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国企应当如何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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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国国企应当如何存在　　回看中国历史会发现，我们这个国家其实是“国有企业的故乡”。自公元前7世纪“管仲变法”以来，政府就开始对重要资源实行专营，到汉武帝晚期，民间对国营政策的质疑就不绝于耳，在公元前81年，朝廷专门召开盐铁会议讨论国有经济的存废，60多位来自全国各地的儒生激烈地反对国营化政策，他们提出的理由到今天看来仍然存在，比如，国有垄断“与民争利”，造成官商勾结，物价沸腾，民间经济萧条；再如，国营企业生产和经营存在重大弊端，其商品要么不适民用，要么质量恶劣，各级官吏则强买强卖；又如，不可避免地出现了权贵经济，形成了一个背靠政权，

2、以国营为名，通过特权而攫取庞大利益的经济集团。可是，儒生们无法回答为国有经济辩护的桑弘羊提出的疑问：中国是一个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制国家，如果不执行国营化政策，战争的开支从哪里出？国家的财政从哪里得？地方割据的景象如何化解？而这三项不正是治国者必须面对和解决的最重要课题吗？　　这是历史上非常著名的“桑弘羊之问”，两千年无解，迄今仍亟待回答。自汉以后的历代政府从来没有一个有勇气消灭国有经济体系。1998年之后，国有企业通过资源垄断实现暴利的过程，其实是一次并不陌生的“历史性回归”。在没有寻找到更好的国家治理模式之前，对于以“大一统”为治理

3、目标的中国来说，国有经济的全面瓦解是不可思议的。C·E·林德布洛姆在《政治与市场：世界的政治-经济制度》一书中曾揭示说，政治权力制度在更宏观的层面上为经济运行规定了一种基本环境，形成了所谓的“统率性规则”。中国的国有企业问题，正是这一规则的生动体现。　　也正因此，近三十多年来，以政策探研为目标的经济学家大多对国企的“存废”持非常谨慎的态度。一般而言，国企改革的破局集中于两个层面。　　第一个层面是打破垄断，营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是为自由化问题。　　本轮经济改革在前二十年，基本上是朝着这一方向推进的。在1995年的中共十四届五中全会通

4、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中，国有企业改革的思路是“抓大放小”，实施国退民进的改革战略。可惜的是，1998年之后，国企改革的战略发生变化，国有资本从纺织、家电、食品等一百多个竞争性领域中次第退出的同时，转而在资源、能源、重化等所谓战略性部门形成了主导和垄断的地位，这些领域中的国有资产进行了大规模的重组。在当年，这一策略仍然被视为“国退民进”，此所谓“退”，并非指国有经济退出产业领域，而是退缩到产业的上游地带，以形成寡头或多寡头经营的优势。到2003年初，以国资委成立为标志，中央企

5、业及省级大型企业脱胎换骨，盘踞于产业上游，与中下游的民营经济集团构成为楚河汉界的对峙之势，2004年对钢铁、电解铝产业的整顿以及2008年的“四万亿计划”的“国进民退”运动，便发生在这样的格局之下。　　所以，国企改革的首要课题是破除垄断，给予民间一个同台竞技的环境。当今的国企集团实力强大，已可以“以一敌十万”，绝非当年的“刘阿斗”。应自信地拆除“护城河”，允许公平之竞争。　　第二个层面是国有经济的治理及分配，如何管理及分享其庞大的利益所得。　　国有企业的管理体制改革是本轮改革开放的第一场战役，在1978年底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中央就

6、提出“现在我国经济管理体制的一个严重缺点是权力过于集中，应该有领导地大胆下放，让地方和工农业企业在国家统一计划的指导下有更多的经营管理自主权。”基于这一共识，国务院对大型国企率先实施扩大企业自主权的试验。在整个1980年代，国有企业经营层与上级婆婆的关系、与政府的关系、与党组织的关系，企业内部厂长与书记“谁说了算”的讨论等等，无不围绕着管理制度的变革，进入1990年代，现代企业制度的建设更是在制度上将这一改革往前推进。然而，到今天，我们再来观察，强大的中央企业及省级大型企业却越来越变成“政府型企业”，董事会制度形同虚设，央企的干部任

7、命居然是由国资委及党的组织部联合宣布，企业创造的利润也绝大部分留存为部门利益，所谓“全民企业”实质已蜕变为“政府企业”及集团利益。　　因此，与其纠结于国有企业的“存废”，倒不如研究如何改进国企的现行管理制度，以及分享其利益所得，改革的任务可被分解为三个方面：　　第一，“政、党、企三分开”，改变现有的国资委与党的组织部双重直接管理的模式，政府以出资人的身份行使权职，将企业决策、经营权还给董事会和管理层；　　第二，“全民企业全民分享”，将大部分国有企业的资本注入社保基金池，以转移支付的方式成为全社会的福利；　　第三，改变120家中央企业

8、的权益分配模式，地方政府通过税收留成和利润分享的方式参与利益分配，同时将这部分所得定向投入于社会保障和公共设施的建设及维持。　　早在1948年，在中国游历长达十六年之久的美国学者费正清完成了《美国与中国》一书，这是第一部以比较研究的办