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中国现代经济史若干问题研究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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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近年来中国现代经济史若干问题研究综述董志凯近年，中国现代经济史研究继续贴近当代中国经济开展研究工作。在加强宏观调控和探索政府经济职能转变的背景下，从历史的角度研究政府对经济的作用正在深入。从统筹的角度特别是城乡统筹的角度研究工业化、“三农”问题、收入分配、消费和社会保障、金融、产权等方面的历史有所发展。在前些年注重体制研究的基础上，对于经济增长与发展的研究正在突出。在研究方法上，研究者注意拓宽视角，从社会、文化意识形态、跨时期的角度研究经济史正成为趋势。一、对新中国建立初期和计划经济时期的研究1.新民主主义经济新民主主义经济仍然是改革开放前经济史研究的一个热点。朱佳木、薛汉伟、王文章等人认为，

2、新民主主义经济是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并存的“双轨制”，它的内在矛盾推动着新民主主义加速过渡到社会主义和计划经济，以优先发展重工业为中心环节的赶超战略的实施对这一加速具有决定性的影响。[1]张徐乐、吴景平等人认为，上海不同层次的私营金融业在走向公私合营的共同目标中，政府采取了导向联放、联营和联管的循序渐进的谨慎政策，体现了中国私营金融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历史必然性和复杂性。上海外资企业的改造也是成功的，商业协议是一种循序渐进的方式，解决了企业所有权问题，避免了日后在此问题上可能产生的外交纠纷。[2]1950～1952年期间的土地改革运动，使用了坚定原则性与高度灵活性结合的手段，指导思想和具体政策步骤方

3、面较之民主革命时期在划分阶级成分方面有11点新精神，在对待富农的政策方面有4点新内容，在土地财产的分配政策方面有6个新特点。这些政策改进减轻了社会震动。[3]1950年初，围绕东北富农的争论焦点是能否允许富农经济发展，其实质则是何时开始社会主义步骤。[4]无论是关于东北富农问题的争论，还是围绕山西省委关于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分歧以及对新税制的批评，毛泽东的一个基本不变的观点是在新中国成立后，应当触动私有财产，逐步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5]2.工业化战略、工业化建设和建国初期的社会主义道路朱佳木、董志凯、师吉金等人认为，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战略虽然存在一定历史局限性，但总体看，正是优先发展重

4、工业的战略抉择和向社会主义的提前过渡，使中国抓住了历史机遇，加快了工业化的进程。20世纪50年代中国加速推进农业社会主义改造是工业化发展战略的逻辑结果，在这场运动结束后毛泽东对农业与工业化相互关系的思考有很高的理论价值。20世纪50年代，以156项建设为代表，工业建设成为国外技术向中国转移的主要途径。在编制和实施一五计划前后，中国在经济方面学习苏联的重点是工业部门和企业，但中国经济的整体情况并没有完全照搬苏联的模式。苏联技术首先随着援华建设的工业项目来到中国，通过引进成套机器设备、工艺和产品设计，中国工业在原材料、能源、机械、电工、兵器等产业领域较快地形成了生产能力，从而奠定了中国现代技术和工

5、业化的基础。与此同时，1949年至1956年，随着中国社会的剧烈变动．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心理也发生着变化：从过渡时期总路线公布后的犹豫彷徨，到最后接受社会主义改造，走上社会主义道路。[6]3.计划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实施1953年，中央制定实施具有统制经济特点的统购统销政策，是为了缓解粮食供求紧张，而不仅是为工业发展积累超额资金。这项制度对保持物价稳定取得了极大成功，后经毛泽东理论提升，统购统销政策成为社会主义经济的重要分支。[7]梁胜宇指出，新中国建国初期面临的国际环境和经济发展水平是决定我国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形成的主要因素。在资本极度匮乏和生产要素不足的国情制约下，通过建立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以

6、集中全国有限的人才、资金和投资品进行重点建设，是一个合乎历史逻辑的选择。社会主义实行计划经济的理论要求和当时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功经验，也成为缺乏经济管理经验的中国向苏联学习、逐步形成计划经济体制的理论来源和现实途径。[8]4.大跃进和调整对于共和国史上“大跃进”一词的应用和内涵的探讨：周恩来首先用“跃进”说明1956年的经济发展速度，毛泽东则用它与1956年周恩来等的“反冒进”相对立。1959年，毛泽东、周恩来曾先后对“大跃进”一词加以量化，但量化的指标仍是不切实际的高指标。[9]大跃进中把人的主观能动性无限夸大，结果事与愿违。当时，在国民心理素质不高、商品经济严重受阻、制度存在严重弊端的情

7、况下，任何一个人都会犯类似错误。[10]张海东、陈东林等人认为，1959~1961年期间，气候总的来看对农业十分不利。从气象灾害造成的损失来看，1959年和1961年为损失偏重年份，1960年为损失严重年份。三年经济困难的主要成因，1978年前一直错误地完全归咎于三年自然灾害。但近年来国内外又有文章认为这三年根本没有自然灾害，“人祸”即决策错误是惟一的原因。用计量方法分析当时农村因灾减产、因决策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