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实和文学中恶与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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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现实和文学中恶与希望现实和文学中恶与希望现实和文学中恶与希望现实和文学中恶与希望现实和文学中恶与希望　　在先锋小说写作的叙事图景之中，人性之恶的存在无疑成为作家逼近存在、拷问人性的重要维度。在余华看来，恶自然保有一种对人性之实在状态的释放功能，其中，我们可以深刻地体悟到这世界的真实面相以及人之基本的存在境况。然而单纯地对恶的存在的发现与书写并不能够缓解一位作家内心的矛盾。因为生活在这个世界上，如加缪所言，我们可以直面苦难，但我们更需要在苦难之上永在的阳光。也许因为这样的原因，余华开始写作《活着》这样

2、的作品。他写下了生之苦难，写下了我们对苦难的承受力，写下了我们内心的无奈与坚韧。经由这样的作品的写作，余华成功地为我们塑造了自身作为优秀作家的形象———一个勇于直面存在的真相，又能够在抒写生之苦难的同时为我们讲述阳光的作家的形象。余华因而成为备受批评家推崇亦赢得读者信赖的作家。然而《兄弟》的出版，使得众多批评家无法掩饰他们对余华的失望。这种失望并非是对一位作家写作转型的不满，而是对其精神走向的无法认同。《兄弟》中叙事的狂欢在远离了历史的真实冲击力的同时也疏离了人物命运与历史事实之间巨大的张力。这种写

3、作只能成为话语的狂欢和夹杂着无聊笑声的感性的迷醉。作为余华转型期的作品，《兄弟》注定是令人失望的。就这一点而言，德国汉学家顾彬对中国当代文学整体价值的判定，并不过分。直到刘庆邦的《神木》的出现，这部对恶的现实性与文学中恶的价值书写的作品，为我们提供了反思现实与文学中的恶的范例。当然，这种努力区分或者说展现现实存在与文学可能性之分野的作家，在现代文学史中代不乏人。可以这样认为，《神木》的发表，一方面重构了刘庆邦的文学世界的精神品性，同时，亦改变了当代文学的基本图景。与司汤达的《红与黑》、福楼拜的《包法

4、利夫人》一样，刘庆邦的《神木》也有一个新闻背景。　　据刘庆邦回忆，在动念写作这部作品之前，他曾在《中国煤炭报》上读到这样一个新闻:一些人通过杀别的矿工，然后装成矿工的亲属到处诈钱。同类案件发生了40多起。“一开始并没有被发现，后来发现了，我看了以后觉得这个事情非常极端，非常极端的一件事情。”［1］问题是，这样一个新闻事件究竟触发了作家刘庆邦怎样的一种思考?他说:“我觉得什么叫所谓金钱，人的心灵扭曲，或者金钱使人的人性变异，我觉得这个事情非常能说明问题。”［1］也就是说，金钱所造成的人心灵的扭曲和人性

5、的变异形态，是刘庆邦关注的主要问题。在这里，刘庆邦依赖一个作家的直觉，已然触及当代社会的一个核心问题。这一问题，亦是我们进一步阐释《神木》的思想寓意的基础语境。卢风曾在一篇反思现代性危机的文章中说:“现代性的价值导向不仅是错误的，而且是极其危险的……现代性误导了大众，使大众相信，只有一种实现自我价值和获得社会认同的途径，那便是努力赚钱，尽情消费。”［2］现代性所引发的一个重要的问题是现代人心性的变化，这种变化的基本导向是与盲目追求物质利益相伴始终的，而在这种追求过程中，人的良知、道德感则付诸阙如并且

6、体现出了其在解释世界与规范人的行为时的软弱无力。作为价值规范的道德意识的丧失无疑使得人的物欲无限膨胀，与此同时，人性恶的因素亦随之沉渣泛起并不断冲击着人们生活的普遍秩序。在这样一种精神处境下，“罪感”的缺乏与超验价值的空缺造就了一大批“唯物”的个人主义与利己主义者。这或许是刘小枫在90年代中期呼吁以基督教精神对国人进行“归化”的内在原因。当海子、史铁生、北村等人在他们的作品中彰显信仰之终极价值时，我们亦可意识到，他们面对的，无疑是与刘小枫同样的对现实及人的精神困境的体认与反思以及在此基础上所选择的不

7、同的应对策略。对作家而言，简单地认定这世界恶的存在无疑是比较容易的，他可以选择对恶的批判甚或对人之恶性的膨胀的拒斥。然而仅仅选择对恶的存在的认定或拒斥并不能成为作家最终的策略，他还必须表明自身对这世界的基本存在面相的个人的理解与解释的方式。或者说，他必须能够在认定恶的存在现实的同时，发现仅属于自我的化解或超越人性之恶的精神态度，唯有这种态度的确立，才能表明一个作家的价值立场及其现实意义。如同乔治•巴塔耶指出的:“文学是本质，否则就不是文学。恶———尖锐形式的恶———是文学的表现;我认为，恶具有最高价

8、值。但这一概念并不否定伦理道德，它要求的是‘高超的道德’。”　　在论及艾米丽•勃朗特的《呼啸山庄》时，巴塔耶还进一步指出:“在这对立面(指善与恶)相结合的情况下，恶不再与自然秩序直接对立，而是属于理智的范畴。死亡既是生命的条件，恶在本质上与死亡相联系，也就含糊地成为人的基础。”［3］16依照巴塔耶的解释，在剥离掉现代性的语境之后，我们依然可以感受到恶的存在的根深蒂固与源远流长。巴塔耶对恶的存在的这一发现无疑会使我们深感无奈和窘迫。如果恶注定不可规避，我们将采取怎样一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