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晖：法家与“秦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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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秦晖：法家与“秦制”秦晖：法家与“秦制”一、影响“中国社会”的思想在哪？传统的思想史研究主要关注典籍中的思想，尤其是这些典籍中思想的形而上层面。这种关注当然是有意义的。但是历史进程中真正关键性的还是社会思想而不是典籍思想。并且这里所谓的社会思想不仅是有别于精英的“民间思想”，也包括精英们通过“行为”而不是通过言论著述表达的、往往对社会实际影响更大的那些思想。这主要就是指落实在制度设计与政策思维层面上的思想。二、思想史研究在关注典籍和形而上层面的同时，有必要从“制度化的思想”的角度考虑问题。其一：中国

2、社会之“制度化”的思想安排：儒表法里，法道互补。毛泽东：《读〈封建论〉呈郭老》劝君少骂秦始皇，焚坑事业要商量。祖龙虽死秦犹在，孔学名高实秕糠。百代都行秦政法，十批不是好文章。熟读唐人封建论，莫从子厚返文王。1、儒表与法里制度设计与经典认同过去人们常把儒家文化当成“中国文化”的同义词，但毛泽东却强调“百代都行秦政制”，而“秦政制”恰恰从理论到实践都是极端反儒的。自汉武帝独尊儒术以来，汉承秦制的制度设计与独尊儒术的经典认同之间始终有很大反差。在吏治问题上，儒、法两家的吏治思想几乎是两个极端。儒家的吏治观

3、建立在性善论基础上，以伦理中心主义为原则，主张行政正义优先。而法家的吏治观则建立在性恶论基础上，以权力中心主义为原则，主张行政安全优先。儒家儒家思想产生于东周，那时的中国社会是个以血缘族群为组织形式的社会，《左传》所谓帅其宗氏，辑其分族，将其类丑就是当时国家的真实面貌。儒家之社会基础那时周天子、诸侯、卿大夫到士的层层分封实际上等于一个大家族的辈份、长幼、嫡庶序列，天子之尊主要是伦理性的，并不具有科层化的行政权力结构。这样的族群社会，由天生的血缘亲情推出人性本善，由伦理上的长幼尊卑推出一种人各亲其亲、

4、长其长，则天下平的政治秩序，而且这种秩序是由五服、小宗、大宗这类族缘亲疏观念决定的一种小圈子原则，也就是费孝通说的差序格局。族群社会为血缘纽带的结合、宗族亲情—父权的伦理关系起重要作用。应当说，这种小共同体本位特征是儒家社会理论不同于法、道、墨、杨等时论、也不同于现代公民文化的最关键之点。亲疏不同，人际关系中的权利与义务也不一样。这些权利与义务表现为一种温情脉脉的父权——父责统一体，君臣间也如父子一样，受“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关系支配，即君要像个君，臣才能像个臣；父要像个父，子才能像个子；君不

5、君则臣不臣，父不父则子不子。“父慈、子孝、兄良、弟悌、夫义、妇听、长惠、幼顺、君仁、臣忠。伦理政治并不“绝对专制”显然，这种关系对双方都有约束，所以原始儒家虽然讲君权父权，但并不等于绝对专制。相反，从上述原则中还可以推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其君”之类的“民本思想”。后世儒家由此发展出一套仁政学说：儒为帝王师、教君行仁政，君命来自天意，而天意非神意，天听自我民听，顺天应民之类的说法，都强调行政正义原则的重要性。儒家行政正义优先的原则在吏治观念上的体现，就是强调官吏本身要

6、清操自守、廉洁自律，其施政要以“仁德”为本，反对严刑峻法，以所谓“吏治循谨”排斥法家的所谓“吏治刻深”。但行政正义优先的原则如果贯彻到底，对家天下的专制王朝是不利的。原初儒家理想中的很多东西甚至很难为皇权容忍。根据儒家“贤者居位”的观念，让贤不传子的三代“禅让”之制始终作为理想而受到推崇，后世一些儒家“原教旨主义”者甚至由此推出一种类似柏拉图“哲人王”式的“君儒”观念：春秋时皇帝该孔子做，战国时皇帝该孟子做，秦以后的皇帝该程朱做，明末皇帝该吕子做，今都被豪强占据去了。君儒最会做皇帝，世路上英雄他那晓

7、得做甚皇帝？这样的言论可谓异端之尤，无怪乎清帝雍正会把这种贤者居位说骂为狂怪丧心之论。“圣王”理想中产生从道不从君的人格追求根据儒家“圣道”高于君命、儒为王者师、信仰高于权位的观念，从“圣王”理想中产生“从道不从君”的人格追求。一些天真的士大夫不把自己仅仅看成帝王的家臣，而自认为有“替天行道”之责，由此形成那种东林、海瑞式的清流、清议传统，对君权表现出一定的独立意志。所谓“文死谏”、“强项令”。“洁己沽誉”的“巧宦”海瑞罢官、海瑞骂皇帝式的事情，无论在道德上怎样受到儒家价值观的称许，现实中却很难为君

8、王接受。雍正就特别反感那些操守虽清却不太听话的儒臣，把他们斥为洁己沽誉的巧宦，认为他们比贪官还坏。儒家“人各亲其亲、长其长，则天下平”的观念，体现的是一种“特殊主义”而非“普遍主义”观念，由此导致行政中讲人情、分亲疏、形成小圈子和“差序格局”的弊病，这对中央集权的大一统体制显然是不利的。儒家赞赏容隐、禁止告亲的观念，就与法家禁止容隐、鼓励告亲的做法尖锐对立。儒家之用人：伯乐和千里马。从性善论与伦理中心主义出发，传统儒家在用人上讲究一种由德高望重的伯乐出以公心地推荐贤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