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好的大学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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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什么是好的大学课程？　　摘要：好的大学课程，应能结合学科特性，融汇特色方法，采用过程结果评价模式，将知识的掌握与能力的训练妥善地整合为一体，突破传统知识灌输式教学的禁锢。更为重要的是通过教学互动，启迪学生领悟隐藏于课程讲授背后的“道”，将学生引向“什么是我的支点”的人生追问，从而使课堂不仅成为知的殿堂，更为德的指南。这种教学理念，既是第二届高校青年教师教学竞赛遵从的评价标准，也是古往今来备受推崇的教学最高境界。它的实现，亟须关注教学的配套制度保障。　　关键词：大学课程；知识；能力；悟道；制度保障　　2014年8月26―29日，中国教科文卫体工会与教育部教师工作司联合举办第二届全国高

2、校青年教师教学竞赛。经过校赛、省赛的层层选拔，来自32个省市（包括新疆兵团）的96位选手，分为人文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基础学科、自然科学应用学科三个小组，逐鹿于武汉华中农业大学。笔者获得了人文社会科学小组第一名的佳绩。　　而今，参赛时的紧张、兴奋早已褪去，但对教学的体悟与感触，却如潮水般奔涌激荡，久不能复。参赛之前凭着对教师职业的敬重与担当所累积的一些碎片化的教学经验，在赛事训练与赛后教学中，砥砺、升华，渐成一幅清晰的教学蓝图。　　承载蓝图的主轴，就是教学理念。　　一、授业、解惑，是否为大学课程的全部？　　在省赛颁奖仪式上，浙江大学本科生院常务副院长陆国栋教授的一句话，可谓醍醐灌顶：

3、“什么才是好的大学课程？”　　这个问题，笔者此前从未清晰地向自己提出。虽然在以往的教学时光里，作为教师的自己，也曾无数次追问“你能给学生带来什么？”一场行政法知识的盛宴？说来惭愧，在知识爆炸的时代，就连自己，也不敢宣称行政法知识的全面掌握，又如何能确保学生得到事无巨细的传授？更何况，从无法律人以熟记条文或教材见长于职场，优胜劣汰中，胜出的，永远是活用知识、妥善解决纠纷的法律职业群体。因此，笔者的行政法课程讲授，重在塑造行政法律思维、训练学生解析行政纠纷的能力，而不是围绕教材的刻板宣讲。教材不是课程资源的中心，它只是课堂学习材料的一部分。因为现代教学再不可能是单向的传输过程，而是教师

4、和学生围绕文本互动生发出的多种意义的一种活动[1]。　　为了实现这两项教学目标，整个行政法课程离不开三种教学方法：精致的规范分析、互动的案例讨论与专业的学理支撑。　　规范分析是思考的起点与归宿。作为法学院的本科生，他/她必须首先围绕着现行法律制度展开分析，才能避免外学科知识与法学知识的篡位，并迅速地进入法律职业人的共同话语体系。2014年10月24日，台湾地区的民法学界泰斗王泽鉴教授在北京大学法学院做报告时，曾经批评：“大陆学生上课都不带法条”，其所关切的即为规范分析方法的重要性。当然，大陆法学院学生不带法条已非普遍现象，至少在笔者任教的浙江大学光华法学院已成淘汰式。　　案例讨论，

5、强调开放与论证过程，以提问引发思考，以误区作为警戒，以论辩展现多元。本科生的社会经验相对缺乏，学习时容易死记硬背相关知识点，缺乏灵活运用能力。因此，课堂讲授应借助案例教学方法，引导学生充分领会法学作为实践科学的特性，在解决行政纠纷的过程中培养法感。需要注意的是，案例教学的重心，不在于以生动的事实描述抓人眼球，而在于反复训练法律适用的三段论思维。　　学理探究，意在引导思考的深度与精度，并借助延伸阅读和课后思考，巧妙地联结教材与专著、拓展课内至课外。本科法学教育中，学生往往重技能而轻学理。殊不知，行政法学基础理论的掌握程度，不仅是进一步展开法学研究的基石，亦对个案处理技艺有直接的影响。

6、因此，教学过程中应通过对比分析、理论分析，不断向学生展现行政法学基础理论与行政纠纷个案处理的内在联系，不仅培养学生学以致用的能力，更激发学生课外进一步学习的热情。　　与此同时，为配合上述教学方法，需要打破传统的期末定终局的测评方式，采取过程结果式评价模式──平时课堂的开放讨论占期末总成绩的30%，期末考试占70%。一开始，总会遇到学生羞于发言的尴尬。对此，笔者摸索出了一个小窍门：尽量记住班上每一位同学的名字，努力回想起每一位同学曾经的回答。这对于教师并非易事，尤其遇到大班上课的情形。所以，笔者会在每次课前花十分钟复习学生名单，重温上次提问情形。尽管这加重了教学负担，但每当熟练地叫出

7、学生的名字，并有针对性地点评他（她）相较于前一次回答取得的进步时，学生的眼里流露出的是被尊重、被关注的惊喜目光，之后的课堂讨论也会更加主动和积极。至于课程期末考试，采用的是开卷的案例分析形式，学生可以携带任何法典、教材、论文，但必须在给定的两个小时时间内解决案例列出的所有问题。这就要求学生虽不必对法律规范倒背如流，却需对行政法律体系的整体框架与基本安排驾轻就熟，更为重要的，是灵活运用法律解释与漏洞填补的技能，分析个案中的权利义务关系，作出合法性或正当性判断。如此，就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