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威胁论”及其国家形象悖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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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威胁论”及其国家形象悖论　　摘要从经济总量威胁论到贸易、资本威胁论，中国经济威胁论愈演愈烈，呈阶段性递进式扩大发展，其发展过程正吻合中国国际经济地位的逐步提升。国家形象随着国家国际地位的变化而发生改变，但是，中国作为一个认知对象仅仅是影响因素之一，而认知者具有自我认知意义的信息选择过程在此发挥的作用至关重要。国际地位变化和国家形象的关系体现为三个悖论，国际地位并不直接决定国家形象认知的方向，中国国际地位的提升不一定必然导致国家形象的负面化，提高中国国际地位与改善中国国家形象存在同时并行的理论可能。　　关键词中国经济威胁论国际地位国家形象　　中图分类号：D8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4812（2007）03-0053-57　　　　国际地位是影响国家形象的重要变量，在历史上，中国国家形象不断随其国际地位的变化而发生改变。近年来，随着中国经济的强大与国际地位的提高，一方面，中国赢得了越来越多的国际尊重，另一方面，中国国家形象却因中国经济威胁论饱受伤害。中国经济威胁论是中国军事威胁论的基础，两者共同构成了广义上的中国威胁论，在相当长时期内成为中国和平崛起的一大障碍。 　　从此强则彼弱、此得则彼失的传统现实主义国际政治逻辑来看，如果一国的国际地位相对升高，他国在对其认知中则倾向于选取威胁性信息，该国的形象易趋负面。然而，对于国际关系中的柔性因素，例如国家形象，传统现实主义尚存在一定的理论局限。本文将从分析中国经济威胁论入手，进而对中国国际地位相对变化带来的国家形象悖论展开多方位的探讨。　　　　一、中国经济威胁论的递进式发展　　　　2007年2月27日，中国深沪两市单日跌幅骤达8.8%，随即全球股市暴跌，美国股市纳斯达克指数下跌5.85%，创下911事件以来的跌幅新高。一时间共产主义中国的股市崩盘导致全球股市暴跌的报道出现在不少西方媒体的头版新闻中，部分西方分析家认为造成西方股市暴跌的罪魁祸首就是中国。美国股市27日闭市后，财政部长亨利保尔森通过电话向总统布什汇报了当天情况，直称由于中国股市泡沫破灭崩盘，造成美国股市恐慌性下跌。 　　2月27日全球股市的连锁下跌固然显示出中国金融市场对全球市场的影响正在日益增强，然而，中国股市暴跌决非欧美股市下挫的根本原因或单一诱因。2003年5月以来，美国牛市持续了将近四年，出现技术性回调是必然的结果。伊朗外交部长27日表示决不停止铀浓缩计划，塔利班又发动了针对美国副总统切尼的自杀式炸弹袭击，2月27日恰好几个利空因素集中在一起，为股市本轮调整提供了机会。暴跌原因多种，并非是中国的过错，将西方股市暴跌首先归咎于中国再次体现了中国经济威胁论的惯性思维。　　中国经济威胁论由来已久。以存在于美国的中国经济威胁论为例，随着中国国际地位的不断上升和中美经济地位对比的变化，中国经济威胁论呈现出三个递进式的发展阶段：　　1．第一阶段：中国经济总量威胁论。在该阶段，通过用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国经济总量，中国经济威胁首次广泛进入美国舆论视野，形成了存在发展的初步理论基础。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中国经济自改革开放以来获得长足的发展，经济总量大幅增加，国际经济地位大为提高。1993年5月初,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与世界银行运用购买力平价法计算中国大陆的实际GDP，预测1996-2000年,中国经济可维持8%至10%的增长速度。