官员更加不遗余力。在乾隆皇帝多次通过批示申饬地方有司扩大政府职能，全面“留意于稼穑桑麻”后，以往多关注司法、社会领域事务的地方官员，逐渐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清代长期实施规避本籍的流官制度，这种全国范围内经常性的官员流动也把相对发达地区的发展经验带到落后地区。《乾隆十三年》讲述了多例地方官借助此前的人脉网络、官场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