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年罗尔纲的一边倒吴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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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早年罗尔纲的“一边倒”吴冲罗尔纲早年的治太平天国史即以炉火纯青的考证见长，建国之后更将“旧考据方法”改造为“新考据方法”，为历久弥新的考据学添一异彩，终成享誉中外史林的考证大师。欲考察罗氏解放前后的史学，必须明了他的思想历程，才不至于陷于臆想和无端。正是由于“一边倒”，罗尔纲才由深受资产阶级客观主义影响的史家转变为马克思主义史家。日后罗氏蔚为太平天国研究的翘楚，此番转变无疑又成为其治史生涯中浓墨重彩的一笔。所谓“一边倒”有两个面相：一为思想，二为政治。首先探讨罗尔纲在思想上“一边倒”的前前后后。1946年罗尔纲从四川请病假回贵县，

2、在家疗养一年多仍然没有痊愈，于1948年4月间到南京中央医院去治疗。对中国的前途，大多数知识分子都感到黑夜即将过去，黎明就在眼前。在南京，罗尔纲从重逢的朋友们聚谈中，意识到中间路线“此路不通”，知识分子必须“一边倒”。（罗尔纲：《生涯六记》，贵州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79页。）稍加审视罗尔纲的生命史，就会发现所谓“一边倒”并不如是简单，而是别有几番曲折与隐情。经过青年期思想蜕变后，罗尔纲即出入于象牙塔与书斋之间，而进入胡家后又“中了胡适反动学术思想的毒”，竟变得“超政治超阶级”起来，不再“事事关心”了。加之罗尔纲从小养成宠辱不惊

3、的性格，一向不把颠沛流离、危急慌乱放在心上。以致他的朋友们禁不住要问：“他是不是个连国破家亡都不知道的书呆子呢？”（罗尔纲：《太平天国史》，中华书局1991年版，4页。）如此看来，“二十年不谈政治”的戒条，胡适屡屡因为按耐不住而犯戒，所以只能成为宣传家，罗尔纲才是实行家！则罗尔纲“中毒”不可谓不深矣！当然，罗尔纲还远未“冷酷到底”，在病榻，在防空洞，在笔尖纸上，他对国家民族仍是一腔热血，慷慨激昂，只是不易外露罢了。待到适当的机缘，政治扑面而来，走中间路线的罗尔纲避无可避，定然会左右摇摆。可是，罗尔纲何以向左转呢？除政治大气候之外，

4、师友们的影响也很重要。在大革命时代，在陈勉恕、陈培仁等烈士的感召下，在上海大学，罗尔纲也一度憧憬革命，对共产党自然也有几分好感。罗尔纲的好朋友吴晗、谷霁光、梁方仲、汤象龙皆是具有正义感，对国民党腐败统治不满的进步知识分子。可以举吴晗作例子。当时吴晗参加民主运动，罗尔纲经常为他的安全担心，曾向另别的友人说：“专家参加了革命，如果牺牲，岂不是国家的大损失吗？”。吴晗听后正色道：“你意思是想只望工农去革命，知识分子可以坐享革命的成果吗？”（原载一九五五年一月四日《光明日报》，后收入《胡适思想批判》第二辑，北京：三联书店1955年版，18

5、6页。）此言大大刺痛了罗尔纲多年麻木的心，他发觉自己竟然已经脱离人民。对中国将走向何方，他们之间曾反复讨论过，一致认定超政治超阶级的中间路线已经破产，“必须‘一边倒’到人民方面来。”另一方面，罗尔纲长年研究中国近代史，对中国革命史的曲折历程知之甚稔。洪秀全创建的太平天国半途而废，康有为发起的维新运动昙花一现，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满清帝制，仍然没有造成其“强盛独立之国”成为“东方巨人”的目的。只有在共产党领导下，中国革命才走向胜利，走向富强，千言万语只一句，“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彭大雍：《著名学者罗尔纲先生奉献录—

6、—贺罗老九十大寿和从事学术研究六十五周年》，《贵港市文史资料》第16辑《纪念太平天国起义一四0周年暨庆祝罗尔纲先生治史六五周年专辑》，62、63、64页。）正因为相信历史与人民的选择，罗尔纲才心安理得地在政治上“一边倒”向“左边”。1949年12月3日，贵县解放，罗尔纲赶去江边迎接人民解放军，“不由地淌下了热泪——二十多年来不曾流过的热泪”。贵县县长梁寂溪邀请罗尔纲加入贵县各界人民代表大会筹备工作。1950年春，贵县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召开，罗尔纲被选为代表，帮助政府开展征购粮食、支援军粮的工作。在那一刻，他终于感觉能够站在人民立场

7、，参加政治新生。从思想上“一边倒”到政治上“一边倒”，罗尔纲终于明白“实在是受了胡适的欺骗”，所谓超政治超阶级根本不存在！1950年回到南京社会科学研究所后，罗尔纲整天读马列主义著作，学习中央文件，渐渐懂得马克思主义理论联系实际的方法。“立场完全改变”的罗尔纲1953年当选南京市人大代表，1954年当选江苏省人大代表。1954年11月，罗尔纲在一篇报告中写道：“政治学习的目的是为了要更好为人民服务。我在南京市协商委员会这一年半来的学习，根本改变了我的灰色的人生观，把我在思想改造当中没有解决的问题解决了。我对政治开始热爱，对工作也提

8、高了热情”。（罗尔纲：《生涯六记》，贵州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81页。）思想改造后“对政治开始热爱”的罗尔纲，终于在1958年加入共产党，《人民日报》曾予以报道。既然罗尔纲在思想上“一边倒”向人民，在政治上“一边倒”向左边，则在治学上“一边倒”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