1995年，美国中央情报局推出对世界十个最大经济国家未来发展的评估报告，认为根据购买力平价理论计算，到2020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为200，040亿美元，远远超出美国的134，700亿美元和日本的50，520亿美元。[1] 购买力平价计算法有其本身固有的理论缺陷，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乃至中情局本身的计算结果亦不尽相同。尽管如此，这些不甚精确的估算数字却成为第一阶段中国经济威胁论的主要理论依据。　　2．第二阶段：中国贸易威胁论。如果说在第一阶段，美国等西方国家对中国的经济威胁仅存在一个比较模糊的认识，那么到了第二阶段，所谓中国经济威胁有了更多具体的证据。在该阶段，中国国际经济地位进一步提高，美国对华贸易逆差连年增大，中国经济威胁论因贸易问题而再度升温，并出现了两个新的理论版本：中国输出通缩论与中国导致失业论。首先提出中国输出通缩论的是美国摩根斯坦利公司的首席经济学家罗奇。2002年，罗奇在《中国因素》报告中声称，中国已成为美国经济通缩的一个主要因素，是全球通缩的火车头。该文被日本及东南亚国家主要媒体广为转载，中国的廉价商品被指责拉低了全球商品和服务的价格，似乎世界经济的不景气，都是源于中国。2003年，日本在七国集团会议上试图发动其他发达国家一起要求中国政府实行人民币升值，之后美国大力强压人民币升值，它们的部分理论依据正是中国输出通缩论。至2004年，美国各大主要媒体皆出现了有关中国经济威胁的重点报道，CNN在其知名经济节目卢多布斯之夜中称中国和印度是导致美国失业的暗势力，《时代》杂志以你的工作正流向海外吗为封面标题，《商业周刊》以软件工程外包会伤害美国的超级地位吗为封面标题，均称中国等发展中国家抢走了美国人的工作机会，导致美国失业率居高不下。《纽约时报》亦头版刊出所谓中国对美经济大挑战的长篇报道，称与当年的日本相比，中国对美国形成更大的经济挑战。[2] 　　3．第三阶段：中国资本威胁论。在该阶段，中国国际地位进一步提升，中国大型国有企业的力量更为强大，已具备进行大型跨国并购的能力。2005年，中国海洋石油公司收购美国尤尼科公司成为中国经济威胁论的又一新论据。美国著名经济学家克鲁格曼发表专栏文章称，中国比日本更精明更有威胁力，是美国的战略敌手。中国的竞购收购都是以作为美国潜在竞争敌手的商业行为出现的，应阻止中海油收购尤尼科的交易成功。[3]针对中海油收购，两位共和党议员彭博和亨特率先写信给美国总统布什，要求政府审查中海油提出的对优尼科的收购案，声称当世界能源版图改变的时候，美国应该明白中国政府正在寻求能源的野心。此后又有41名民主、共和两党的议员联名致函布什政府，要求财政部就此案展开调查。从政界到各大媒体一片反对中国收购之声，中国威胁论在美国达到一个新的高潮，直接或间接地导致收购最终失败。#p#分页标题#e#　　当前，人民币升值风波尚未平息，某些西方舆论又在渲染共产主义中国的股市崩盘导致全球股市暴跌。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持续增强与国际地位的提升，中国金融市场进一步整合并加强了开放性，中国资本市场乃至货币市场与全球联动必然随之加强，而后者是否会导致下一阶段的中国金融威胁论？目前答案虽不确定，却也初露端倪。　　从经济总量威胁论到贸易、资本威胁论，中国经济威胁论愈演愈烈，呈阶段性递进式扩大发展，其发展过程正吻合中国国际经济地位的逐步提升，即从中国经济总量大幅增长，到国际贸易力量增强，再到国际资本力量的强大的过程。由此，是否可以得出一个阶段性结论：中国国际地位的提高与国家形象存在负相关的关系？　　 　　二、国家国际地位相对变化带来的形象悖论　　　　当前，关于广义上中国威胁论的叙述往往在因果关系上造成一种错觉：即首先有中国强大，其次才有中国威胁论甚嚣尘上。中国强大是原因，而中国威胁论是结果，因此国际地位的变化是国家形象改变的因变量。