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与外交的双重收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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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革命与外交的双重收获　　摘要：《苏联对华政策：1917-1924年》一书主要阐述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至1924年间苏联对华政策的历史发展。该书认为，此期间苏联对华政策是革命与外交的双重政策，一方面，积极参与孙中山领导的中国革命，另一方面，获取在华权益；最后两种政策都取得了成功。　　关键词：艾伦?惠廷；对华政策；革命与外交　　中图分类号：D609.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2596（2014）03-0088-03　　艾伦?惠廷（Whiting，AllenSuess，1926―），哲学博士

2、，美国著名中国问题专家，20世纪60年代时是美国国务院高级官员，70年代初重返学术界，曾任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主席。《苏联对华政策：1917―1924年》一书是惠廷教授学术代表作之一。该书的学术思想产生于惠廷教授读博期间的一篇专题研讨作业，在其导师菲利普?莫斯利教授（PhillipEdwardMosley）的建议与指导下拓展成为他的研究苏联对华政策的博士论文，并于1954年作为哥伦比亚大学俄国研究中心苏联研究的丛书之一，以《苏联对华政策：1917―1924年》（SovietPoliciesinChi

3、na：1917―1924）为名，由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出版，1968年斯坦福大学出版社再版。此外，牛津大学出版社负责此书在英国、加拿大、印度与巴基斯坦的出版发行。《苏联对华政策：1917―1924年》这本书是惠廷教授的第一部学术著作。美国著名中国学家费正清教授与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中心主任林白教授（JohnM.H.Lindbeck）都为此书撰写了书评，对此书的评价都很高。　　惠廷教授此书详细论述了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至1924年苏联同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结成联盟期间的苏联对华政策的历史发展。在书中，惠廷

4、教授指出并描述了苏联对华政策由苏联三个掌权机构――共产国际（Comintern）、红色国际贸易联盟（Profinter）与苏联外交人民委员会（Narkomindel，1946年后改称苏联外交部）执行及如何执行的。由此，标题中的“Soviet―苏联”一词既指代负责开展外交活动的苏联外交人民委员会，也指代领导世界共产主义革命的共产国际。共产国际的分裂、红色国际贸易联盟和苏联外交人民委员会的利益与政策交叉重叠，最后在外交人民委员会的引导下，苏联的外部利益逐渐主导了其外交政策。“苏联国内革命派‘布尔什维克

5、’变成了领导世界共产主义革命的政治家”[1]。然而，苏联领导人对“社会主义祖国”利益的优先保护要多于对世界共产主义革命发展的关注。惠廷教授推翻了不少人认为的苏联是无私的这种观点，在史实档案的基础上作出如下结论：一旦苏俄在远东地区确定了自己的势力，1917年的计划和1919年的保证都将变成空谈。在中东铁路及蒙古问题上，维护苏联国土的利益比发展国际共产主义革命更重要，而且苏联执行着“从目的上来说是典型的帝国主义”政策，“因为他们寻求在某些公认的中国国土上建立苏俄政权”[2]。从利诱到威逼，苏联官员使用

6、了各种外交手段，演示了其犬儒主义的宣传口号和现实主义的政策。尽管共产国际与红色国际贸易联盟存在着理论局限性和反资本主义的态度，苏联还是参与到中国的革命潮流中，这也极大地促成了苏俄政策定位的发展并成为苏联领导人的最终目标。　　此外，此书标题中的“Policies―政策”一词用的是复数形式，因为惠廷教授认为此期间苏联的对华政策明显不只一项，而是有许多。惠廷教授认为，不是事实，而是人们的看法决定了政策，苏联20世纪初的国家结构并不是整体的，而是呈现出冲突和矛盾的局面，其根源是理论上的分歧和政治阴谋。惠廷

7、教授分析指出苏联在中国的行动是双线进行的，他说：“列宁与他的追随者着手于一个双重政策，组织外交和革命活动以便在远东地区塑造俄罗斯权力的新形式”[3]。因此，“苏联在中国的活动有两条线：革命和外交。有时两者分别进行，有时为了共同的目的，两者又共同前进，最后，在1924年，两者合二为一，使得苏俄在中国的革命中处于优势地位”[4]。在对苏联复杂的政治力量的活动及其后的动机的分析之后，惠廷教授得出最终结论：虽然有因派系斗争导致的冗长争论，但苏联既实现了对中东铁路、外蒙古的权利要求（中国在中东铁路管理上只占

8、次要地位，直到1952年12月中东铁路才结束中苏共管，完全由中国收回，归中国所有；1924年11月26日蒙古人民共和国成立，苏联在外蒙古拥有了一个完全亲苏的政府），又达成了苏联同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之间的联盟，确立了苏联在中国革命中的优越地位，因此，苏联的对华政策总体上是成功的[5]。　　惠廷教授此书的内容可以归纳为两部分：第一部分从对列宁关于中国的零散言论的分析开始，用图表形式说明列宁对西方工人运动与民族独立运动之间联系的观点，然后对共产国际大会的决定、内部分歧争端以及苏联领导人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