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不均衡探讨文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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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北京大学教育学院副教授刘云杉统计1978--2005年近30年间北大学生的家庭出身发现，1978~1998年，来自农村的北大学子比例约占三成，上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下滑，2000年至今，考上北大的农村子弟只占一成左右。清华大学人文学院社科2010级王斯敏等几位本科生在清华2010级学生中做的抽样调查显示，农村生源占总人数的17%。那年的高考考场里，全国农村考生的比例是62%。一名教龄十五年的教师，发帖称“寒门难出贵子”，这个很让人痛心的帖子引起了各方的共鸣与反响。学生成绩与家庭条件成正比、清华北大等一线高

2、校中农村生的比例下降、中小学教育资源严重失衡，这些现象都和“寒门难出贵子”息息相关，值得认真解析。中国教育的地区差异、阶层差异最终导致了整个教育体系的严重失衡，是一个错综复杂的社会问题。涉及到整体的经济发展不平衡、城乡发展不平衡的因素，是教育体系本身难以克服的问题。但是，基础教育，即九年义务教育资源的严重不公，是最直接、最应予以重视的现实问题。基础教育资源的不公平，是最大的社会不公。许多孩子输在了起跑线上，这是多么残忍的事情。那么，是什么造成了这种不公平呢？核心问题是投入不足。虽然“九年义务教育”被宣布成

3、功很多年了，但是纸面上的成功与现实的差距有目共睹。农村学校的师资力量、教育设施、教育环境都处于严重的劣势，是公开的秘密。有的贫困山区孩子，每天走三四小时山路，除了背书包，还要背粮，中午半饥半饱吃一顿。这样的条件下，孩子的营养都无法保证，还谈何教育？有这样一种说法，越是贫困的地区，在教育投入上的份额越是不足。这种说法确切与否，我无从证实，但是从现有体制看这是完全有可能的。毫无疑问，当下的中国社会是一个政府主导型的社会，而且是政府独大的社会。政府对基础教育的重视程度，直接决定了教育投入的比重。从“政绩考核”角

4、度讲，无法切实量化的教育水平很难被纳入考核指标中。政府更热衷于招商引资、大兴土木的政绩，而非百年树人的教育工作。富庶地区资源更为充沛，在完成“政绩指标”、政府自身利益需求之余，尚有余力满足教育投入。而贫困地区本身的资源水平则限制了扩大教育投入的决心。再从地方利益看，贫困地区教育水平提高了，更多的优秀生源奔向了中心城市，确有替他人做嫁衣之嫌。富裕地区的人才培养，是可以为地方服务的，没有这方面的顾虑。而从社会结构看，人口贫困、分散、空巢化的地区，中产阶层、公民意识无从谈起，民间力量远不能富裕地区相比。因此，在

5、贫困地区，教育作为民间需求，就很容易被官方“忽视”。而富裕地区的信息技术条件、经济条件，扩大了中产阶层、市民阶层的话语权，能够与政府形成一定程度的博弈。以此三项为前提，贫困地区的教育投入是很成问题的，不要说扩大投入，甚至有限的教育经费被挤占挪用的问题也屡见不鲜。而更深层次的问题是，中国的义务教育体系权责不清、大而无当。中国的行政结构庞大，从中央到地方五级政府，从理论上讲都应负有办好义务教育的责任。但是“三个和尚没水喝”的问题凸显，贫困地区基础教育薄弱是多年常态，但是哪一级政府应对此负责呢？负多大责任？谁说

6、得清楚？《义务教育法》第五条规定“各级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应当履行本法规定的各项职责，保障适龄儿童、少年接受义务教育的权利”。第六条“国务院和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合理配置教育资源，促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改善薄弱学校的办学条件……”。第七条“义务教育实行国务院领导，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统筹规划实施，县级人民政府为主管理的体制。”这几条法律条文，只排除了乡级的义务教育责任，余下的皆以国务院始、县级政府终。到底谁负责，各级政府如何分工，根本搞不清楚。在经费投入方面也是如此，第四十四条“义务教育经费投入

7、实行国务院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根据职责共同负担，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负责统筹落实的体制。农村义务教育所需经费，由各级人民政府根据国务院的规定分项目、按比例分担。”　第四十五条“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在财政预算中将义务教育经费单列。县级人民政府编制预算，除向农村地区学校和薄弱学校倾斜外，应当均衡安排义务教育经费。”换而言之，涉及义务教育经费的，从中央到县的每一级政府都有相关责任。省级政府看似统筹落实的负责人，而县级政府又别有重要责任。这笔账怎么算，实在是让人看不清、也看不懂。看上去是国务院领衔的高度重视，实际

8、上是责任不明、比例不清的“家家有份”。实质上，这套制度设计的侧重点是维持形式上的中央集权，而非真正明确义务教育的分工职责，制造了直接责任人不明的混乱局面。故其罚则也属虚文——迄今为止，还未听到哪一级政府承担过违反《义务教育法》的法律责任。换而言之，即使是这套行政规制中，权、责的统一都很暧昧，更谈不上行政体制外的监督了。值得注意的是，义务教育的体制问题，本质上是政府任责意愿的体制问题，性质相当单纯。即使专制制度之乃至极权制度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