诚然，国家形象，包括经济形象、军事形象、社会形象等，都随着国家国际地位的变化而发生改变。但是，影响国家形象的要素包括认知者，认知对象和认知情境。中国作为认知对象仅仅是国家形象的影响因素之一，而西方国家作为认知者具有自我认知意义的信息选择过程在此发挥的作用至关重要。从此强则彼弱、此得为彼失的传统国际政治逻辑来看，一国的国际地位升高，他国则倾向于选取威胁性信息，该国的形象则趋负面。然而，认知不仅仅是简单的实力判断，决定认知方向的还有意图判断，两个国际地位相当的国家可能由于假设其意图的不同而导致截然不同的认知结果。在此，潜意识层次的文化选择过程起着重要作用。在特定历史时期，国家对威胁的理解取决于历史背景，而国际地位的变化则是历史背景中的关键性因素，它不仅仅是自身国际地位的变化，更意味着以认知者为坐标的相对国际地位变化。中国国家形象与中国国际地位的相对变化存在复杂的互动模式。在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世界，根据对认知对象实力和意图的双重判断，也根据认知者自身实力的变化，历史上中国国际地位变化造成外界对中国国家形象的认知共存在六种模式： 　　模式一：认知对象国际地位相对较高+认知者国际地位相对较低+两者关系处于中性状态国家形象正面化趋势。古代中国是世界第一的经济强国，丝绸等奢侈品贸易间接建立了古代中国繁荣强盛的形象认知，论及中国的著作以赞美为主，而作为认知者的西方实力尚弱小，两者缺乏交往，处于非敌非友的中性状态，此一时期中国国家形象为正面。　　模式二：认知对象国际地位相对较低+认知者国际地位相对较高+认知对象处于被认知者半殖民的状态国家形象负面化趋势。近代在美国的中国国家形象是极其负面化的，中国人被视为爱搞小宗派的危险罪犯，行动诡秘，不老实而邪恶，[4]甚至被描写成吃狗肉鼠肉，杀害女婴，殴打妻子，没有感情，从不洗澡，不识字的怪人，[5]中国被视为无希望之国，国家形象极其恶劣。 　　模式三：认知对象国际地位相对较低+认知者国际地位相对被削弱+认知对象处于被认知者半殖民的状态国家形象正面化趋势。一战之后，西方精神整体遭到重创，实力相对削弱，丧失了一部分自信心和优越感，不少人再次把目光转向东方，希望在东方文化中汲取克服西方危机的灵感，孔孟、老庄和墨子等中国传统学说中的和谐仁慈与和平兼爱的观念得到关注。虽然这一时期中国依然相对弱小，国家形象却出现了一定的正面化趋势。　　模式四：认知对象国际地位相对较低+认知者国际地位相对较高+两者处于利益同盟状态国家形象正面化趋势。二战时期，美国和中国成为盟国，中国和美国存在极大的共同利益，美国亲华情绪提升，中国在美国的国家形象空前美好，美国对国民党政府提供了大量的经济援助。新中国建立后，美国认为中国已转投社会主义阵营，在美国的中国国家形象开始急转直下。80年代美苏之间、中苏之间均存在矛盾，在一定程度上中美在对抗苏联方面存在共同利益。美国将中国改革开放解读为中国开始向资本主义靠拢，有苏联这个美国最大的敌人作陪衬，改革开放并资本主义化的中国形象显得无比美好，美国公众对中国持赞成看法的人数不断增加。美苏关系缓和后，中国热相应降温。苏联垮台后，在美国的中国国家形象跌回低谷。　　模式五：认知对象国际地位相对较低+认知者国际地位相对较高+两者处于敌对状态国家形象负面化趋势。朝鲜战争时期，中国实力相对弱小，美国实力非常强大，然而只要两者在战场上对立，彼此的国家形象判断就是完全负面的。中国的参战使得中国正式具备了敌人形象，在美国的中国国家形象跌入最低谷。在1968年的一次民意测验中，中国在所有国家中被喜欢的程度排在最末，其形象是无知、好战、狡猾和背信弃义[6]。 　　模式六：认知对象国际地位相对上升+认知者国际地位相对不变+两者存在竞争国家形象负面化趋势。此种情况即前文所述的中国经济威胁论。　　上述六种认知模式可以通过以下的简表来显示相互联系：　　　　上表为中国在美国的国家形象设定了两个变量：中国相对美国的国际地位（变量A）和两国关系总体状态（变量B）。影响国家形象的所有变量不仅限于AB，亦包括国家性质、国家行为等其他因素，本文对变量进行了简化，将国家形象的影响因素限定在AB，且将条件简化为地位相对较高或较低，将国家形象的整体状态简化为正面化或负面化。