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社会的读书风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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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宋朝社会的读书风尚作者：周宝荣    　　摘要　　随着雕版印刷的日渐普及，图书出版空前繁荣。在宋仁宗中期，实现了出版形态的转变，中国社会进入“印本时代”。宋初诸帝，听政之暇皆好读书。皇帝身先垂范地读经研史，右文抑武的政策引导以及“满朝朱贵紫，尽是读书人”的仕途诱惑，促使“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观念在全社会迅速传播开来。读书就等于走向富贵，宋朝人不断用勤奋与激情演绎着这个并不确定的公式。当读书成为生活乃至生命的一部分，进而由向往演化为精神时，它就脱胎成社会风尚。　　关键词宋朝；读书；出版；印本时代；社会风尚　　宋朝统治者基于“王者虽以武功克定，终需用文德致治”[1]的思想认识，“兴文教，抑武

2、事”，[2]形成了“以文化成天下”的基本国策。教育重心下移，造就了大量的读书人；出版业空前繁荣，书籍的获得变得比较容易。这一切使读书成为宋代的社会风尚。 雕版印刷的兴盛及印本时代的到来　　长期以来，学术界围绕着“雕版印刷术的起源”争论不休，武汉大学曹之先生在《雕版印刷起源说略》一书中对关于中国古代雕版印刷起源的各种学术观点（“东汉说”、“晋代说”、“六朝说”、“隋代说”、“唐初说”、“唐中说”、“唐末说”、“五代说”）进行了详细的梳理，并且提出了“往前推溯”的探究原则。他反对把雕版印刷发明的时间同普及时间混为一谈，认为任何发明创造从产生到应用都需要一个过程，雕版印刷也不例外。笔者在欣然接受“

3、往前推溯”这一原则的同时，感慨曹先生像许多传统的出版史学者一样，高度关注印刷技术而没有更多地关注印刷技术给出版形态带来的变化。有鉴于此，笔者将把中国出版史上“印本时代的到来”作为一个重要的问题加以研究。　　在大量历史文献中，北宋科学家沈括的记载常常引起人们的高度重视。沈括在《梦溪笔谈》中说：“版印书籍，唐人尚未盛为之。自冯瀛王(即冯道)始印五经，已后典籍，皆为版本。”[3]当代学者李彬称赞：“沈括在《梦溪笔谈》中对此所做的概括，还是比较合实际的。”[4]其实沈氏之说前半截符合实际，后半截“皆为版本”肯定不对。遗憾的是此种观点得到一些出版史学者的高调附和。河北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田建平先生在《中国

4、古代出版传播方式及其价值》一文中提出：“唐末五代雕版印刷出版占据主导地位。”[5]　　雕版印刷是传播媒介的革命，它使书籍出版告别了抄写时代，具有了近代出版的指向，对士人的读书生活产生了重大影响。一代文豪苏轼在《李氏山房藏书记》中写道：“余犹及见老儒先生，自言其少时欲求《史记》、《汉书》而不可得，幸而得之，皆手自书，日夜诵读，惟恐不及。近岁，市人转相摹刻诸子百家之书，日传万纸。学者之于书，多且易致如此。其文词学术，当倍蓰于昔人……”[6]苏轼此文作于宋神宗熙宁九年（1076）十一月，文中所言之“近岁”，是指宋仁宗至宋神宗这一雕版印刷迅猛发展、学术空前繁荣的时期。　　景德二年（1005），虽然国

5、子监祭酒邢昺（932-1010）就雕版印书之事向宋真宗作专题汇报说：“国初不及四千，今十余万，经史正义皆具……今板本大备，士庶家皆有之。”[7]但印本书还远未走入士人的读书生活。苏轼的祖父苏序（973-1047）。虽未有机会出仕，但却颇有学养，苏轼后来曾以“门前万竿竹，堂上四库书”[8]夸示。其实，苏序的藏书并不多，四库乃经史子集分类，概指也；并不像后世之动辄万卷，卷则是确数。关于这一点，明代学者胡应麟总结说：“魏晋以还，藏书家至寡。读《南》《北史》，但数千卷，率载其人传中。至《唐书》所载，稍稍万卷以上，而数万者尚希。宋世骤盛，叶石林辈弁山之藏，遂至十万。盖雕本始唐中叶，至宋盛行，荐绅士民有

6、力之家，但笃好则无不可致。”[9]这段史料常被治史者引用，但笔者觉得“至宋盛行”之说过于笼统，必须作进一步的探究。　　针对胡氏这段文字，笔者有两点需要特别说明：一是胡应麟的观点并不成熟，因为他还有另外的说法：“雕本肇于隋时，行于唐世，扩于五代，精于宋人。”[10]二是胡所提到的叶石林，即叶梦得（字少蕴，1077-1148），是北宋晚期、南宋初期著名的藏书家。　　生活的时代比邢昺晚,比苏轼、苏辙兄弟早的欧阳修（1007-1072），童年时曾寄居随州，发现了一本雕印的《昌黎先生文集》，珍爱有加。他记载说：“予少家汉东。汉东僻陋，无学者；吾家又贫，无藏书。州南有大姓李氏者，其子尧辅颇好学，予为儿童

7、时多游其家。见有弊筐贮故书在壁间，发而视之，得唐《昌黎先生文集》六卷，脱落颠倒无次序，因乞李氏以归。读之，见其言深厚而雄博。……集本出于蜀，文字刻画，颇精于今世俗本，而脱谬尤多。凡三十年间，闻人有善本者，必求而改正之。其最后卷帙不足，今不复补者，重增其故也。”[11]欧阳修后来成为文坛盟主，有许多聚书的便利条件，所以“藏书万卷”。但他对自己少年时代拥有的第一本印本书别有一番笃深的感情，曾说：“予于此本，特以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