诏书不可承受之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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诏书不可承受之重（《立宪时刻：论<清帝逊位诏书>》）辛亥百年，学界再次掀起研究辛亥革命的热潮。这一次，焦点不仅仅凝聚在革命党身上，作为革命对象的清室以及作为第三方出现的立宪派不再只是革命党身边的陪衬，而是堂而皇之地进入主流的研究范围。回首百年，历史学再一次拓宽了它的视野，让我们能够更加完整、更加全景也更加深刻地理解辛亥百年。 即使在这一背景下，《清帝逊位诏书》仍然是个冷门，不过是为清室下台争一个体面而已，似乎没有什么研究的余地。然而，高教授并不这样认为。在他看来，《清帝逊位诏书》不仅仅只是一个简单的退运文件，而是与《临时约法》一起共同构成了中华民国开国的宪法性文件，其意义甚至还超过了《临时约法》。为了证明这一观点，高教授引经据典，在开篇还特意详述了一番革命成功后的立宪时刻并将此作为书名引起读者的重视。在高教授看来，辛亥革命后这个关键的立宪时刻，《临时约法》有着严重的短板，需要《清帝逊位诏书》来加以修补，甚至后者才是民国长治久安的基础。如此厚爱，当年起草诏书的张謇老先生要是泉下有知，不知作何感想，实在是诏书不可承受之重。辛亥年，中国在政治力量无非可分四大类：清室、革命党、立宪派、北洋军。正如诏书所言，武昌起义之后，九夏沸腾，特别是南京临时政府成立之后，南方各省先后宣布独立，革命已成燎原之势。面对革命党的咄咄逼人，清室能否再像当年太平天国时那样渡过危机，关键在于北洋军的态度。南方革命虽然初现燎原之势，但当时革命党要想凭借自己的力量推翻清室几乎是不可能的。从政治上讲，在南方各省独立的过程中，革命党固然是重要角色，但真正的推动力量是自感被清室预备立宪所蒙骗的立宪派，他们本来就属于两头飘摇的中间派。如果清室真心实意地推行君主立宪，他们还是会死心塌地地拥护清室，正是由于清室推行假立宪，立宪派才倒向民国，但是武力革命始终不是他们的主张，一有南北议和的机会绝对不会放过。从军事上讲，革命军几乎可以说是乌合之众，从同盟会历次武装起义失败就可见一斑。武昌起义后，面对北洋军的攻势，革命军并无佳绩。如果北洋军全力进攻，不要说武昌，南京恐怕都难以保全。因此，面对虚弱的清室、飘摇的立宪派、外强中干的革命党，中国的前途取决于北洋军，取决于北洋军的首领袁世凯。素有野心的袁世凯自然不会放过这个天赐良机，于是运用两面手段上下其手，顺利窃得这个偌大的中国。面对革命党武力的孱弱和急于求成的心理，袁世凯给了清帝退位的大果子。面对无助的清室，袁世凯像模像样地争取来优待条例。面对飘摇的立宪派，袁世凯以自己的实力许以民主共和的美好蓝图。因此，清帝退位绝非自愿，而是袁世凯威逼利诱的结果，《清帝逊位诏书》不过只是一份体面的下台文件而已，仓皇下台之时哪有闲情逸致规划这个已经不属于自己的国家，所谓的宪法精神恐怕是起草者万万没有想到的。在这里，不是起草者想少了，而是高教授想多了。自古以来，中国的知识分子都习惯于借古讽今、指桑骂槐。百年来，由于危机的深重和紧迫，中国革命多采用激进手段，造成许多不良的后果。高教授被激进革命所造成的不良后果所苦，憧憬和平建国、民主立宪的美好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学者的观点，但凡在国家危机深重且紧迫之时往往趋向武力激进，而当社会安逸之时则寄情于和平改良。