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志书的基本知识梅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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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地方志书的基本知识（梅森）第一讲地方志书的价值提要：历代统治阶级与新中国的党和国家领导人重视地方志；外国如何重视地方志；地方志首先存史，同时能为物质、精神、政治“三个文明”建设服务。一、历代封建统治阶级与学者重视地方志编纂地方志是中华民族的优良的文化传统。（一）封建统治阶级的重视唐太宗李世民曾说：“以铜为鉴可以正衣冠，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鉴可以知得失”。（“鉴”：镜、审察、儆戒和教训）古代官员认为：“治天下者以史为鉴，治郡国者以志为鉴。”古代，新官上任有“以志呈阅”的传统。唐代韩愈到岭南就借阅《韶州图经》，看后还题诗一首；“曲江山水闻来久，

2、恐不知名访信难，愿借图经将入界，亦逢佳处便开看。”（广东韶关，有曲江。韶州隋开皇九年公元589年置韶州）南宋朱熹到南康军（今江西永修、都昌、星子县）做官，“下车首以郡志为问。”方志有“鉴往知来”的作用，宋代真德秀说：“为此郡之吏者，不可无此书。”朝廷的重视。数千年来，由于地方志在便利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了解各地或当地自然资源、经济物产、行业产业、政治社会、文化文风、民俗民情并以此辅佐治国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因之历来受到中央和地方政府的重视，为此历代中央政府发布了许多修志的命令，其中封建朝廷35份（此外，民国政府11份），封建社会中央政府的修志命

3、令开创了官修志书的先河，确立了地方志在中国历史上的政治、文化地位，并初步建立和形成了中央对地方修志的监督管理和质量要求。中央政府发布最早的与修志有关的命令应该在西汉。封建时代中央政府的修志命令最详细具体的要算载于《清实录•世宗实录》中的雍正修志上谕，共400多字。（详见梅森《从历代中央政府的修志命令看<地方志工作条例>的继承与创新》《中国地方志》2006年第9期）。（二）封建社会学者对地方志的重视清代著名方志学家、江苏武进人（今常州市）李兆洛在《怀远县志》中说：“志者，志民生之休戚（欢乐与忧愁，即福与祸），志天下之命脉，志前世之盛衰以为法鉴也，志

4、异日之因革以为呼吁也。”章学诚还认为“志书，下为谱牒持平，上为部府征信，实国史之要删也。¼¼今天下计，既始于州县，则史事责成，亦当始于州县志乘。”（章学诚《立志科议》）章学诚：“方志能补史之缺，参史之错，详史之略，续史之无。”（《修湖北通志》驳陈熷仪）明清之际著名思想家、史学家、学者顾炎武（江苏昆山千灯镇人）正是从“鉴往知来”出发，搜集、整理大量资料著就了《天下郡国利病书》。（“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二、新中国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对地方志的重视（一）三代党和国家领导人都重视地方志。毛泽东同志在井冈山的时候就借志书，研究当地民风，指挥打仗。1958年成

5、都会议上毛泽东提倡领导干部要看地方志。同年8月周总理指示：“要系统整理县志，古为今用。”陈云同志生前先后为《青浦县志》、《沈阳市志》等8部志书和《中国地方志》杂志题写书名和刊名。（在陈云诞生100周年纪念时，撰文在《文汇报》、《中国地方志》：“陈云与社会主义地方志事业”）江泽民同志在上海工作期间，1987年5月26日在上海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成立大会上说：“编纂社会主义新方志是两个文明建设的组成部分，是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系统工程，是承上启下、继往开来、服务当代有益后世的千秋大业。”（讲话15周年时，经中央有关部门同意于2002年第五期《中国地方志》

6、公开发表，同期发表了“尙志”文章“指导地方志工作的重要文献”）各地方领导对地方志书的重视。回良玉同志在安徽亲自担任地方志编纂委员会主任，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向全体人民代表承诺地方志的完成。习近平同志到上海后不到1月，要上海市委办公厅通知地方志办公室要上海志书。（二）新中国中央关于编纂地方志书的规定与政令。建国后9份（包括《地方志工作条例》）。随着上世纪80年代以来大规模的地方志编纂取得了与世瞩目的成就，地方志工作的制度建设也不断加强和完善。随着首轮修志的成就，和第二轮地方志编纂的启动，2006年5月国务院《地方志工作条例》颁布，标志新中国地方志工作经

7、过了一个从行政指导到政府法规建设的发展历程，标志着依靠地方党委、政府重视修志转为依法修志。三、外国重视中国的地方志德国、瑞典、美国、日本等汉学研究比较发达的国家，都重视收集研究地方志。柴泽民大使到美国犹他州图书馆，人家送他《闻喜县志》和《柴氏宗谱》。欧洲许多图书馆收有中国的地方志。日本篷佐文库有中国的孤本，如《泰昌元年全椒县志》。现在世界各国的图书馆都通过中国的图书进出口公司收集中国的新方志，以了解中国的国情、地情。如美国国会图书馆也收大批新方志。四、编纂地方志的社会价值和在“三个文明”建设中的作用“治天下者以史为鉴，治郡国者以志为鉴”。也就是古

8、代人对国史与地方志的功能分工。中国文明与古希腊、古罗马、古巴比伦古文明最大的不同是“书同文”，因之中华民族的历史通过统一的文字（史、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