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505战国中晚期魏国铜器制度新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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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战国中晚期魏国铜器制度新考（首发）有虞同（吉林大学古籍所）黄盛璋先生曾撰文考证了战国时期三晋铜器（不含两周）铭文所反映出的制度问题。黄盛璋：《三晋铜器的国别、年代与相关制度问题》，《古文字研究》第十七辑，中华书局1989年，第1——66页。以下简称为“黄文”。根据黄文的研究，三晋铜器的铸造方面已经有一套完整的监、主、造三级制度，“监造中央以司寇、司马、封君，地方以令，同于三晋兵器（多出司马），它国未见；主造除工师见于秦铜器外，其余它国亦不见；制造惟冶及冶客见于东周铜器。”（第52页）客观地说，黄文的这一结论为进一步研究三晋铜器制度奠定了基础。随着新资料的不断公布以及文字释读水平的提高

2、，学界对三晋铜器的监造制度有了新的认识，黄文的结论已有了局部修正的必要。比如，收录了非三晋文字的“原氏扁壶”，对“襄阴鼎”的国别判断有误；所谓的“冶客”实应释读为“斪（斠），客（格）”，吴振武：《新见十八年冢子韩矰戈研究——兼论战国“冢子”一官的职掌》，陈昭容主编《古文字与古代史》第一辑，台北中研院史语所会议论文集之七，2007年，第323页。与铸造制度无关（这已为下文将要介绍的“十六年邢丘令鼎盖”铭文所证实）；安邑下官锺的“十年”等文字实为韩国另刻的铭文，而所谓的“冶吏”应释为“左史”（即任府佐的史[狄]），李学勤：《荥阳上官皿与安邑下官锺》，《文物》2003年第10期，第79、8

3、0页。实际并不存在“冶吏”这一级制造者，等等。此外，在当时的资料条件下，黄文也无由考察三晋各国的铜器制度在不同时期的变化。新资料的发表使得考察战国中晚期三晋铜器制度的变化问题有了切实的可行性、必要性。本文拟先考查资料较为丰富的魏国铜器及其制度，韩、赵两国待另文详述。为行文方便，释文多用宽式；常用的资料书使用简称，文末附有“简称对照表”以便核检。目前所见魏国有铭铜器的制造大致可分为魏都与地方政府、封君贵族两个系统。魏国都城大梁制造的铜器有魏惠王时期的《集成》2609—2610号的“二十七年大梁司寇鼎”、2746号的“7梁十九年亡智鼎”，李学勤：《论梁十九年鼎及有关青铜器》，《古文字论集

4、（一）》，第2、3页，《考古与文物》丛刊第二号，1983年。以及9707号的“安邑下官锺”等。这一时期地方制造的铜器有《集成》2527的“三十年虒（？）令鼎”、2611的“三十五年虒（？）“虒（？）”字之释可疑，或将鼎铭“虒”地与《汉书·地理志》上党郡铜县的“上虒亭”、“下虒聚”联系在一起，也很可疑，说详另文。令鼎”，裘锡圭：《<武功县出土平安君鼎>读后记》，《考古与文物》1982年第2期，第53页。李学勤：《论梁十九年鼎及有关青铜器》，第2页。以及2693号“二十四年合阳鼎”，另有2577号“十七年坪阴鼎盖”可能晚至襄王时。吴良宝：《十七年坪阴鼎盖新考》，《中国历史文物》2007年

5、第5期，第6页；《战国魏“合阳鼎”新考》，《考古》2009年第7期，第62页。魏国地方城邑铸造的铜器还有《集成》2240号“十年弗官鼎”、2308号“内黄鼎”、2242“垣上官鼎”与《新收》367“垣上官鼎”、《中日》630号“朝歌下官锺”，以及《新收》9997“二十七年宁皿”、1488“二十三年襄平鼎”等铜器。前五件器中的地名是置用地的可能性很大，其年代可大致推定在战国中期（详后）；后两件器从纪年数字、不记监造者等因素推断，铸造时间在魏惠王或襄王时的可能性很大。这些资料（除去只记置用地的各器）表明，魏惠王时期铸造的铜器，国都实行的是司寇监造、啬夫主造的制度，而不记具体的制造者“冶”

6、，地方城邑则实行“令、视事、冶”三级制（个别的只记铸造地、年代）；大约到了魏襄王时期，地方的铸造制度已改为“令、工师、视事、冶”，县令之下增加了“工师”作为主造者。魏国封君制造的铜器有《集成》2793号“二十八年坪安君鼎”、2764号“三十二年坪安君鼎”、《新收》1818“坪安少府鼎足”以及《集成》2773号“安君鼎”、2451号“宜冢子鼎”（梁上官鼎）、2304号“长侯私官鼎”、《珍秦》“信安下官鼎”等。据考证，长（信）侯是魏安釐王时的相邦；郭沫若：《金文余释之余》“长信侯鼎”条，《郭沫若全集·考古编》第5册，科学出版社2002年，第458页。宜应指《战国纵横家书·二六·见田仆于梁

7、南章》的魏安釐王时贵族宜信君的封邑；黄盛璋：《试论三晋兵器的国别和年代及其相关问题》，《考古学报》1974年第1期，第19页。裘锡圭：《<武功县出土平安君鼎>读后记》，《考古与文物》1982年第2期，第53页。见于《战国策·魏策二》的（信）安君可能是魏襄王时的封君。《魏策二》“秦招魏相信安君”章的信安君的年代，学者间的意见不一。清代学者顾观光《国策编年》定为魏襄王八，于鬯《战国策年表》定为魏安釐王十八年。缪文远等学者疑此章策文为拟托之作，见：《战国策考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