时下虽存在诸多问题，在从历史上看仍不失为太平之世，学界观点倾向改良也属正常，但要是将自己的政治好恶强加给古人，甚至附会在被逼迫出来的《清帝逊位诏书》上恐怕就不太适宜了。诏书中即使有一些与立宪思想相合的语句，恐怕也是张謇这个老立宪派“以公谋私”的产物。除了自己的政治好恶之外，高教授还在清室的脸上扑粉，添加了太多一厢情愿的想象，仿佛清室在一夜之间变成了千古圣君。高 教授认为，根据诏书的内容，清室已经认可了革命的正当性。可是，这个前一刻还在抓捕、镇压革命党的统治者怎么可能在瞬息间幡然醒悟？对于共和政体，诏书中固然有“南中各省倡议于前”，但更重要的是“北方诸将主张于后”，失去统治支柱的清室为保全优待条件被迫选择退位。自从周公天才地发明了天命说之后，与历朝历代的末代帝王退位一样，清室退运也需要找来天命人心作为遮羞布，装出一副“人心所向，天命可知，何忍因一姓之尊荣拂兆民之好恶”的圣人模样来。更有甚者，高教授认为清室退位是为了避免百姓陷于战火的大义之举，更是不知从何谈起。如果清室如此伟大，当年洪秀全振臂一挥，咸丰帝就可以逊位了，何以打得江南涂炭？从连立宪派都伤透了心的预备立宪骗局来看，清室从来就没有立宪共和的诚意，万般无奈之下才搞出一个《十九信条》。无论从理论上讲《十九信条》多么先进，对于一个信用全无的王朝来说，只是一纸空文，作为下台文件的《清帝逊位诏书》也不可能带有多少立宪共和的诚意，日后的张勋复辟更是证明清室的字典里从来就没有什么立宪共和。为了证明诏书的宪法性，高教授还搬出了社会契约论。可是，优待条件哪里是什么社会契约，不过只是袁世凯诱使清室退运的交易条件而已，连革命党在北洋军面前也只是被动的接受者，何来社会契约之说？后来，张勋闹复辟，清室积极参与，失败之后与北洋政府的合同终止也属咎由自取。在高教授看来，清室的精神是崇高的，逊位本身自然也就成为所谓的“光荣革命”，只不过毁于北洋军阀的倒行逆施和激进革命的闹腾。殊不知，英国光荣革命的成功在于深厚的社会基础，一个尚未进行大规模民主启蒙的古老国度何来光荣革命的基础？北洋军阀这些脱胎于专制王朝的旧官僚显然靠不住，缺乏经过民主启蒙的广大民众的动员，纵然宪法文本再完善也无以自行。激进革命的负面作用虽然显著，但对于危机深重的中国来说，也只有激进革命的煽动性才能对民众进行大规模的启蒙动员，为民主共和的实现奠定基础，任何对于统治者的光荣革命都是不切实际的幻想。武昌首义，南京临时政府开创了民国，近代中国的长期革命翻开了新的一页。高教授认为南京临时政府只代表南方，南北和议之后组建的政府才是合法政府，因为南京临时政府没有清帝授权，更没有外国承认。然而，革命政府的合法性来自于革命对象无异于与虎谋皮。同时，作为一国内政，革命政府的合法性也不需要来自于外国的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没有国民政府的授权，也没有多少外国政府的承认，难道就因此而丧失了合法性吗？高 教授的推理来自于法学理论，但法学理论来自于生活，但绝不能强奸生活。南京临时政府的合法性因其革命性而生，袁世凯的临时大总统及其内阁都是经过南京参议院的同意才取得合法性，袁世凯也多次声明遵守南京参议院制定的《临时约法》。因此，南京临时政府和《临时约法》作为中华民国的正统地位是毋庸置疑的，南北和议后组建的北京政府只能是南京临时政府的延续而不能否定南京临时政府的合法性。回首辛亥百年，学界的研究日渐全面和深入，纵然是翻案史学盛行的今天，我们更应当从历史的深厚基础出发，更加全面地认清历史，看清现在，而不是用现代的主观臆想去强解历史，给历史负上其不可承受之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