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讯逼供问题的理性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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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刑讯逼供问题的理性思考滕部洲摘要：刑讯逼供在我国屡禁不止，一味严厉打击和严控严防并不能解决民警办案中的刑讯逼供问题，现实状况是查处了不少刑讯逼供案件，处理了不少民警，但实际办案过程仍然出现此现象，究其根本问题没有解决，本文从理性思考，从根本问题着手，反思当前刑讯逼供现象的历史、现象、原因，探索解决刑讯逼供的手段。关键词：刑讯逼供非法取证人权保障理性思考刑讯逼供是指国家司法工作人员（含纪检、监察等）采用肉刑或变相肉刑乃至精神刑等残酷的方式折磨被讯问人的肉体或精神，以获取其供述的一种极恶劣的刑事司法审讯方法。刑事诉讼法第43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

2、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中第61条、国家法定的法律监督机关——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140条等法律条文均有明确规定禁止刑讯逼供，但在司法实践中，刑讯逼供和暴力取证等违法侦讯行为却依然仍普遍存在。这是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社会的目标背道而驰的。一、我国刑讯逼供的历史在中国漫长的古代社会中，诉讼制度一直是国家司法制度中的重要部分。在不断总结司法实践的基础上，某些诉讼行为逐渐被规范化和制度化，其中有些制度和规范已经达到了相当完备的程度。虽然有些制度在现今看来是不可理喻的，但在当时却是必要的。古代中国历来重刑轻民，在刑事诉讼中，被告

3、人的口供被认为是最重要的证据，在当时的侦查条件下，当用情讯得不到口供时，为逼取口供对犯罪嫌疑人实施刑讯逼供，成为查明案情的必要手段。刑讯制度在中国古代施行了几千年，可以这么说，中国古代刑讯制度的产生和发展是有其一定的必然性的。1、我国古代的刑讯逼供从目前已知的资料看，刑讯逼供制度起源于西周。商周时期是中国法制史上的一个极其重要的时期。当时神权法开始动摇，人判法开始确立，重人意识开始取代重神思想。在司法制度上，诸如“五听”、“三刺”制度都是西周诉讼制度中的精华。  秦代厉行法治，推崇严刑峻法，在司法实践中滥用刑罚，刑讯走向了极端，但这一时期刑讯制度

4、也有所发展。这一时期实行的是有条件的刑讯，并使其制度化了。所谓“治狱，能以书从迹其言，毋笞掠而得人请为上；笞掠为下；有恐为败。”（《睡虎地秦墓竹简》）也就是说，在诉讼中，能根据记录的口供追踪盘问，不用拷打的方法得到真实的情况，这是上策；用施用刑讯的办法得到的案情，是下策；因为恐吓而搞不清案情的，是审判的失败。虽说秦律对刑讯有严格的要求，主观上是在防止滥用刑讯，但由于秦是以“法治”和“重刑”作为法制指导思想，统治者奉行的是极端化的重刑原则，故而在司法实践中，滥用刑讯的现象普遍存在。  汉朝受儒家“德主刑辅”思想影响，儒家所提倡的慎刑思想开始复燃。这

5、一时期肉刑被废除，中国的刑讯制度得到了发展，各方面都开始规范化。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长期处于分裂割据状态，儒家思想又一次面临了挑战，刑讯制度又开始盛行，并且出现了一些新的非常规的如“测罚”和“测立”等刑讯逼供方法。  到了唐朝，儒家思想被统治者大力弘扬，这一时期的刑讯制度已经十分完备。唐律规定“诸拷囚，限满而不首者，反拷告人。其被杀被盗家人及亲属告者，不反拷。拷满不首，取保并放。违者，以故失论。”这些规定可谓极其详尽，当然在司法实践中，法律条文无法束缚住酷吏们对刑讯的滥用，出现了诸如周兴，来俊臣之流以严酷著称的酷吏。法外用刑有愈演愈烈之势。  宋

6、在沿袭唐律的基础上，刑讯制度有了某些发展，概括起来有：第一，关于刑讯限制方面。地方官对于案件勘察属实时，不能进行刑讯。只有在勘验情况与原告供词不同或者赃证都不招供认罪时，方可进行拷掠。第二，关于刑讯中司法官回避制度的规定。“诸鞫狱官与被鞫人有五服内亲，及大功以上婚姻之家，并受业师，经为本部都督、刺史、县令，及有仇嫌者，皆须听换。推经为府主，亦同。”第三，加重了司法官刑讯责任的规定。第四，明确拷讯囚徒十日内致死要负刑事责任的规定。  明朝虽然法律上有明确的规定，但在司法实践中，重刑滥讯，刑讯逼供现象相当普遍。尤其是到中后期“厂卫司法”的出现，厂卫特

7、务组织的酷刑行为到了令人发怵的地步。清代虽然没有明朝厂务特务组织那种非法残酷刑讯的现象，但酷吏文化的心理却早已定型。因而尽管清律中关于刑讯的严格规定也相当详细，但法外刑讯的滥用并没有有效的减少。相反，还不停地创造出种种法外刑，以折磨囚徒的身心，达到逼供口供的目的。随着专制的加剧，明清末世，酷吏滥用之风使得人们对于诉讼的恐惧感达到了极致。  从以上可以看出，中国古代的刑讯制度，在长期的司法实践中经历了一个逐步发展逐步完善逐步规范的过程。在当时的条件下，经过精心设计的刑讯制度有其科学性，是查清案件的重要手段，有其存在的合理性，但是在司法实践中，司法官

8、常常违法滥用刑讯，制造冤案，破坏了国家的法制，给人们造成了一种误解，刑讯与冤假错案之间有必然的联系。二、我国为遏制刑讯逼供所做出的努力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