AB两个变量不同搭配导致的六种模式并非国家形象变化的所有模式，基于尊重史实原则，仅选取历史上确实存在过的模式进行理论归纳。经上表的对比归纳，国际地位变化和国家形象的关系体现为三个悖论：　　悖论一：国际地位与国家形象既非正相关，也非负相关，国际地位上升不一定导致负面国家形象，国际地位下降也不一定导致负面国家形象。认知对象国际地位相对较低的时候，国家形象可能存在正面化趋势，也可能存在负面化趋势；认知对象国际地位相对上升或较高的时候，国家形象也同时存在正面化和负面化两种完全相反的趋势。#p#分页标题#e# 　　悖论二：从趋势上考察，在认知对象国际地位相对上升的情况下，存在两种完全相反的可能：1.如果认知对象处于已被认知者征服的状态，且由于认知者的实力下降带来认知对象的国际地位相对上升，此时认知对象的国家形象可能存在正面化趋势；2.如果认知者和认知对象处于相互竞争状态，且由于认知对象的实力上升而导致认知对象的国际地位相对上升，则会导致认知者对认知对象的威胁性认知，国家形象可能存在负面化趋势。　　悖论三：在国际地位相对稳定的情况下，国家形象也可能存在完全相反的变化趋势，这受两者关系总体状态的影响，即涉及性质判断问题：1.认知对象国际地位相对较低时，如果认知者对认知对象的性质判断是被征服者或敌对者，那么认知对象的国家形象则趋负面。如果认知者对认知对象的性质判断是同盟者，那么认知对象的国家形象则趋正面；2.认知对象国际地位相对上升时，如果认知者对认知对象的性质判断是被征服者，那么认知对象的国家形象则趋正面。如果认知者对认知对象的性质判断是竞争者，那么认知对象的国家形象则趋负面。　　　　三、小结 　　　　认知结果究竟由主观主导还是由客观决定，这是个问题。从机械唯物主义的角度出发，似乎是中国国际地位的提高这一客观事实导致了中国经济威胁论，然而国家形象作为一种心理认知结果更多地取决于认知者的主观因素。国际地位并不直接决定国家形象认知的方向，而是根据认知者对认知对象性质判断的不同产生微妙影响，同一种国际地位可能导致完全不同的形象认知结果，中国国际地位的提升不一定必然导致国家形象的负面化。　　表面上看，中国威胁论及在美国的中国国家形象负面化趋势以中国的强大和国际地位的提高为前提，具有一定的条件性，但是究其根源却发现其逻辑根本不能成立。中国经济威胁论始兴于美国乃是6.4风波后不久的九十年代初，而中国经济总量开始迅速增加却始于八十年代。这个耐人寻味的事实从一个侧面说明，国家形象的决定性因素似乎并不仅仅是中国国际地位本身，而是美国对中国国家性质的判断和固有心理定位。在中国经济威胁论这一广泛流传的术语中，存在根本性的倒错：造成威胁的并非是中国经济的迅速发展，而是某些大国对中国崛起的主观认知。实如以亨廷顿为代表的文明冲突论所指：非我族类，就是威胁。　　 　　注释：　　[1]RichardHalloran,TheRisingEast,ForeignPolicy,Spring1996.　　[2]KeithBradsher,LikeJapaninthe1980s,ChinaPosesBigEconomicChallenge,TheNewYorkTimes,March3,2005.　　[3]PaulKrugman,TheChineseChallenge,TheNewYorkTimes,June27，2005.　　[4]施显克：《外国的美国人》，上海译文出版社，1992年版，第11-12页。　　[5]JuliaRalph,AloneinChinaandOtherStories,NewYork:HarperandBrothers,1897,P.141. 　　[6]GallupPoll,1972.　　（作者简介：复旦大学应用经济学博士后，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与外交事务研究院讲师，博士，上海，200083）　　收稿日期：2007年3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